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半岛城市群高铁可达性及其经济联系响应

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可达性指标与引力模型等方法分析高铁对研究区交通可达性与经济联系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铁开通后各沿线城市加权平均出行时间明显降低，时空收敛效应显著，并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沿线各城市日常可达性大幅提升，可达性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廊道效应”,变化率呈现出较强的等级性与层次性。高铁的开通也促进了半岛城市群空间公平性的提升，全域交通可达性趋于公平分布。(2)高铁重塑了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经济联系格局，高铁建设后的经济联系网络呈现出沿高铁轴线分布的特点，形成以济南、烟台为经济联系网络双核心的格局。各沿线城市的经济联系总量差异显著，以济南为核心的对外经济联系强度优势明显。受高铁布局的影响，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联系总量空间布局以济南、潍坊为双核心且中心性不断增强。最后，就依托高铁建设如何推动半岛城市群区域经济健康发展问题展开讨论。     

关中平原城市群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错位研究

以关中平原城市群85个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从公路可达性和铁路可达性两方面来分析交通综合可达性水平，以3D理念为基础建立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重心和空间重叠性、空间错位分析等方法，分析了交通经济系统的空间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错位关系.结果表明：关中平原城市群交通和区域经济差异明显，中部地区优于外围地区、东部地区整体优于西部地区、市辖区优于周边县(区);交通与经济存在错位关系，从错位方向来看，74%的县(区)都属于正向错位区，且大部分县(区)都位于关中平原城市群中部地区；从错位等级来看，62%的县(区)都属于正向中错位区.综合来看，关中平原城市群80%的县(区)属于交通略快经济型，各县(区)应主动适应综合运输业服务形式新需求，全面提升综合运输服务能力水平.     

呼包鄂榆城市群高铁可达性研究

选取呼包鄂榆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可达性模型、经济潜力模型和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对比分析了呼包鄂榆城市群开通高铁前(2009年)和开通高铁后(2020年)的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经济潜力和经济联系强度的各项指标的变化.结果表明：(1)高铁开通后呼包鄂榆城市群内部各市的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缩短一半，城市群内部的交通整体可达性提升显著；(2)高铁开通后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发展迅速，呈现出“中心扩散型”发展模式；(3)高铁开通后呼包鄂榆城市群的经济潜力提升显著，各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发展迅速，各城市间联系发展更为密切；(4)高铁开通前后的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强度提升明显，能够直观的看出高铁可达性以及缩短平均旅行时间对经济联系强度的影响.     

城市群生态综合交通网络组团特性分析与关键节点识别

为实现城市群生态综合交通发展目标，形成交通、经济、生态环境质量一体化发展格局，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熵值法对节点功能吸引、功能辐射和碳排放强度进行赋权，通过修正引力模型计算其相互联系强度；将空间结构理论与复杂网络理论相结合，构建多维空间联系网络模型；采取改进INFORMAP算法，从交通、功能和碳排放3方面分别进行区域组团划分；基于组团划分结果，构建超图网络模型，引入邻域超度、邻域影响熵指标识别城市群生态综合交通网络关键节点。结果表明：关中平原城市群功能和碳排放空间联系呈现“一极多核”的空间分布格局，西安处于核心地位，宝鸡、渭南等地级市核心区也拥有较高影响力；城市群区域组团与行政区划具有差异性，部分区县如侯马、彬州、澄城等脱离上级行政区划约束，形成了独立区域组团；西安、咸阳是城市群生态综合交通网络建设的关键节点，且城市群东部节点重要度普遍大于西部节点，因而需重点提升西安—咸阳一体化水平，优化东部节点综合交通结构，完善西部节点交通网络布局。     

贵州县域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特征及其空间格局

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是交通地理学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结合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探究贵州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特征及其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1)县域交通可达时间表现出可达性优的县占比多与可达性差的县占比少的等级差异现象,可达性强弱与城市人口规模呈现线性不匹配特征,呈现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域占比少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县域占比多的相对差异较大的"跷跷板"效应;(2)县域可达时间表现出强烈的空间差异且呈现以贵阳为核心向边缘逐渐递减的圈层式空间分布格局,可达性潜力呈现以贵阳都市圈和遵义中心城区为核心的区域强与以铜仁市、黔南州东部、黔东南州东南部、黔西南州西南部、六盘水市和安顺市南部组成的区域弱的"马太效应"现象,经济发展核心区与经济发展水平洼地连片带表现出强烈的空间不均等性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差距较大;(3)以贵阳都市圈和遵义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组成的区域是贵州县域可达性最优地区、县域可达性潜力最优地区和经济发展核心区。因此,未来应重点发展具有可达区位优势、潜力优势和经济基础优势的以贵阳都市圈和遵义中心城区及周边县域组成的经济发展核心区,扩大对黔中城市群的经济辐射,提升贵州县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     

