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减排研发的补贴和合作政策比较

在外生的排放税的条件下,对企业减排研发分别实施补贴和鼓励合作的技术政策,对其效应进行了分析比较。当排放税率较低时,政府对减排研发提供补贴;当税率较高时对减排研发实施征税。当排放税较高时,合作研发下的研发水平和利润大于补贴下的研发水平和利润,当排放税较低时,则相反。在排放税很低或者很高的情况下,对减排研发进行补贴政策下的社会福利总是比较高;而在税率适中的情况下,合作研发条件下的社会福利比较高。     

考虑成本效率的碳减排政策工具最优选择

采用管制最优规划模型,同时考虑减排成本、监督成本和惩罚成本,在分别实施命令-控制型的碳排放标准和市场激励型的碳排放权交易许可两种政策工具条件下,对监管者最优成本效率的监管决策进行分析,并对这两种碳排放政策工具的成本效率进行对比研究。研究表明:在严格依照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前提下,监管者可以通过调控碳排放标准和监督概率变动所产生的边际成本使社会经济成本实现最优成本效率;而实施碳排放权交易许可在监督成本较低并满足特定条件情况下,可以使社会经济成本实现最优成本效率;通过比较分析,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碳排放权交易许可较碳排放标准更具成本效率。最后,结合结论对我国目前在碳排放监管中的政策工具选择与实施问题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为我国碳减排政策工具的设计、实施和选择提供参考。     

基于排污权交易的环境政策对厂商污染治理技术进步的激励分析

以厂商采用污染治理新技术后利润的变化为基础,分析了排污权拍卖、排污权免费分配、排污税、污染排放标准等环境政策对厂商污染治理技术进步的激励问题。研究结论表明,当厂商是排污权的购买者时,环境政策对厂商污染治理技术进步激励的大小顺序为:排污权拍卖、排污权免费分配、排污税、污染排放标准;当厂商是排污权的出售者,并且污染治理技术进步使排污权价格下降足够小时,环境政策对厂商污染治理技术进步激励的大小顺序为:排污权拍卖、排污税、污染排放标准、排污权免费分配。     

环境政策混合治理框架下的企业减排行为

本文以碳排放交易、碳税、碳减排补贴三种环境政策为基础,构建了一种混合治理框架,以期探讨环境规制命令型政策与市场型政策相互影响下的激励效果。通过建立政府和减排企业间的三阶段博弈模型,给出了在混合治理框架下,企业减排技术投资、碳排放权拍卖、产量决策与三种环境规制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显示:一是当碳减排补贴与碳排放交易混合使用时,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存在增强了碳减排补贴环境政策对减排企业的激励程度;二是碳税和碳排放交易的混合使用使得政府在确定碳排放权的最终出清价格时需要考虑碳税率的影响,比传统碳排放权拍卖市场的出清价格要低;三是政府制定的碳排放权总量不能过低,否则混合治理框架将失效。     

基于企业减排的森林碳汇需求决策机理与政策仿真

本文基于企业对不同减排路径的选择,采用一个不确定条件下的积分算法,构建了企业对森林碳汇的需求决策模型,并以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碳交易试点的7个省市中北京、上海、湖北、广东4个省市为案例区,选择火电、化工、钢铁3个碳排放密集型代表行业,按照各样本省市这3个行业目前参与自愿减排的数量比例,共计选取89家自愿接受碳减排的企业为案例,每个案例企业再具体调查31个具有独立投入-产出核算的能耗单位,总计2759个减排单位样本。通过计算样本减排单位自行技术减排成本,拟购买的森林碳汇项目供给成本,案例区减排配额的价格,进而考虑政府减排技术补贴与购买森林碳汇补贴两种不同补贴政策组合所构成的三种政策实施情景,模拟分析了样本减排单位在不同政策实施情景下对森林碳汇需求的决策过程。模拟结果表明:在当前无补贴政策的初始状态下,只有181个样本减排单位将选择购买森林碳汇减排,占比7%.如果政府单纯实施技术减排补贴政策,则当补贴提升至168元时,购买森林碳汇减排的减排单位数量将上升为332个,占比12%;反之,如果政府单纯实施碳汇减排补贴政策,则当补贴提升至168元时,购买森林碳汇减排的减排单位数量将上升为910个,占比33%;如果政府同时实施技术减排补贴和碳汇减排补贴政策,两种补贴都提升至168元时,购买森林碳汇减排的减排单位数量将上升为1683个,占比61%.本文所提出的基于企业减排路径选择的森林碳汇需求决策模型为研究企业对森林碳汇需求的形成机理和评价政府不同的碳减排政策效应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为未来我国增汇减排战略的制订与实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     

