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电子企业生产者责任制实施的激励机制设计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EPR)的实施中,政府环境监管部门和电子生产企业是委托代理关系.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政府对多家电子生产企业参与的激励问题,考虑电子生产企业实施生产者责任制的内在动力,设计激励电子生产企业参加该制度的最优合同,建立政府期望收益最大化的优化模型,并对对称信息与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均衡解以及影响成本的因素进行分析.     

基于不同减排技术的排污权交易二级市场拍卖机制设计

引入企业污染排放、污染削减、生产投入等行为，考虑多单位排污权需求，并将减排技术细分为清洁工艺和末端治理技术两类，构建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多物品拍卖模型，研究排污企业采用末端和清洁工艺两类减排技术时的最优多物品拍卖机制选择及其差异，并进一步比较了最优多物品拍卖机制和现有单物品拍卖机制的效率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当排污企业采用末端减排技术，统一价格拍卖下的卖方收益小于歧视价格拍卖下的卖方收益，最优拍卖机制为歧视价格拍卖；当排污企业采用清洁工艺减排技术，统一价格拍卖下的卖方收益大于歧视价格拍卖下的卖方收益，最优拍卖机制为统一价格拍卖。无论采用哪种减排技术，排污权交易中使用多物品拍卖机制的效率总是高于现有的单物品拍卖机制。     

基于排放权交易与减排研发补贴的政企减排微分博弈模型

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背景，运用微分博弈理论研究了政府与其所辖多个工业企业之间的Stackelberg减排博弈问题，同时还考察了两个地区进行合作减排对政府及企业的策略影响情况。其中，工业企业在生产排放的同时还进行减排技术研发，政府则对企业研发提供补贴。此外，政府对公共资源部分也进行投入，从而实现一定的减排量。通过构造汉密尔顿-雅可比-贝尔曼方程，运用最优控制理论，分析了地区间减排合作与不合作情况下政府对所辖企业的动态补贴策略、自身减排投入策略以及企业的生产及研发策略。通过研究发现，地区间的减排合作使得均衡状态下政府对企业研发补贴量升高，对公共资源减排投入增加，企业自身的减排研发投入也随之增加，从而使得各地区的实际排放量降低。最后，通过算例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验证了模型结论的有效性，从而为政府间的减排合作以及企业制定生产及减排技术研发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环境政策工具比较: 基于企业减排的视角

论文采用企业最优规划模型, 通过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了污染税、 可交易污染许可、污染排放标准和减排补贴对企业减排行为的影响、对企业技术更新的激励效果、对污染排放总量的控制和政策实施成本. 研究表明: 减排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减排的技术能力和环境政策的严厉程度; 污染谎报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环境政策的严厉程度和政府监管力度,而与减排的技术能力无关; 在技术更新的激励效果方面, 完全遵守的污染排放标准是最优的、其次是不完全遵守的污染排放标准、再次是污染税和减排补贴、可交易污染许可效果最差; 在污染排放总量控制方面, 若企业存在技术改进可能, 污染税、减排补贴和污染排放标准可以达到相同的政策效果, 可交易污染许可的效果最差, 若企业保持现有技术水平不变, 则污染税、可交易污染许可、减排补贴和污染排放标准可以达到相同的政策效果; 在政策实施成本方面, 污染税、减排补贴和污染排放标准具有相同的实施成本, 可交易污染许可的实施成本最低.     

基于转移支付契约的供应商与制造商联合减排北大核心CSCDCSSCI

考虑产品生产过程中碳减排对需求的影响,将碳交易和碳排放约束融入企业利润函数,研究供应商与制造商势之间的减排博弈;探索制造商通过为供应商提供转移支付进行联合减排,实现产品碳足迹的减少和利润的提高,并进行数值分析。研究表明:转移支付能有效激励供应商提高减排量,制造商为供应商提供的最优转移支付系数与双方的减排成本系数无关;无论是否进行联合减排,制造商都可以通过提高本企业的减排量引导供应商提高减排量;提高转移支付系数能激励供应商提高减排量;联合减排实现了产品碳足迹的优化和利润的P aret o改进。     

基于政企委托代理关系的应急设备储备系统激励模型

为了减轻突发事故引起的社会危害，政府明确规定生产经营性单位一定要做好应急设备的储备工作。但在实际情况下，政企追求目标并不一致，政府对企业努力水平也不能做到全面监测，使得企业很容易产生违规操作或投机行为，造成企业努力水平降低，在突发事故发生时很难保障充足的应急设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政企利益博弈，构建了应急设备储备系统激励模型。根据政府补贴有无约束条件，求解了政府最优奖惩系数与激励系数、企业最优努力水平以及双方的收益。进一步，采用数值算例与敏感性分析验证了该模型的有效性，讨论了若干重要外生变量对政企最优决策策略与双方收益的影响，进而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管理启示。     

基于激励理论的政府与逆向供应链系统协调机制

针对一个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并存的逆向供应链系统,利用博弈论和激励理论,分别研究了对称信息和不对称信息下政府和制造商线性契约设计过程,分析了各激励因素对契约的影响,并通过数值仿真探讨了各参数变化对政府、制造商和回收商期望收益的影响.研究表明:委托方设计合理的激励契约能有效甄别代理方的信息,促进企业努力水平,提高政府和企业的期望收益.     

