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创投双方潜在努力的最优融资契约研究

创业企业普遍存在着资金短缺的问题, 创业投资则有效解决了创业企业的融资困难. 一旦投资者进入到创业活动中, 项目要想成功就需要企业家和投资者付出一定的努力. 此时投资者需要最优的融资契约, 以此激励企业家付出高水平的努力, 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 本文在努力水平事先隐藏且无法核实的前提下,通过建立一个两阶段的融资模型, 得到了两份优化的融资契约. 论文进一步表明, 企业家努力的边际成本与投资预期净现值的相对大小是进行融资契约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 即当投资预期净现值相对于努力成本较小时, 不存在可行的契约; 当投资预期净现值相对于努力成本较大时, 最优融资契约将以两种形式出现: 不论第一期的利润额多少, 第二阶段再融资概率都接近于1的(FC1)和根据第一期的利润额确定第二阶段再融资概率的(FC2). 由于双边道德风险的存在, 无论投资者选择何种融资契约, 都不会在投资的第二阶段与企业家共同努力.     

考虑共赢的电信业务创新动态激励合同研究

用价值偏好参数修改了委托人(运营商)的目标函数,同时增加了代理人(服务提供商)对机会的选择决策,建立了运营商与服务提供商之间跨阶段的业务创新激励的委托代理模型,并分析了模型的均衡性质.结果表明:1)当价值偏好参数增大时,服务提供商相同阶段下最优生产性努力与机会性努力间的差值,以及不同阶段下最优生产性努力间的差值随之缩小；2)当隐性激励系数增大时,不同阶段下最优分享系数间的差值,以及相同阶段下最优生产性努力与机会性努力间的差值随之拉大,而不同阶段下的最优生产性努力间的差值则缩小.这些结果揭示了共赢对合同参数的影响,机会主义的根除不是运营商实现共赢目标的必要条件.     

基于公平偏好与学习效应的委托代理契约设计

基于公平偏好和学习效应理论,通过改进传统经济学中纯粹自利人假设下的HM委托代理模型,研究了委托代理框架下存在公平偏好及学习效应的最优契约设计.结果表明:公平偏好能够激励代理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学习,而学习效应可以有效提高委托人的期望收益.当代理人具有较高的公平偏好和风险贴现因子时,最优激励契约应增加代理人固定收益比重,降低风险性的收益分享比重;雇佣具有较高初始能力的员工、激励员工加强学习均可提高委托人期望收益;雇佣具有较高公平偏好程度和较低风险规避程度的员工可以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该结论为降低代理成本,实施有效的委托激励提供了新的思路.     

风险投资三方委托代理关系——基于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与风投公司监督努力

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建立了风险投资公司、银行与创业企业三者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证明了风险投资公司的监督比例存在一个临界值,并分析了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心理特征与风险投资公司监督努力对各参与方委托代理关系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在三方参与约束条件下,当风险投资公司监督比例小于临界值并且监督对投资成功的影响作用大于增值服务的作用时,风险投资公司的监督努力会提升创业企业和银行参与投资的意愿;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行为会提升银行和风险投资公司参与投资的意愿。在双向道德危害情况下,当风险投资公司监督比例小于临界值并且监督对投资成功的影响作用大于增值服务的作用时,风险投资公司的监督努力会提升其最优努力水平与权益分配比例;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行为会提升其最优努力水平,并会降低风险投资公司的最优权益分配比例。     

考虑营销努力和创新能力的制造商激励供应商创新决策研究

本文研究了一个由供应商负责提升关键零部件性能的创新,制造商负责产品制造与销售的供应链运作系统,考虑当营销努力水平和产品创新程度同时影响需求时,制造商激励供应商创新的决策行为.基于激励方式的不同,构建了三种激励决策模型,探讨不同情形下创新效应和营销努力效应对供应链成员决策影响的互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创新效应是制造商激励供应商创新的内在推动机制,营销努力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创新活动的发展;产品创新效应和营销努力效应对供应链成员决策和利润有积极的影响;创新效应和营销努力效应联合作用下,基于质量批发价格契约制造商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但此时供应商创新水平较低甚至低于批发价格契约情形,继而文章进一步引入了成本分担契约,并论证了成本分担契约能够使制造商获得最优收益,同时有效地激励供应商创新.     

非对称过度自信水平下的激励机制研究

针对理性的委托人和过度自信的代理人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在考虑道德风险和代理人过度自信水平为其私有信息情况下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最优激励机制设计问题.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为委托人制定契约来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并甄别其过度自信水平.进而分析契约并与过度自信水平为双方共同知识的情形比较.结果表明,当委托人不了解代理人的过度自信水平时,委托人期望收益下降,拥有私有信息的代理人的努力程度降低收益却增加.研究结果体现了信息的价值,对如何设计契约并提高激励效率有重要意义.     

