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记忆的历史触摸——莫言小说的叙事特点

莫言以叛逆的姿态从民间视角切入到当代文坛,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创作倾向与历史观念的理解。他对尘世苦难的感受有着切身的体会;对善恶共存、美丑共生的现实世界有着不吐不快的披露;同时,又站在民间立场,对客观化的历史做出了主观化的处理。     

“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以《五号屠场》中“德累斯顿大屠杀”为例

新历史主义突破了“文学反映历史”的传统思维模式,强调文学重建与历史真实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两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建立了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文章以美国作家冯内古特的小说《五号屠场》中涉及的一段历史,即二战期间作家亲身经历的“德累斯顿大屠杀”为例,考察这段历史对文本的建构以及文学文本对这段历史的重建,以阐述新历史主义关于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     

“历史流传物”的意义生成与经典化

历史流传物是解释学理论中一个相当重要、但尚未得到细致梳理的概念,作为理解和解释的对象,它指的是那些流传于历史进程中并不断得到新的阐释的文本。历史流传物的意义只有在文本与解释者、传统与当代的对话中才能生成,而历次对话所生成的意义共同构成了一个意义的群集。历史流传物的经典化是一个“效果历史事件”。     

总体化与历史辩证法--萨特辩证法思想简论

萨特历史辩证法的根本特征或基本概念是总体化。总体化与总体、总体性是有区别的。萨特的历史辩证法既是从个体的人出发,又是从社会总体出发。萨特认为,历史辩证法起源于被自己的物质性所支配的人的实践,而自然辩证法在目前还只能是一种对历史辩证法的类比。他既承认主观辩证法的存在,也承认有客观辩证法,并认为前者是后者的一个契机。     

原乡想象与狂欢化书写——论《尘埃落定》中的张力叙事

阿来在写作《尘埃落定》时,试图唤醒沉淀于民族历史中的文化碎片,从而编织出他心目中的原乡神话．由于小说文本对原乡想象与狂欢化书写之间张力的精彩呈现,这种神话建构并未如愿以偿．然而,这种张力叙事不仅使自然丰富的人性得以从文本中浮现出来,也从文学史的角度重写了乡土小说的传统叙事机制。     

从“启蒙”到“讽谕”——鲁迅与赵树理乡土书写的话语歧异

作为外在于乡村的知识分子,鲁迅审视农民的视角是居高临下的,他针对乡村的言说以启蒙性的话语为主。而赵树理则始终坚持立足于乡村内部,力图融入农民之中,其旨在改造农民精神结构的话语内容是“讽谕性”的。话语性质的不同有着不同的文本表现,启蒙话语导引出具有“寓言化”倾向的叙事,多含悲剧色彩;讽谕话语则注重突出文学“新闻化”的品格,充溢乐观情绪。这种话语歧异的产生,不仅由于两位作家的个人视野有所差别,更反映出不同历史条件下“农民想象”的嬗变。     

徐复观与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比较——“意义”和“意味”的张力

徐复观在具体的思想史和艺术史阐释中所运用的方法具有解释学的理论意义,他的解释学核心是"追体验"."追体验"契合中国思想的"内在性"特征,它强调理解作为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主客观融合的意味生成过程,这与伽达默尔解释学建基于逻各斯中心基础上、以文本为中心的哲学解释学不同.它一方面吸收了中国古典理解观中"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则以"意义"和"意味"的区分避免了此种解释方法的主观化倾向.在"意义"的指引下,"意味"在作者和文本对读者的理解召唤中生成,化解了"解释学冲突",带来对解释学循环的突破.     

一场没有终结的对话--简论翁达杰的《世代相传》

加拿大作家翁达杰的《世代相传》是一部相当奇特的后现代主义作品,评论家称之为“编史元小说”、“传记式小说”。在这部解构传统的文本中,作者将历史与小说、真实与虚构、主观与客观、作者与读者融为一炉,并化文本为“战场”,使这些传统中对立的双方上演了一出“战争”之戏。不过,在翁达杰笔下,传统中对立的双方不是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而是和平共处的交流与对话。     

在想象和理解中建构历史——王安忆“家”、“城”小说片论

王安忆有些小说营构了一个“家族”,它是作家创造的文学世界,也是作家对自己家族历史的隐晦表达;同时,她的另一些小说关涉上海这座特殊移民城市的历史形成。不同于在个体中实现历史的投射,这些“家”、“城”小说,通过想象和理解,建构起了王安忆的另一种历史。     