复杂产品外购系统关键特性的质量事前控制策略

探索一套基于质量合同的外购产品质量事前控制方法，以辅助复杂产品主制造商管理外购产品的质量。通过在采购合同中设计奖惩策略，在不对称质量信息下诱使供应商自发地保证其产品的关键特性具备最优质量水平，最大限度地提升供应链质量收益并消除私有质量信息的不良影响。针对某商用飞机公司和某航空发动机公司的质量合作开展案例研究，验证上述模型和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为复杂产品质量控制问题提供了一类崭新的研究思路和解决方法。     

碳交易下考虑产业共生的制造商减排行为演化博弈分析

在能源低碳化转型和工业绿色发展的双重压力下，制造商可以通过产业共生利用废弃物替代原材料进行清洁生产，实现节能减排。基于此，本文建立了碳交易下制造商群体在竞争市场中的双方对称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其生产决策和减排行为演化稳定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制造商双方采取不同策略时，实施碳减排的一方相较于另一方，可获得更多的利润；双方采取相同策略时，在一定条件下，实施碳减排获得的利润大于不实施碳减排策略。(2)制造商群体演化博弈显示，当制造商群体初始状态处在边界点时，其演化稳定策略保持不变；当初始状态处在内点时，其最终状态为：一定条件下大部分制造商选择碳减排策略。(3)过高的碳交易价格会使不实施碳减排的制造商的利润随着实施碳减排的制造商减排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因此，政府需考虑市场竞争合理设定碳交易价格，以有效推动制造商通过产业共生实施碳减排。(4)实际生产中，本文建议制造商通过联盟合作、提升降碳生产技术等多种手段，降低废弃物减排成本和产品含碳率；对于政府而言，可以考虑在碳交易市场机制之外采取混合征税或者补贴等其他规制措施，进一步推动制造商实施碳减排，促进产业共生的形成。     

政府补贴下供应链合作减排与促销的动态优化

在低碳背景下，针对低碳供应链减排、促销以及政府补贴策略问题，构建政府参与下由制造商和零售商构成的供应链微分博弈模型。将产品减排量和商誉作为状态变量，且考虑产品减排量和商誉同时影响需求下，分析不同决策下政府和供应链的反馈均衡策略，进一步结合算例进行讨论分析。研究发现：无政府补贴时，在一定条件下，成本分担契约可以实现制造商和零售商利润的Pareto改善，且提升了产品减排量、商誉以及需求；有政府补贴时，3种决策下制造商的最优减排努力、零售商的最优促销努力以及政府最优补贴系数均与时间无关；政府对供应链成员的补贴大小跟博弈结构以及地位都有关；政府补贴对供应链成员企业的利润分配起到了良好的调节作用。     

非对称过度自信水平下的激励机制研究

针对理性的委托人和过度自信的代理人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在考虑道德风险和代理人过度自信水平为其私有信息情况下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最优激励机制设计问题.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为委托人制定契约来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并甄别其过度自信水平.进而分析契约并与过度自信水平为双方共同知识的情形比较.结果表明,当委托人不了解代理人的过度自信水平时,委托人期望收益下降,拥有私有信息的代理人的努力程度降低收益却增加.研究结果体现了信息的价值,对如何设计契约并提高激励效率有重要意义.     

强制减排机制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

强制减排机制是一种实现碳减排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建立强制减排机制下企业生产的优化模型,说明企业存在突破强制减排政策的动机进行超额排放和政府加强减排监督管理的必要性,进而建立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碳减排博弈,并根据该博弈的纳什均衡特性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提高强制减排政策的效率。     

服务质量不可观测下的云外包激励机制

客户企业实施云外包时,面临着服务质量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针对在"一对多"的云外包服务模式下,因云服务提供商(CSP)服务质量不可观测所引发的共同代理问题,以客户企业期望收入最大化为目标,分别在客户企业合作及不合作情况下,设计外包合同以激励CSP付出最优的服务质量水平,并对两种情况下的合同激励效果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当客户企业之间合作时,收益共享系数由服务质量对产出的影响系数、风险规避度、产出方差和成本效率参数所决定;当不合作时,具有先动优势的客户企业不会向CSP支付固定服务报酬;客户企业之间合作时的合同激励效果要优于不合作时的激励效果。     

不对称信息下对异质销售商激励及产品定价

在制造商通过雇用销售商销售单产品的市场背景下,分析了当制造商面临销售商有关于销售能力的私有信息时,制造商如何制订产品销售价格并设定激励合同的问题.模型中,制造商通过制定一系列的目标销售量和相应的销售价格供销售商进行选择,在销售商选择某一目标销售量后,制造商了解到销售商的真实销售能力,找到了这一系列的最优目标销售量以及相应产品的最优销售价格.研究还发现,由于制造商制定决策前与销售商之间存在不对称信息,制造商需要付出一定的信息成本才能获得销售商的私有信息.同时,制造商通过合理的定价以尽可能地少付出信息成本.     