环境规制下区域间企业绿色技术转型策略演化稳定性研究

在我国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下,借助演化博弈理论探讨了区域间政府监督决策和政府对企业的绿色技术转型监督决策的演化过程,建立了区域间双方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对各主体的利益关系进行系统动力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绿色技术成本补贴来减少企业因技术转换而付出的额外成本,以达到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转换的目的;2)区域间双方政府加大减排力度会促使企业向绿色技术转型,但当减排力度太大导致严格监督成本太大时,严格监督的博弈最终向着一方政府严格监督另一方政府不严格监督策略演化;3)地方政府同时加大监督力度和进行绿色技术成本补贴会促使企业向绿色技术转型,但当绿色技术成本很高时,即使地方政府加大减排力度,企业不会全部进行绿色技术转型选择,出现一部分企业选择绿色技术转型另一部分企业选择保留原有的污染技术的情况.因此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和严格监督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企业绿色技术转型,对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征收碳税对高碳企业转型的激励模型

征收碳税激励高碳企业低碳转型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通过建立政府与高碳企业间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政府征收碳税激励高碳企业实施CO2减排的激励契约,结果表明,政府设计科学合理的碳税税率可实现高碳行业CO2排放总量控制,增强高碳企业实施CO2减排的内在动力,激发其积极主动向低碳转型。结合我国钢铁行业对模型进行实证,测算出激励我国钢铁行业有效减少CO2排放的最优碳税税率。     

限额交易减排政策对企业生产策略的影响

随着减排要求日益强烈,排放限制已成为排放依赖型企业生产策略制订的重要约束。基于报童模型分析框架,分别在强制减排政策和限额交易减排政策的约束下,建立了企业期望利润最大化的优化模型。根据两种政策下企业最优产量决策和最大期望收益的比较发现,尽管限额交易减排政策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的产量,同时减少排放量,但并未相应地减少企业的期望收益。     

基于跨期排污权交易的最优环境监管策略

政府有效监管是我国排污权交易市场顺利运行的一个关键因素。通过构建一个连续动态模型,讨论了跨期排污权交易条件下政府最优的环境监管策略,并对影响政府最优监管策略选择的因素展开进一步讨论。结论表明:企业选择不违法排放污染物时,政府应将监管水平设置在一个最低水平上,该监管水平受时间偏好率、排污税及补贴等因素影响,当时间偏好率较大时,政府最优监管水平应随时间呈先增加后不变趋势;当时间偏好率较小时,政府最优监管水平应随时间呈先减小后不变趋势;排污税及补贴水平越大,最优监管水平越高。企业违法排放污染物时,单纯依赖政府的监管并不能让企业守法排污,政府需选择一个合适的违法排污惩罚力度与监管相结合,并将跨期交易时长选在企业违法排污转折点处;此时,最优监管水平不仅受排污税和补贴水平的影响,还受违法排污惩罚力度和政府单位惩罚成本等因素的影响。     

不同农药残留标准下家庭农场种植行为选择

文章建立了政府与家庭农场农户之间的博弈模型,探讨在不同农药残留标准下政府如何对生态种植行为进行激励.研究表明,在宽松的农药残留标准下,政府可通过征收农药税等方式提高农药成本来激励农户选择生态种植,生态补贴及超标罚款的效果不明显;在严格的农药残留标准下,当农产品抽查难度较大时,政府可选择降低检查概率,同时大幅度提高农药价格来增加农户使用生态种植的动机;当政府对农药成本控制力较低或农药价格增量的边际效益较小时,政府应提高其检查概率,同时提高对于农药残留超标的罚款及生态种植的补贴来激励农户使用生态种植.     

跨区域污染排污税管理调控模型

当不对称跨区域污染存在的情况下,自由交易的排污权市场将无法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以电力行业排污权交易市场为例,建立了自由交易的排污权市场以及征收排污税的排污权市场的效益模型并分别讨论了其一阶最优性条件.通过分析认为:中央政府可以在统一分配初始排污权的前提下,设置地方排污税对区域排污权交易系统进行干预,进而纠正市场的无效性.最后作为结论的直接应用和说明,给出了电厂跨区域污染的一个实例分析.     

