政府补贴在企业创新过程的信号传递效应分析——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政府补贴传递了国家重点发展产业的战略方向和政府政策倾向的信号,是促进新兴产业自主创新的主要工具。采用2009~201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构造包括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投资函数、融资函数、生产函数的循环结构联立方程模型,对政府补贴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信号传递机制和作用效果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在企业创新过程中起到明显的信号传递效应,长期来看其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呈倒U型关系;该信号有助于债务融资和风险投资的增加,缓解融资约束;创新能力强、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是投资者重点关注对象;小而新、国有控股的企业接收补贴信号后相对更重视创新投入;经济绩效的提高有助于增加创新投入和债务融资,却抑制风险投资的增加。     

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位演化的影响因素及路径选择

利用进化博弈理论从生态位演化角度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以及在不同外部环境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最佳行动策略。采用Matlab软件对博弈推导结果仿真模拟,并结合光伏产业的实例说明技术创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位演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创新成本、政府补贴、预期收益率以及扩张所获得的额外收益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位演化的决定因素。研究深化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位影响因素的理解,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具有重要的政策启发。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补贴政策创新研究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是解决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的重要方式.目前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补贴政策主要集中在需求侧,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调整补贴政策,有利于促进汽车产业结构调整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本文考虑将国家财政补贴调整为向企业提供,并设计产业内补贴,两种补贴同时实施。研究结果发现,将补贴调整为向生产企业提供,也能起到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促进作用;两种补贴同时采用,一方面可以激励传统汽车制造企业加大新能源汽车领域投入,促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可以激励新进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加大投入,从而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另外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行业内补贴会逐渐消失,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生态链协同运作研究

考虑政府、核心企业、配套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生态链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决策行为,借助演化博弈及数值仿真分析各方策略选择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企业生态链协同运作的影响.结果 表明:核心企业及配套企业对违约惩罚力度的敏感度不同,政府专项补贴可有效激发核心企业参与集群企业生态链协同运作的积极性;如何分配并合理接受政府引导和...     

地方政府研发补贴的区域竞争

通过构建中央政府干预的地方政府研发补贴区域竞争模型,运用空间面板方法基于中国31个省级地区2009-2015年的数据,分析地方政府在企业研发补贴上的区域竞争模式.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研发补贴呈现负的空间效应,地方政府采取相互替代的竞争策略,财政分权度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有企业所从事的基础性、全局性研发活动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研发补贴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地方政府在国有企业研发补贴上的竞争实质上是对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竞争.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补贴则呈现正的空间效应,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和留住以市场为导向、流动性强的非国有创新企业采取相互模仿的竞争策略.研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地方政府区域竞争会根据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竞争的对象向创新要素转移,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以及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与政府合作策略研究

本文应用微分对策理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与政府的合作策略及成本分担问题.构建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基于Hamilton-Jacobi-Bellman方程分别求得非合作模式、政府扶持模式、协同合作模式三种情形下的最优努力策略、产业技术水平和最优收益.比较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与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与效益影响系数、技术水平影响系数正相关,与成本系数负相关;从产业技术水平和综合效益的角度看,协同合作模式优于非合作模式和政府扶持模式.同时,本文量化分析了政企努力程度和产业技术水平,与效益分配比例和政府补贴比例的关系.补贴因子作为一种有效的调节机制,能够促使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带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债务融资成本的中介作用和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导未来科技和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对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以2010年开始实施的关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9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倍差法(PSM-DID)检验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影响机制来看,产业政策可以通过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同时,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正向调节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且对产业政策有效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最优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

考虑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实际情况,研究了存在R&D投资、政府补贴和国内外企业产品差异等非对称因素的情况下,国内企业的对策及政府产业政策.主要结论为技术创新较大时,政府给予补贴;技术创新较小时,补贴会减少以至于征税.而且企业研发投资越多,技术创新越大,政府给予的补贴就会越多.另外,政府将在R&D投资成本足够高时介入市场,提供出口补贴.     