拉萨市旅游资源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演变的耦合研究

通过加权山地交通可达性，优化了拉萨市旅游资源优势度模型，将2009、2014、2019年旅游资源优势度数据分别与当年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演变情况进行了耦合分析，以探索旅游发展的空间格局优化方式。结果表明：山地交通可达性影响着游客的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交通节点和干线周边的乡镇旅游优势度明显提升；2009~2019年拉萨市旅游资源优势度变化幅度较小，但县域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形成“强周边弱核心式”经济发展格局;2009~2019年拉萨市旅游资源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向相关，旅游资源优势乡镇过度依赖外部经济，本地产业发展受到制约陷入“资源诅咒”，旅游资源弱势城镇在离开投资驱动后沦为人口、资源流出区，形成“贫困陷阱”。     

北部湾城市群旅游规模时空格局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旅游总人次和旅游总收入是城市旅游规模的主要构成单元，分析城市旅游规模时空分布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区域内城市旅游发展格局的变化特征。本研究利用北部湾城市群10个城市2010-2018年的旅游总人次和总收入的数据资料，基于熵权TOPSIS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法归一化计算旅游规模指数，通过变异系数、全局自相关莫兰指数I（Global Moran’s I）、引力模型定量分析各个城市的时空差异和空间联系强度，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空间分异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北部湾城市群旅游规模指数整体上“西强东弱”，2010年、2013年和2015年城市旅游规模在空间上呈负相关、离散分布，2018年呈正相关、趋向聚集；（2）城市群旅游规模和内部联系强度整体上明显提升，形成以南宁为核心、北海为次核心、湛江为边缘核心的基本格局；（3）2010年排名前5位的影响因子是旅行社数量、铁路客运量、第三产业比重、人均GDP和高质量旅游资源数量，2018年排名前5的影响因子是城市交通密度、水路客运量、铁路客运量、人均GDP和航空吞吐量，城市旅游影响因子交互后非线性增强或双因子增强，不同因子交互作用高于单因子作用。本研究发现北部湾城市群内部城市旅游空间差异性持续存在，但差异性逐渐缩小，城市之间相互作用、联系强度逐渐增强，影响旅游主导因素由传统依赖旅游资源、旅游配套设施条件、经济发展条件向交通通达度转变。研究结果可为优化北部湾城市群区域空间结构和旅游资源配置，构建相对合理的城市群体系提供参考。     

高速铁路对沿线城市可达性的影响研究——以成渝高铁为例

高速铁路作为一种快速便捷的交通方式,将会对沿线城市可达性水平、人民生活、经济联系与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以成渝高铁沿线城市为研究区,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经济潜力、相互作用强度3个指标,探讨高铁对沿线城市可达性及城市间社会经济联系的影响.研究表明:高铁通车后各站点城市的旅行时间得到大幅度压缩,可达性都得到显著改善;沿线各站点城市可达性的改善率的空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现为线路中段变化率较大,首尾两端变化率较小;各沿线城市间的相对可达性缩小,使整个沿线地区可达性变得更为均衡;地区经济中心的核心地位更加凸显,同时一些中型沿线城市对外社会经济联系强度提升明显,将成为成渝高铁沿线地区新的经济枢纽,高铁通车使地区经济朝多级化方向发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成渝高铁沿线城市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耦合关系

【目的】对成渝高铁开通前后沿线站点城市的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探究。【方法】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研究区域,选取2015和2018年为时间截面,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引力模型,测度成渝高铁沿线主要站点城市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联系,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者进行耦合协调分析。【结果】1) 高铁开通后,沿线站点城市交通可达性整体得到明显改善,交通可达性值呈中间低两极高的空间分布特征,“时空压缩”效应明显。2) 高铁通车使沿线站点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趋于网络化,内江的辐射能力明显增强,成为旅游经济联系的第三个核心。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联系总量空间上呈现出两端强中间弱的形态,数值上呈三级等级梯度特征。4) 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耦合协调程度处于一般水平,高铁开通带来的交通可达性改善对旅游经济的拉动作用并未完全显现。【结论】未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应加快交通网络建设、构建成渝地区旅游合作发展战略、开发成渝地区旅游新业态,从而促进区域内交通与旅游业协调发展。     