基于努力程度的创业投资最优股权分配模型

主要围绕与创业投资有关的股权分配及激励兼容问题，将创业资本家努力因素引入收益函数，建立了在创业资本家和创业企业家均衡努力情况下的最优股权分配模型。通过分析得出了创业资本家在创业企业中所占股权是随其努力重要程度λ的变化同向变化的，而不是绝对地按投资阶段递增或递减的结论。文章还讨论了创业企业潜力、股票市场等因素对最优股权分配的影响。     

基于纳什谈判的供应商-销售商联合促销线性合约设计

在供应链联合促销中, 双边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得供应商和销售商双方都有强烈的"搭便车"激励, 而合理的利益分配对促进合作双方积极投入具有重要作用. 运用纳什谈判解, 构造了供应链联合促销的相互激励模型, 并考察了最优线性合约的存在性. 研究表明: 在合作能产生净剩余的条件下, 存在最优的批发价格使渠道收益达到极大; 尽管谈判能力对最优批发价格没有影响, 但合作收益在双方之间的分配却依赖于各自具有的谈判能力. 研究指出: 各方分得的合作剩余与自身的谈判能力成正比, 与对方的谈判能力成反比.     

利益分配视角下产学研协同创新激励机制

利益是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否持续的关键因素,如何在创新主体间建立起恰当的激励机制,提高协同创新价值链整体利益,是产学研协同创新亟需解决的问题。鉴于此,从利益分配的视角,利用博弈论和优化模型,以非协调控制下的收益作为威慑点,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激励模型。通过模型和案例分析,结果表明,所设计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调整分配参数、努力程度和合作程度增加各利益主体收益,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价值链增值。     

“主制造商-供应商”协同主体双重努力最优合作协调

"主制造商-供应商"模式越来越多地被飞机等复杂产品的研制生产采用,主制造商和供应商关系由竞争转为合作。基于供应商个体努力程度和合作程度构建了双重努力供应链协调模型,研究了主制造商非协调控制下纳什均衡和协调控制下的合作均衡问题,找出各情形下供应商的最优努力水平和合作程度,把非协调控制收益作为威慑点,建立了主制造商协调控制的利益分配规划模型,找出最优利益分配比例。研究结果表明,主制造商控制利益最优分配比例的同时可实现供应链整体利益最大化及供应商利益不受损的协调目的,并诱导供应商确定协调下的努力水平和合作程度,实现整个供应链的有效协调。     

激励绿色供应链企业开展生态设计的机制决策

绿色供应链双重边际化效应和绿色创新的双重外部性特征需要协调机制来激励成员企业开展生态设计.为此,用博弈模型构建了以供应商为领导者的成本分担机制和基于信息共享的利益分配机制,进而研究其对生态设计努力和供应链各方收益的影响.结果显示供应商主导的成本分担机制激励效果甚微,而增加信息共享的程度可以极大地提高供应链企业利益分配比例和生态设计努力水平.此外,核心企业增加绿色信息的共享能显著激发供应链非核心企业的绿色研发投入,为改善绿色供应链的环境效益发挥引领创新和协调合作的积极作用.本研究从生态设计视角为实现绿色供应链整体绩效优化,促进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建议和决策支持.     

基于供应商检验和质量努力隐匿的协同质量控制

研究了质量检验制度下供应链系统的协同质量控制问题.分别考虑了供应商质量努力、自身检验水平信息隐匿以及两者都隐匿时供应链的协同质量控制问题,针对每种情况建立了委托-代理模型,着重考虑产品质量的改进,并通过买方和供应商的交易价格调整质量收益在双方之间的分配.最后,进行了算例分析.     

基于双重成本控制标准作用的委托-代理模型

按照泰勒控制标准理论设立的成本控制标准具有单层次特征,不利于提高企业成本控制效度.人的理性、情感和认知的变化,使双重成本控制标准应运而生.管理者不仅要制定双重成本控制标准,而且要通过制定合理的激励契约来激励工人积极控制成本,而工人在执行双重成本控制标准过程中,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将根据掌握的信息选择自身努力程度,于是产生了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动态博弈.通过建立基于双重成本控制标准作用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管理者差异化激励契约对工人努力程度的影响,可以发现工人努力程度与所受到的激励程度呈正相关.对于达到不同成本控制标准的工人,管理者应设定差异化激励系数,实现成本控制人本化管理.     

风险企业融资中控制权转移与激励机制研究

控制权转移和激励约束是风险企业融资契约的重要组成要素,但对控制权转移和激励约束的风险投融资契约机制设计还缺乏深入研究. 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不完全契约视角,通过对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博弈分析,建立了两阶段风险企业融资中控制权转移和激励约束的风险投融资契约机制设计的数学模型,探讨了风险企业家自有财富、运营风险项目的非货币收益、在职消费水平、社会声誉、努力水平、努力类型选择、拥有的剩余索取权比例、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与专有性以及风险投资家投入资本的额度、投资的专用性、风险规避程度、战略目标实现的货币等值收益、对风险项目的监控成本等要素对风险投融资中控制权转移与激励约束契约机制设计的影响,得到了一系列控制权转移与激励约束互动关系的风险投融资契约设计机制,对风险企业投融资契约机制设计理论进行了完善和补充.     