基于网络嵌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熊彼特式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基于双元创新结构刻画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企业技术创新的微观行为,平衡战略性新兴产业探索式和开发式创新双元性,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的新熊彼特创新发展通道;并将研发合作网络结构拓展至"关系-结构-位置"3种嵌入模式,采用计算机仿真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深入研究网络嵌入模式选择对双元创新偏好下研发合作网络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环境复杂性和波动性特征在上述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考虑到地理位置的邻近性,无论是开发式还是探索式创新偏好研发合作网络,位置嵌入模式总是最有利于其长期创新绩效的提升,而环境波动性和复杂性特征对创新绩效产出具有短期调节作用,且在一定程度决定结构嵌入模式更有助于增强开发式创新偏好研发合作网络的短期绩效,而位置嵌入则更有助于提升探索式创新偏好研发合作网络的短期绩效。     

伯川德竞争下的混合寡头研发投入

在考虑国外企业的进入和政府研发补贴的情形下,建立生产差异化产品企业的混合寡头博弈模型,将国内企业分为公有和私有两种情形,分别得出在伯川德竞争情形下产量、研发投入以及社会福利的均衡解,并分析了私有化,研发补贴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存在国外企业竞争且国外企业的生产效率偏高时,政府最优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能力和产品差异都相关;企业私有化会降低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研发补贴的激励会使私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增加。     

基于排放权交易与减排研发补贴的政企减排微分博弈模型

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背景，运用微分博弈理论研究了政府与其所辖多个工业企业之间的Stackelberg减排博弈问题，同时还考察了两个地区进行合作减排对政府及企业的策略影响情况。其中，工业企业在生产排放的同时还进行减排技术研发，政府则对企业研发提供补贴。此外，政府对公共资源部分也进行投入，从而实现一定的减排量。通过构造汉密尔顿-雅可比-贝尔曼方程，运用最优控制理论，分析了地区间减排合作与不合作情况下政府对所辖企业的动态补贴策略、自身减排投入策略以及企业的生产及研发策略。通过研究发现，地区间的减排合作使得均衡状态下政府对企业研发补贴量升高，对公共资源减排投入增加，企业自身的减排研发投入也随之增加，从而使得各地区的实际排放量降低。最后，通过算例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验证了模型结论的有效性，从而为政府间的减排合作以及企业制定生产及减排技术研发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供应链企业间产品创新合作下的政府补贴策略

针对供应链产品创新合作的政府补贴问题,分别构建了在纳什博弈、斯坦克尔伯格博弈以及合作博弈三种不同的博弈关系下,政府对制造商和供应商合作研发投入进行补贴的博弈模型.分别分析了企业的最优研发投入和政府的最优补贴,并进一步分析了政府补贴行为和企业选择合作行为之间的互动博弈.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提供的补贴和企业的利润在企业合作博弈下最低,斯坦克尔伯格博弈下次之,纳什博弈下最高.同时,在政府选择补贴策略和供应链企业选择合作行为的博弈中,在企业能够自主选择合作行为的条件下,政府的最优策略是不实行补贴.     

基于网络嵌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熊彼特式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基于双元创新结构刻画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企业技术创新的微观行为，平衡战略性新兴产业探索式和开发式创新双元性，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的新熊彼特创新发展通道；并将研发合作网络结构拓展至“关系-结构-位置”3种嵌入模式，采用计算机仿真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深入研究网络嵌入模式选择对双元创新偏好下研发合作网络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环境复杂性和波动性特征在上述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考虑到地理位置的邻近性，无论是开发式还是探索式创新偏好研发合作网络，位置嵌入模式总是最有利于其长期创新绩效的提升，而环境波动性和复杂性特征对创新绩效产出具有短期调节作用，且在一定程度决定结构嵌入模式更有助于增强开发式创新偏好研发合作网络的短期绩效，而位置嵌入则更有助于提升探索式创新偏好研发合作网络的短期绩效。     

社会福利视角下的产业链研发政府补贴方式

通过构建下游企业进行产品研发情况下的上下游企业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了政府产量补贴政策、研发投入补贴政策对均衡态下社会福利和上下游企业利润的影响,以及研发补贴政策实施的条件。结果表明:(1)当下游企业产品研发难度系数r3/(4b)时,政府不需要投入研发补贴;(2)当r3/(4b)时,政府实施研发投入补贴政策能够增大社会福利,并增大上下游企业的利润;(3)当r1/b时,政府实施产量补贴政策比研发投入补贴政策能够实现更大的社会福利,并使上下游企业的利润大幅提高。     

