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间性视域下译者的主体性与翻译策略

从多维度解读了译者主体性,认为作者和文本中心论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而翻译研究中的另一个极端则是对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张扬。基于对实际译例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运用主体间性理论探析了译者主体与原文主体、译者主体与目的语读者主体、译者主体和翻译发起者主体在外宣翻译活动中的互动关系与翻译策略。     

从译者主体性看辜鸿铭英译诗歌中归化策略的选择

以原著中心论和语言转换观为核心的传统翻译观轻视甚至是忽略了翻译主体和主体性,然而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当代翻译观倡导对译者的研究不能单纯地从语言层面来评价其译作的优劣,而应从文学、文化多维度地予以评介。本文拟从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活动中的表现,分析辜鸿铭在其诗歌译作《赠卫八处士》中归化策略的选择。笔者认为,辜氏在译作中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主动选取归化策略,实现了翻译中的再创造。     

论译者主体性的双重性

翻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涉及到不同语言和文化以及其所承载的原文与译文、作者译者读者等主客体。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处于中心地位,既是原文读者,同时又是译文的创造者。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发挥着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文章从译者的主体性着手,分析译者对翻译过程中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的主观影响,揭示译者主体性的双重性特点。     

女性主义翻译之译者主体性策略及述评

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之后,在西方女性主义影响下,女性主义译者介入翻译,利用译者主体性这一因素,采用多种翻译策略实现翻译实践,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尽管女性主义翻译观受到了批判和质疑,但是其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译者主体性探究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主体性是国内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论域。一般来说，译者的“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是译者主体性的本质特征，并且译者发挥主体性存在前提条件和制约因素。在生态翻译学的视域下，译者主体性有新的内涵，即确立“生态人”的身份认同，自觉遵守“译者责任”伦理观的规范和约束，进而通过“译有所为”产出翻译价值，树立“尚生”的生态翻译价值观，发扬翻译的“真善美”。     

儿童文学翻译与译者主体性——以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为例

译者主体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因素的影响、译者的价值观和对目的语的把握能力上。儿童文学的翻译受译者主体性的直接影响,这表现在译者接受原著和审美再创作的过程中。赵元任先生选择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作品的偏好,这体现了译者对文本的偏好影响其对译本的选择。在翻译过程中,赵元任充分发挥了其主体创造性,再现了原文中诗歌、文字游戏等的语言美、形式美,体现了译者主体性对翻译原则以及翻译策略选择的主导。儿童文学翻译的译者主体性发挥,其最终目的是要更好地再现原作中的美学价值。     

伦理学制约下的译者主体性改写

伦理学研究的对象时一定社会的基本人际关系规范及其相应的道德原则。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往活动,可以说它是一种伦理行为。译者是翻译活动的实践主体,译者的主体性主要表现为改写,那么这个改写是随意的么？翻译的伦理介入对翻译主体性的改写有了一个宏观上的制约。     

译者能动主体与《水调歌头·中秋》的英译

译者是翻译实践活动的主体,他的活动在服从客观现实条件的同时,以多种形式显示其主观能动性。译者的文化态度、翻译动机、审美倾向直接影响译文的质量和生命力。在探讨译者主体性内涵的基础上。着力分析译者主观能动因素在林语堂和许渊冲《水调歌头·中秋》两种译文中的体现形式,进而指出译文是原文生命力的延伸,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决定了他对原文文本的解读方式和表达形式。译本研究有必要将译者主体性放在关键地位。     

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自始至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主体作用。但是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译者应在翻译过程中正确认识到是哪些因素影响其主体性的发挥,这样才能译出好作品。     

译者主体性刍议

传统译论及语言学翻译理论的规范性特点使翻译的标准问题成为关注的中心,而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却长期得不到承认。但翻译描述的兴起最终使译者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重要命题。译者主体性活跃于翻译全过程,并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同时翻译和文化的关联赋予了译者主体性很深的文化内涵,使其成为文化影响的一种折射。     

从翻译研究的主体间性看中国历史上的佛经翻译

翻译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是翻译研究的热门话题和理论界关注的重点之一.否认译者是唯一的主体性要素,翻译主体研究是一个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甚至还包括出版者、赞助人等在内的复杂群体主体系统.主体间性则主要从理论上解决了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以及各自主体性的表现,它不仅体现在译者主体与作者主体的关系上,而且体现在译者主体与读者主体的关系上.中国历史上东汉末年至隋唐的佛经翻译作者主要为印度佛经编纂者,译者包括两部分:从西方来中国的僧侣及西行求法求经的中国僧侣,读者则不仅包括当时以皇室为首的统治阶级,也包括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劳苦大众.本文将从翻译研究的主体间性出发,着重分析当时各翻译主体间的深层关系.     

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个案研究

本文通过对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的个案研究表明翻译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彰显.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其文化态度、翻译动机、翻译准则等主观因素将影响译本及其翻译策略的选择.     

张谷若翻译思想探微

张谷若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学者,被西方文学界誉为"哈代专家"。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的主体性成为译界普遍关注的话题。译者的主体性并非指译者主观能动性的随意发挥,译者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以翻译的主体间性为视角,浅析了张谷若的翻译思想。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译者主体性介入探析

本文从生态翻译学的全新视角,探讨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介入,揭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其与翻译主体生态环境和翻译无机环境中各因素的矛盾,要对整个翻译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作出选择和努力。译者主体性介入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有限度的。     

译者主体性思维在文学翻译中的运用

译者主体性思维体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文本和源语文化两个客体的理解与阐释,可根据思维学的分类法分为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译者主体性思维与译者主体能动性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在翻译实践中如何发挥译者主体能动性在不同的思维方式下解决翻译中的难点是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关键所在,在文学翻译中更应突显翻译思维的不同形态及综合应用,以期更好地提高翻译质量。     

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主体地位——从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分析

译者,作为一名阐释者,应当是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是从原文到译文这一过程的能动因素,然而在翻译理论界译者却长期遭到忽视。近年来,译者的主体性开始得到译界的认识。本文拟从阐释学的角度探讨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主体地位。     

翻译场域视角下的鲁迅小说蓝译文本建构

从翻译场域视角看,翻译文本建构是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双重影响制约下的产物。蓝诗玲翻译的鲁迅小说,凸显了翻译文本建构的社会性与译者主体性。蓝诗玲在文本选择与翻译策略选取上遵循目标语翻译规范,采取"忠实性再创造"翻译方法,维护并巩固现有的文学场域力量格局,增加自身文化资本,在场域斗争中占据有利位置。社会化过程中内化而成的译者惯习使她在语词与句式处理层面上偏离主流规范,以直译或异化法传递中国文学特质与文化特征,凸显中国文学经典对英美文学文化的干预。     

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以《骆驼祥子》的两个英译本为例

自＂文化转向＂之后,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文化地位得以确认。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贯穿着整个翻译过程,主要体现在译者对原文的充分理解、译者对相应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译者再现原文时发挥的创造性等方面。     

文化语境视阈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界出现的“文化转向”思潮，翻译这一术语得以重新改写与界定。将译者主体性置于文化语境视阈下，分析文化语境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互动关系。译者从文本的择取到文本的理解都或多或少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翻译动机到翻译成品的推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下时代文化语境的影响和操纵。因此，只有当译者在认同主流文化趋向的前提下，译者的主体性才能得以充分显彰。     

译者的主体因素与翻译选择——兼谈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本

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在选择“译什么”和“怎么译”时,其主体因素会不可避免地对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选择起着重要影响.林语堂英译的《浮生六记》,可以说明译者的主体因素,尤其是译者文化态度和翻译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译者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