狄尔泰"历史理性批判"中的"想象"之维

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思想代表了他对以往理性的眷念情结：企图继续完成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用“历史理性批判”把理性建立在历史的根基上，为人文科学奠定基础；但在这种理性情结中，他的“想象”论美学思想则代表了他对新时代非理性美学的张扬：把“想象”作为美学的坚实根基。从而呈现生命被遮蔽的价值和意义。这两雏形成的深刻矛盾折射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美学在理性阴影下非理性的时代转捩。     

文学、文化之“文”——“文化唯物论”的一个基点

通过对20世纪西方文论"两次转折"内在关联的梳理,可以发现对"文"——即形式、结构、符号等文本性因素的关注展示了历史和逻辑的贯通性。这种贯通性源自"文"与"人"的本体论关联,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必然引起"人"与"文"的历史辩证运动。它表明文化研究在深层本质上与文学研究相通,是一种在文化视野的"放眼"中"盯住"文本性的历史修辞学。     

历史、自我与女性文本

９０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引人注目，其主导倾向是对“革命史诗”的重新叙述，但女性文本中的“历史情结”源于性别意识的觉醒与自我认识的深入。本文通过对赵玫、徐小斌、王安忆三部长篇的解读，描绘了当下女性写作中试图将“自我”与“历史”合一而又难以达成的状态     

“形”的执著与“思”的独立——由《红房间》谈墨白小说

文本的形式经营和内在精神诉求在以苦思者出现,以叛逆者前行的墨白小说探索中是一致的,通过对早期小说《红房间》的分析,认为墨白小说文本在四个方面即对心灵域地的寂寞探访、情绪化的两套笔墨、以“民间立场”抚摩历史与现实、小说世界的域定性与神秘性显示了作家的艺术独特性,特别是“形”的执著与“思”的独立将是墨白小说文本的“顽症”。     

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逻辑、意蕴内涵及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是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历史性飞跃提出来的,是依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奋斗历程总结出来的,是依据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实践探索凝练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历史自信源于党的百年奋斗成就,源于党的卓越贡献,源于党百年奋斗精神的自信。全党增强历史自信的实践路径是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积极掌握历史主动。     

从“视界融合”角度看文学翻译中文本意义的阐释

本论文主要引用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视界融合”的理论,展示文学翻译中译文的形成是译者的“视域”与文本“视域”在“效果历史”中实现的融合。揭示了文学文本意义的自律性和开放性,文学文本阐释的动态性和循环性,给文学翻译及其评判标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译文和原文一样,是意义存在的方式,是一个提供交流和对话的不可能被穷尽的意义世界,译文是在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中重新再现了原文的文本意义。     

“先研究找应用”还是“为应用而研究”

<正>从对科学技术发展历史的考察和对当今一系列高技术产品形成过程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如果说科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人类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好奇心,技术发展则源于人类对解决生产、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的能力的追求。即便是当今一般认为与科学和基础研究联系很紧密的高技术的发展,其内在动力也是源于人们对满足各种显在和潜在的应用目的的需求。所以,技术开发活动,通常也被定性为应用技术研究。但是“研究可以应用的技术”还是“为了应用而研究技术”,看似差别不大的两种理解,却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范式,并因此而影响着我们对技术开发、对应用研究创新活动的认识以及组织管理思路和方式。     

历史人类学与“文化中国”的构建——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三十八

一个一个鲜活的民间档案文献,经过历史人类学田野经验的解读,这些文献马上就可以“活”起来,而“活”了的民间档案文献有助于“文化中国”的构建。     

试析毛泽东“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论断内涵变异之原因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对于社会主义多久才能建成,毛泽东认为需要一个很长的阶段,即提出了“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的论断,但这一论断以1962年为界前后内涵不同,由“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长期论”变成了“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长期论”。这既有国内、国际形势这些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毛泽东偏重生产关系和制度、政治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纯社会主义化这些主观方面的原因。     

兴义“坪东四楞碑”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兴义"坪东四楞碑"是地方历史文物,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通过对石碑的考察,可以窥见清朝末年兴义郊区与城区之间交通、碑文撰写者及民间集资修路等有关历史情况。     

阐释学关照下的“非有复译不可”

本文将从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理解的历史性,视阈融合,效果历史三个方面论述鲁迅关于复译的翻译思想。由于理解的历史性,不同的历史时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目的性翻译,作者视阈与译者视阈无法完全融合,使同一文本的阐释呈多元开放的趋势。效果历史又赋予不同时代的译者复译同一文本的机会。这就为复译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