高管过度自信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基于企业金融化视角

创新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是引领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本文基于2007–2019年非金融类沪深A股上市公司,研究了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结合企业金融化视角展开分析.研究发现,高管过度自信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企业金融化加剧了此效应.进一步区分企业的异质性,本文发现在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低透明度企业中,企业“脱实向虚”对高管过度自信与创新投入抑制关系的增强效应更为明显.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研究结论依然稳健成立.研究结果表明,过度自信的企业高管更倾向于投资风险高、收益快的金融资产,从而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抑制了企业创新.本文研究结论能够应用于上市公司治理实践,深化对高管特征与企业创新选择关系的理解,有助于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促进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的政府低碳引导政策研究——以汽车发动机再制造为例

以我国典型再制造——汽车发动机再制造为例, 从促进资源再利用视角出发, 针对碳税、补贴等不同政府政策情景, 建立了不同政策约束下汽车零部件制造/再制造技术选择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通过仿真分析, 剖析了环境政策对企业制造/再制造生产决策的影响力度和影响效果. 研究结果表明: 为引导和促进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选择低碳再制造技术, 促进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的低碳可持续发展, 需要加强外部政府引导政策的制定. 其中, 碳税约束和补贴激励的政策组合, 能较好引导企业选择低碳再制造技术, 提升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的碳减排效益和经济效益. 但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面临的市场还极不成熟, 政府还需要加强市场消费者认可度培育和回收市场的规范, 以促进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及其组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

利用2008~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借助倾向得分匹配模型,通过研究设计剔除混杂因素,从融资约束视角探讨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及其组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显示,剔除混杂因素与不剔除混杂因素的结果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表明混杂因素的存在会导致研究结果有偏。剔除混杂因素后发现：当企业没有面临融资约束时,研发补贴或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促进作用;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研发补贴或税收优惠的创新促进作用难以有效发挥。但是当两种政策组合使用时,无论企业是否面临融资约束,政策组合均能显著促进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因此,政策组合相比单项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更显著、稳定。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而且对于中国相关政策组合的制定有重要借鉴意义。     

环保约谈与地方政府环保激励政策:基于企业政府补贴获取的视角

环保约谈政策作为环保监管和政策执行的创新手段,会对地方政府环保政策与企业环保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以环保约谈作为准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PSM-DID),考察环保约谈对被约谈地方企业政府补贴获取的影响,探究环保约谈是否促使地方政府采取政府补贴激励政策,以强化地方企业环境治理.研究发现,环保约谈使得被约谈...     

政府补贴下复杂产品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的信号博弈

为提升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发挥政府补贴的杠杆作用,在政府研发补贴下,构建了供应链与政府补贴的复杂产品共性技术协同研发信号博弈模型,并对双方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供应链与政府复杂产品共性技术协同研发博弈出现完全失灵、部分成功及完全成功3种完美贝叶斯均衡,且均衡主要受到伪装成本和风险成本的影响,从而实现完全成功的博弈均衡关键是提高供应链作假的伪装成本和风险成本。根据研究结论,从建立告知与承诺制度、完善补贴审批与支付机制及加大抽查与作假惩罚力度3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最后,提出研究不足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面向企业绿色创新的政府R&D补贴契约设计

企业的逆向选择行为极大地削弱了政府R&D补贴的效率，因此，合理设计政府R&D补贴激励契约显得尤为重要。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基于Kuhn-Tucker条件研究了政府如何设计面向企业绿色创新的R&D补贴激励契约。研究表明：在无监督情境下，政府应允许高技术企业获取信息租金，但这将扭曲低技术企业的绿色创新；政府将通过对高技术类型企业实施高补贴，以及对低技术类型企业的降低补贴以激励高技术类型的企业承担更多的绿色创新责任。有监督情境下，严格的监督和适当的罚金对政府R&D补贴效率的提升具有严格的正向意义。针对企业的异质性绿色创新能力，政府应灵活和多样化的设计R&D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