促进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的政府低碳引导政策研究——以汽车发动机再制造为例

以我国典型再制造——汽车发动机再制造为例, 从促进资源再利用视角出发, 针对碳税、补贴等不同政府政策情景, 建立了不同政策约束下汽车零部件制造/再制造技术选择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通过仿真分析, 剖析了环境政策对企业制造/再制造生产决策的影响力度和影响效果. 研究结果表明: 为引导和促进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选择低碳再制造技术, 促进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的低碳可持续发展, 需要加强外部政府引导政策的制定. 其中, 碳税约束和补贴激励的政策组合, 能较好引导企业选择低碳再制造技术, 提升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的碳减排效益和经济效益. 但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面临的市场还极不成熟, 政府还需要加强市场消费者认可度培育和回收市场的规范, 以促进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寡头垄断条件下的排污权交易博弈模型

建立了寡头垄断条件下的排污权交易博弈模型 ,分析了具有不同生产成本和治污成本的寡头企业在政府发放不同数量的许可证时的交易均衡 .证明了在特定情况下允许排污权交易并不一定有益 ,反而可能导致低产出率和高价格的市场均衡 ,并可能导致产品由低成本企业向高成本企业迁移 ,即高成本的企业反而生产更多     

实物期权在厂商污染治理技术投资策略中的应用

由于在排污权交易条件下选择污染治理技术的自由留给了厂商,如果因污染治理技术投资而节省的费用大于购买排污权的费用,则厂商就会选择污染治理技术投资,因此,厂商需要进行污染治理技术投资策略的选择。基于实物期权理论建立了排污权交易条件下厂商污染治理技术投资策略模型,并给出了厂商污染治理技术投资的最佳时机。     

Optimal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y Instruments in Consideration of Cost Efficiency

In this paper, regulatory and optimum programming model has been adopted. Considering the costs of emission reduction, supervision and penalty, we went all out to analyze the optimal decision of cost efficiency of regulators when implementing these three policy instruments: carbon emission standards,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permissions, and carbon taxes as well. Its result has indicated: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control target of total carbon emissions, regulators are willing to render social and economic cost abl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optimal cost efficiency by regulating carbon emission standards and supervising marginal cost caused by variations in the probability; fortunatel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low supervisory cost and certain criteria which is me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permissions could provide social and economic cost with opportunities to realize that objective;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permissions have the advantages of higher efficiency than carbon emission standards on the premise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rbon taxes strategy, when there exists uncertainty information in the enterprises reduction behaviors, the condition which enterprises can fully comply with is the tax rate level is not higher than marginal penalty function; the tax rate level of enterprises perfect compliance ought not to be lower than the division of marginal penalty cost and marginal supervisory cost. The optimal strategy of enterprises imperfect compliance is that regulators varying the marginal cost of emission standards is equal to varying that of supervisory probability.     

不对称信息下企业污染治理外包的契约设计

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了排污企业将污染治理外包的契约设计问题.研究表明,当排污方无法准确估计治理成本,也无法观察到治污方努力水平时,排污方通过提供"对赌式"计费方式的契约菜单可以消除道德风险带来的影响,而常见的线性两部制计费方式则不能.排放标准越严格,超标惩罚越大,线性两部制计费与最优计费方式间的差距就越大.     

基于演化博弈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分析

针对我国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从演化博弈论的研究视角探讨了地方政府、排污企业以及中央政府的决策演化过程,建立了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了参与者的行为演化规律和行为演化稳定策略,分析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环境质量指标的权重系数与经济发展指标的权重系数、环境规制执行成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处罚额、排污收费费率、排污企业的治污成本与污染物削减量,都会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产生影响.最后,为促进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严格执行提出了政策建议.     

寡头垄断和排污权初始分配

排污权交易政策受到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环境政策之一。在实施排污权交易时，最大的争议莫过于排污权的初始分配方法。在市场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如果企业的初始排污权配置不当，排污权交易的治理效率会由于垄断效应而降低。本文研究了产品市场是寡头垄断，排污权交易对寡头垄断市场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管理部门可以通过有效地分配排污权来减少社会福利的损失。     

交易成本条件下初始排污权免费分配的决策机制

初始排污权的分配问题不但是组建排污权交易市场的起点和基础,而且是排污权交易中争议最大和最困难的问题。目前,初始排污权的分配方式主要有免费分配和有偿分配两类。根据机制设计原理,建立了交易成本条件下使期望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初始排污权免费分配模型,并分析了免费分配的决策机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