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本位到城乡一体——试论胡炳榴电影的叙事特征

从单一审视乡土地域到城乡一体的关注是胡炳榴电影的显著特征。在其早期电影《乡情》、《乡音》、《乡民》中,胡炳榴对社会变革时期乡土地域文化下的乡村现状、乡土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与探索,到后期的电影《安居》中,则是对城乡一体化后城市社会问题的关注。胡炳榴电影在叙事上呈现出从乡土叙事到社会叙事的转变。对胡炳榴影片作总体观照,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当下的现实意义。     

泛亚视域中的家国模式与离散叙事——谢晋电影《最后的贵族》的个案意义

谢晋电影创作的泛亚意义,可以"家国"模式、文化"原乡"与离散叙事为切入点加以讨论.<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为代表的家国一体化叙事源自中国电影的传统审美经验,丰富了亚洲同类型电影的美学形态.<最后的贵族>开启了导演的创作转型,在疏离政治宏大叙事的同时,尝试拓展个体经验之外的影像表述.论文以泛亚电影语境中的离散书写为背景,通过文学文本与电影文本的比较阅读,分析<最后的贵族>与亚洲电影"离散"叙事的类型对接,由此凸显谢晋电影的泛亚意义.     

郑正秋:伦理情节剧电影传统的开拓者

中国电影之父郑正秋,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成功地创作了一系列以表现家庭生活和伦理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情节剧电影,成为中国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类型的开拓者.其主要影片具有文化价值取向的本土化、生活故事的戏剧化、人物形象的类型化、叙事策略的大众化和创作主题的伦理化等审美特征,基本确立了中国电影注重社会伦理教化、审美教育与戏剧性表现手法相结合的创作传统.     

《风声》：小说与电影文本的叙事视角比较

从叙事视角的角度比较小说《风声》与电影《风声》的不同特点以及分别产生不同的叙事的效果。《风声》小说与电影文本在叙事视角上各有特点：小说《风声》是一个具多重叙事视角的文本,它注重叙事视角技巧的运用,以彰显叙述层次上的对比性张力、突出小说的内涵。而电影《风声》则主要采用相对单一的旁观者全知叙事视角来讲述故事,它注重从观众对故事情节、悬念的期待来设置叙事视角,以达到情节结构上的险象环生、环环相扣。     

新都市励志片的现代图景——以《中国合伙人》为例

"新"意味着与过去的区分,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重构。《中国合伙人》在新都市电影的氛围中以励志片的形态呈现了作品对于现代中国的思考。励志片这种形式迎合了新都市电影旗帜下的一批观众,呼应了这股潮流中的青春色彩。空间、故事、人物在叙事的统合下描绘了一片现代时空景象,称得上"全球格局重整中的中国精神复杂性的表征"。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的文化叙事

张承志的早期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以蒙古民歌为叙事线索,高扬"为人民"的创作原则:平民文化叙事中阐述额吉人格养成的内在传统文化、生活因素,以及外在的养子文化因素;草原文化叙事中解读草原由一个简单的自然地域环境扩展成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环境,成为一个文化指向;民俗文化叙事从民歌、下夜、托梦等传承性的民俗现象解析作品人物的人性以及这个民族的生存文化思考。     

论墨白小说的苦难叙事

苦难叙事赋予了墨白的创作以深刻的思想强力以及独特的艺术魅力,是其创作区别于其他作家的重要标志。生命体验与责任感所合成的内在驱动力,二元对象的表象与永恒困境的人性隐喻所构成的叙事内容,悲悯与审视所交织的叙事角度共同建构了墨白独具一格的苦难叙事。对其苦难叙事的总结,既是对作家个体的探索,也涉及当代文学创作与苦难的关系。     

文化“解禁”与新生代电影的多重面向

回顾新生代导演“解禁”后的五年,置身于独特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与复杂的国际语境,新生代电影创作出现了新的、具有多元化面向的作品。新生代电影“主流化”之后采取奇观现实主义的叙事策略,与此同时,“先锋”艺术家代言“民间”的底层叙事冲动遭遇挑战。更重要的是,新生代电影的国际旅行面临“文化领养”的陷阱。“解禁”后新生代电影的国际营销策略应当对此种后殖民症候保持理性反思。     

论墨白小说的苦难叙事

苦难叙事赋予了墨白的创作以深刻的思想强力以及独特的艺术魅力,是其创作区别于其他作家的重要标志.生命体验与责任感所合成的内在驱动力,二元对象的表象与永恒困境的人性隐喻所构成的叙事内容,悲悯与审视所交织的叙事角度共同建构了墨白独具一格的苦难叙事.对其苦难叙事的总结,既是对作家个体的探索,也涉及当代文学创作与苦难的关系.     