广西西江经济带的城市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研究

为揭示广西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经济联系格局,本文以广西西江经济带核心区域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修正后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对区域内7个中心城市2015年的旅游经济联系及空间结构进行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以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为分析标准,广西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旅游经济空间结构呈现出以南宁、柳州为中心的"旅游双核"发展模式,形成了以南宁和柳州对外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最大的空间格局;旅游经济空间联系的密集区主要集中在南宁、柳州、贵港和来宾;受较高级中心城市的旅游经济辐射强度及城市自身接收能力的影响,每个中心城市与核心城市、相邻近的中心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较大;由于自身对周围中心城市的旅游经济辐射能力较弱,同时随着可达性的降低,三级中心城市与其他中心城市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逐渐下降。基于以上综合分析,本文提出各城市应利用自身优势与核心城市形成优势互补,打造以南宁为首的"南宁-贵港-柳州"、"南宁-百色-崇左"和以柳州为首的"柳州-来宾-贵港"旅游城市群,形成相互弥补、相互协调的区域旅游发展板块。     

边境地区旅游流空间场效应的时空动态及其影响因素——以云南省边境市州为例

基于地理集中指数、重心模型及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对2000—2016年云南省边境地区旅游流空间场效应的时空动态进行综合探究,并结合相关性系数法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云南省边境各市州旅游场强层级区际差异显著,总体呈现以红河州为中心的单核分布模式;(2)旅游流重心总体呈现在波动中向东南方向偏移的态势,偏移速度总体呈现先快后慢的特征,各市州对旅游流吸引力的波动程度渐趋降低,但旅游吸引力空间差异在持续扩大;(3)西双版纳、普洱、红河及文山等市州形成了旅游经济联系高强度集聚区,怒江州与其他市州的旅游经济联系均较弱;各市州旅游经济联系总量表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式空间发展格局;(4)旅游资源禀赋、信息化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交通通达性及旅游接待服务能力对旅游流空间场效应演化的影响程度依次递减,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程度最低.     

基于全域自驾游可达性的青海省旅游空间结构研究

随着“全域旅游”时代的来临,居民旅游出行模式与旅游空间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推动“交通模式—旅游结构”的互动发展变得日益重要.通过研究青海省106个A级景点和43个自驾车营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和交通可达性,分析县域等时圈内自驾车营地与A级景点的协调程度,划分不同等级协调性区域,进而采用空间关联方法来分析青海省旅游空间格局.研究表明：①青海省旅游空间结构以西宁市为核心集聚分布,景点和营地分布空间格局演变的方向逐渐向南部和西部发展,沿交通网高核密度区形成旅游廊道,全省A级景点的平均可达性时间为2.47 h,自驾车营地平均可达性时间为3.35 h;②自驾车营地与A级景点的耦合协调性与可达性程度呈现区域一致性,中低可达性区域的耦合协调性较低;③自驾车营地和A级景点可达性呈较强空间集聚格局,冷热点区以西宁市区为兔形之首呈现中心—外围结构,由核心热点区逐渐过度到外围冷点区,推进自驾车营地建设向南部和西部通道扩散.为了增强全域自驾旅游可达性,提升青海省旅游空间结构的协调程度,应注重中低可达性区域自驾车营地分期规划建设.     

高铁时代赣南原中央苏区空间结构研究

高速铁路作为一种显著改变区域可达性的交通设施,对区域空间结构的改变产生着关键影响.以ArcGIS为平台,在社会经济数据及交通地理数据的支持下,以2020年为时间断面,基于交通网络视角从各城市平均可达性格局、中心城市及其腹地划分,以及空间经济联系网络3个角度对高铁时代赣南原中央苏区区域空间结构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高铁时代苏区内部可达性状况显著改善,出现明显的时空压缩效应,可达性最优城市群体在空间上集聚于昌吉赣深高铁沿线;基于小时圈影响范围的中心城市腹地划分结果显示,赣州的腹地范围最大,井冈山的腹地面积最小,吉安、瑞金、南城三者的腹地范围相差不大;苏区经济联系网络呈多中心放射状格局,苏区的对外经济联系网络内部空间差异特征明显.     

高速铁路对沿线城市可达性及经济联系的影响——以汉宜高速铁路为例

针对我国欠缺研究东西方向、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高速铁路的状况,以汉宜高速铁路为例,选取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分析城市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运用时间距离引力模型测量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并依据经济联系隶属度确定城市经济联系方向.结果表明,汉宜高铁促进江汉平原沿线城市可达性水平显著提高,实现地理时空有效收敛;推动城市经济联系强度显著增长,有效减缓城市间联系受距离衰减的作用;促使城市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从“中心城市指向性”向“地域相邻指向性”转变,空间近邻效应越来越明显.通过对汉宜高铁建成前后的对比分析,明晰高速铁路建设的空间经济意义,廓清城市的空间发展导向,为区域国土空间开发提供参考.     