考虑声誉效应的应急物资储备系统动态激励模型

突发灾害发生后,应急物资需求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充足的应急物资对于保障灾后救援效果以及减少经济损失具有重要作用。通常情况下,政府在灾前委托一个或多家企业储备应急物资,一旦突发灾害发生,立即调拨所需物资至受灾区。但在实际情况下,由于政企合作契约的不完备及政企目标的差异与信息的不对称,企业很容易出现偷懒、消极怠工等道德风险,突发灾害发生时很难保障充足可用的应急物资。为此,在政企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上,引入声誉效应机制到政府和两个企业组成的应急物资储备系统,构建了考虑声誉效应的应急物资储备系统动态激励模型,求解了政企多期合作下政府最优奖惩系数和企业最优努力水平,给出了声誉效应机制发挥长期激励作用的条件。与不考虑声誉效应的应急物资储备系统激励模型相比,在一定条件下考虑声誉效应的应急物资储备系统动态激励模型可以提高企业努力水平,实现了供应链系统成员收益帕累托改善,降低了企业出现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有利于维护政企之间长久稳定的合作关系。     

企业家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模型研究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企业家之间存在利益的不一致问题 ,企业家既存在生产性努力 ,也存在分配性努力 ,委托人设计最优激励合同时必须根据比较利益 ,努力使企业家的生产性努力最大 ,分配性努力最小 .又由于存在委托人与企业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因而委托人欲通过加大监督力度促使企业家增加生产性努力的目的往往因较大的监督成本而难以实现 .而一味增加对企业家的激励水平 ,又会造成较小的激励成本 ,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为此 ,本文设计了一个模型 ,研究了委托人的激励收益与激励成本的关系 .根据这一模型 ,既能使企业家生产性努力最大化 ,又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委托人的激励成本 ,达到收益与成本的均衡 ,并给出了求解均衡点的数理方法 .     

环境政策混合治理框架下的企业减排行为

本文以碳排放交易、碳税、碳减排补贴三种环境政策为基础,构建了一种混合治理框架,以期探讨环境规制命令型政策与市场型政策相互影响下的激励效果。通过建立政府和减排企业间的三阶段博弈模型,给出了在混合治理框架下,企业减排技术投资、碳排放权拍卖、产量决策与三种环境规制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显示:一是当碳减排补贴与碳排放交易混合使用时,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存在增强了碳减排补贴环境政策对减排企业的激励程度;二是碳税和碳排放交易的混合使用使得政府在确定碳排放权的最终出清价格时需要考虑碳税率的影响,比传统碳排放权拍卖市场的出清价格要低;三是政府制定的碳排放权总量不能过低,否则混合治理框架将失效。     

基于不同减排技术的排污权交易二级市场拍卖机制设计

引入企业污染排放、污染削减、生产投入等行为,考虑多单位排污权需求,并将减排技术细分为清洁工艺和末端治理技术两类,构建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多物品拍卖模型,研究排污企业采用末端和清洁工艺两类减排技术时的最优多物品拍卖机制选择及其差异,并进一步比较了最优多物品拍卖机制和现有单物品拍卖机制的效率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当排污企业采用末端减排技术,统一价格拍卖下的卖方收益小于歧视价格拍卖下的卖方收益,最优拍卖机制为歧视价格拍卖;当排污企业采用清洁工艺减排技术,统一价格拍卖下的卖方收益大于歧视价格拍卖下的卖方收益,最优拍卖机制为统一价格拍卖。无论采用哪种减排技术,排污权交易中使用多物品拍卖机制的效率总是高于现有的单物品拍卖机制。     

市场需求不确定情况下的供应链合作竞争机制设计

供应链的合作竞争已经成为企业战略的首要选择.本文主要研究两条供应链之间信息不对称时的供应链合作竞争问题,采用博弈论的规范方法研究上游企业以合同菜单形式提供的信息甄别模型,试图得到两条供应链上的企业的最优策略,并由此分析不同类型的合同菜单的经济效率.建立了一个包含两条相互竞争的供应链的信息甄别模型用于研究链间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的信息共享与机制设计,然后讨论了在供应链内信息共享而供应链间信息不共享的情形下的优化合同设计.     

电子废弃物源头污染治理的激励与监督北大核心CSSCI

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强对电子产品生产商潜在收益的影响,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了政府对电子产品生产商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引入政府对电子产品生产商的监督和惩罚函数,设计了一个包括政府监督、激励在内的最优激励合同,建立了政府期望收益最大化的优化模型。通过比较分析潜在收益和监督机制发生作用的效度,得出:消费者对绿色产品偏好增加的潜在收益是电子产品生产商参与电子废弃物源头污染治理的内在动力;政府的功能不仅是通过激励、监督引导电子产品生产商进行电子废弃物源头污染治理,还应发挥消费者的监督作用;但奖惩力度设计不合理会产生"鞭打快牛"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