风险规避销售商促销下基于收益共享契约的协调模型

在CVaR风险度量准则下,考察了销售商风险规避且其促销努力影响市场需求下收益共享契约的协调和谈判问题。研究指出,无论销售商的风险规避程度如何,通过引入成本分担机制,总存在某个收益共享契约能完成渠道协调。讨论了改进后的收益共享契约和收益共享的寄售契约的适用条件。运用纳什谈判解考察了收益共享契约及利益分配的谈判问题,得到:供应商和销售商的期望收益只与相对谈判能力有关,而与销售商的风险规避程度无关;但销售商的CVaR随其风险规避程度的增大而减小。最后,提供了一个数值算例以验证文中结论。     

考虑成本优势的生鲜供应链保鲜及外包决策

考虑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商(TPLSP)具备保鲜成本优势情形下,研究了成本优势对生鲜保鲜及外包决策的影响.运用Stackelberg博弈方法,分别建立供应商自行保鲜、零售商自行保鲜和外包TPLSP保鲜并向供应商或零售商收费的供应链博弈模型,并对模型进行求解分析.同时,设计数量折扣契约以改进外包保鲜的策略.研究表明:当TPLSP成本优势较高时,外包保鲜策略提升了保鲜努力水平,外包保鲜且向零售商收费是各方获取最优收益的最佳策略.此策略在恰当的数量折扣激励契约设计下可实现帕累托改进,此时保鲜努力水平得到有效提升且各参与方可达到多赢效果.     

企业与科研单位协同创新产出水平提升机制

提升企业和科研单位在协同创新中的努力水平能够有效提升创新产出.综合考虑科研单位和企业在协同创新中投入的开发成本和协同成本以及技术和产品产出价值分配的两个阶段和各自获得的收益,构建协同创新中企业和科研单位努力水平模型,分析函数的性质及数值算例,得出如下结论:考虑协同成本和研发成本的前提下,在合理的范围内提升科研单位在协同创新中的地位或科研单位的收益,能够有效提升努力水平较低的一方的创新努力水平;当企业的努力水平较高时,提升创新技术和产品的市场化率能够提升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努力水平.研究结论对提高企业和科研单位协同创新努力水平,提升协同创新产出水平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     

需求依赖零售商努力水平的VMI协调

考虑需求与零售商努力水平满足相乘型时,首先研究了集成VMI和分散VMI决策下的最优努力水平.通过比较得出:零售商领导的Stackelberg动态博弈下零售商最优努力水平小于集成VMI下零售商最优努力水平,但大于Nash静态博弈下零售商最优努力水平.其次,对Nash静态博弈下VMI供应链,提出采用零售商承担供应商部分滞销成本,供应商分担零售商部分努力成本的协调方法,该方法在Nash静态博弈下VMI能达到完美协调,且零售商和供应商获得集成VMI收益的比例等于供应商和零售商各自在VMI中承担的努力水平和滞销成本的比例.     

双向搭便车时双渠道供应链定价与销售努力决策

考虑由制造商、网络零售商和实体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在零售商之间存在价格竞争和双向搭便车的情形下,研究集成和分散供应链两种模式下最优定价和努力水平决策.研究发现,在集成供应链模式下,最优零售价格和销售努力水平只取决于努力成本,当努力成本低于某临界值时,网络和实体零售商都努力,否则,都不努力.在分散供应链中,努力水平与批发价格,努力成本以及搭便车系数有关:当努力成本过低与过高时,制造商设定同样的批发价格,零售商会分别选择同时努力和同时不努力,则努力水平和供应链利润与搭便车系数无关,否则,制造商实行批发价格歧视策略,且搭便车系数越大,价格歧视越明显,此时,随着搭便车系数的增大,制造商的利润减少,零售商的利润增大,供应链的利润增大.     

基于多时期的分销渠道成员长期性努力补偿激励机制

研究了1个制造商和1个零售商构成的分销渠道,将零售商的服务分为短期性服务和基于顾客满意的长期性服务,由于长期性服务对销售量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因此,建立了多时期渠道动态决策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3种情况:①制造商对零售商的长期性服务不激励(CCS);②制造商对零售商的长期性服务激励(CICS);③渠道整合(CI).结果表明:如果制造商不对零售商激励,零售商也有长期性服务偏好;如果对零售商激励,那么零售商付出的长期性服务更多,他们的努力程度由零售商利润的贴现系数决定.同时CI时,渠道总利润要优于其余2种情况.制造商对零售商激励时双方的利润均大于不激励时的利润,CI时双方的利润与他们的分配比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