近10年珠三角城市群经济承载力及空间分异

以珠三角城市群内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18个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差异较小的区域内的城市为样本数据，运用修正之后的人口—经济承载力模型，测度珠三角城市群及内部九大城市2005—2014年的经济承载力水平，并分析经济承载力水平的空间分异. 研究结果显示:珠三角城市群经济承载力趋于小幅波动状态，但城市群内部极化效应显著，涓滴效应仍处于较低水平，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较低；城市群内部城市经济承载力等级分化严重，形成以深圳市、广州市、珠海市和佛山市为第一层级，东莞市和中山市为第二层级，惠州市、江门市和肇庆市分列三~五层级的经济承载力等级体系；地理空间上，形成以深圳市、广州市和珠海市为核心的三大区域，三大区域的经济承载力水平变化趋势为:广州市-佛山市-肇庆市（广佛肇），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深莞惠），珠海市-中山市-江门市（珠中江）；近10年，珠三角城市群经济承载力呈东高-西低的发展状态，西岸塌陷的阴影效应十分显著.     

高速铁路对沿线城市可达性和空间经济格局影响研究——以郑徐-郑西高铁为例

高速铁路是一种重要的现代化交通运输方式,能够对沿线城市的可达性和空间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以郑徐-郑西高速铁路为例,借助时间距离测算模型、引力模型、经济潜能模型等方法,探讨了郑徐-郑西高铁建成前后对于沿线城市可达性和空间经济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郑徐-郑西高铁的建设使得沿线城市间的可达性显著提高,其中郑徐高铁沿线提升最为明显;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明显增强,空间经济格局呈现出由沿高铁延伸的经济发展轴和以郑汴洛都市区、西渭都市区为重要经济发展区组成的"一轴两核"的发展趋势;郑州市的区域核心地位显著增强;县级城市在郑徐-郑西高铁开通后经济发展条件改善较为明显.     

基于通达性的兰州-西宁城市群经济联系时空演变分析

以中国西部兰州-西宁城市群为研究区,以县区为研究单元测算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基于交通通达性分析城市群2000-2015年的经济联系时空演变.结果表明:兰州-西宁城市群所辖41个县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城市首位律显著;兰州-西宁城市群各县区之间交通通达性有较大提升,但各阶段各有特征;兰州-西宁城市群经济联系在空间上形成以城关区为核心向外辐射的全局联系,以及以城中区、白银区、临夏市、安定区为核心向外辐射的局部联系结合的多核心网络格局,城市群所辖县区之间经济联系较弱,核心县区的辐射作用有待增强.     

城市群多维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以中国五大城市群为例

立足区域多维联系的网络视角，建立了多维网络空间结构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我国五大城市群多维网络空间结构、关联特征、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1)在网络空间结构方面，五大城市群多维网络具有明显的极核特征，层级结构比较显著，网络联系强度呈现明显的地理衰减规律；2)在网络整体结构方面，城市多维网络呈现出多线程、多城市、跨区域的网络分布态势，具有显著的“局域网”和小世界特征，网络联系的稳定性和叠加效应还需加强；3)在网络中心性方面，五大城市群信息联系网络的外向程度中心性>高铁联系>科技联系>资金联系，高铁联系的内向程度>科技联系>资金联系>信息联系；4)在网络相似性方面，五大城市群多维网络整体呈现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不同城市群与不同维度网络间的关联强度具有一定的差异；5)在影响因素方面，五大城市群多维网络均不同程度受地理空间、经济差异、制度差异、认知差异的影响，影响因素的显著性和作用大小表现出较大的区域异质性.     

湖南省旅游经济差异的特征与影响因素

以湖南省14个地级市（州）为研究对象，借助SPSS软件计算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nich指数，分析2009—2018年湖南省旅游经济差异的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南省各地级市（州）的旅游经济差异逐渐缩小；入境旅游经济的收敛和分散格局更显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资源是旅游经济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跨海通道与城市群协调发展:以港珠澳大桥为例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和城市群协调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港珠澳大桥是珠江口南部的重要通道,其建成后能提升珠江口西岸地区城市的区位优势,促进城市融合和经济发展,推动珠江口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港珠澳大桥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区域交通需求,改变珠三角地区的交通空间格局。本文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判断标准出发,分析港珠澳大桥建设及投运对珠江口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