试析侗戏叙事模式——以《珠郎娘美》为例

《珠郎娘美》为中国少数民族戏剧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侗族叙事艺术的经典之作,直至当下它仍是侗族戏剧叙事模式的典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以爱情为叙事主线,二以反封建与反礼教为叙事诉求,三以悬念与悲喜交融为情节结构,四以女性为主导的人物形象。对少数民族戏剧叙事模式的研究,有助于在源头上为村落提供理想的戏本,也是当下村落戏剧文化困境突围的关键。     

中西观演空间的文化比较

运用比较研究的文化学方法，探究了决定中西观演空间发展历程的内在文化因素的差异性，从而为我们理解中西观演建筑形态提出了方便的工具。文化的综合性差异、时空观差异、戏剧心理差异、戏剧主张差异、伦理观差异和环境观差异等都影响了中西观演空间向不同方向发展，而文化的综合性差异则是最根本的因素。研究文化的差异与观演空间的分异及融合的过程可为我们进行新型观演空间的创造提供依据和方法。     

刘三姐文化的人类学解读

刘三姐文化表现形态主要是传说、歌谣和民间信仰,与之相关的戏剧、影视、商品和旅游等则是其衍生物。刘三姐是壮族中古时代壮汉文化融合产生的文化英雄,刘三姐文化是在壮族民歌文化基础上,融合中国南方各族群娱乐浪漫文化因子共同打造的狂欢文化偶像。刘三姐不仅是壮族,而且是中国文化,乃至东方狂欢文化的一种标志性符号。     

全球化时代的传统坚守——论孙方友系列小说“陈州笔记”的传统叙事艺术

孙方友的小说无论从叙事风格上还是从小说精神上都明显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是中国传统叙事方式的延续。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地域文化、传统精神越来越受到冲击,甚至面临消失的危险,孙方友的这些小说显然就具有了独特的意义。     

儒家家庭伦理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

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严谨的儒家家庭伦理因其封建专制性而遭到新文化的抨击。在这种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现代女作家以个体本位和个性意识为基础,站在女性立场上观照儒家家庭伦理文化。她们通过大量家庭矛盾的揭示和女性悲剧的描写,对儒家家庭伦理文化的弊端进行了较为理性的价值批判,为女性摆脱旧家庭的禁锢从而获得“人”的自主意识,为建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家庭伦理文化观,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     

从汉字构意看古代男子的社会地位

汉字是世界上现存的唯一的一种经历几千年的发展变化,至今仍在使用的表意体系的文字。它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结晶和载体,不仅仅记录了中华民族的物质生产、生活和精神风貌,而且在字里行间影缩着历史的瞬间。男性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地位在汉字构意中有较明显的体现。本文通过分析“姓”、“男”、“夫”、“父”、“君”、“士”、“祖”等字形构意,结合民俗史料,探讨古代男子在社会中的地位变迁及其在生产、家庭婚姻生活、政治领域、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地位状况,试图让人们能更全面地了解古代男子社会生存状态,从文字中挖掘出更多的中华民族文化信息。     

中国西部电影的传播方式流变探析

中国西部电影曾经给中国电影界带来了无可比拟的荣耀,回顾早期西部电影,大都是在国外拿到大奖后才逐渐被国内观众熟知的,但是大部分获奖影片的国内票房却远没有所获奖项光鲜,国内传播的受阻引发了人们对西部电影海外传播＂效益＂的质疑。电影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种方式既应当具有商品属性,也应当具有文化属性。新西部电影除了在继承传统西部电影的优良传统之外,还应当在传播方式上积极探索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平衡,积极拓展传播渠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代背景下家庭传统伦理中“责任”的回归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这个社会最基本单位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和睦、安宁的家庭关系,不仅是每个家庭成员生活幸福的重要内容,更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与深入,社会道德风气发生了显著变化,并直接影响到家庭伦理,动摇了传统家庭伦理的根基,增加了家庭的破裂,弱化了家庭成员的责任。在今天全国大力倡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强化家庭责任,从责任角度解读传统家庭伦理中形成的这样一种规范的现实意义。     

在蹒跚学步中探索现代经典之路——萨特早期戏剧《苍蝇》的成功改编及其思考

萨特早期戏剧《苍蝇》的成功改编给中国当今戏剧戏曲的改革与发展以几点启示：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仍是今日戏剧戏曲创作的丰润土壤,创作中应更加重视对它的挖掘;二、今日创作经验借鉴的视野可更开阔、多元;三、当代剧作家应在创作中注入现代精神,而不盲目迷古。     

简论抗战时期翻译戏剧的战斗精神——以朱生豪《哈姆莱特》译本为例

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诞生于17世纪初的英国，翻译家朱生豪在抗日战争期间将《哈姆莱特》译人中国。从该剧本诞生的社会语境、译人中国的时代语境和译者个人的翻译目的乃至译本的思想内容等方面综合来看，《哈姆莱特》译本在中国抗战的大环境下被赋予了丰富的战斗精神。     

论中国近代悲剧精神在文学中的表现

中国近代悲剧精神产生于中国近代社会“内忧外患”的现实土壤，具有忧患意识、抗争意识及深切的痛苦体验等特征，它在近代文学中具体表现为：作为一种戏剧类型的悲剧得到明确提倡，传统叙事文学中的“大团圆”结局被突破，英雄悲剧及其崇高性特征得以充分展现。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代悲剧精神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表现，也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过渡的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