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寻根小说景象描写中的魔幻“神秘”之失

当代寻根小说中有许多魔幻“神秘”的景象描写,但大多都是为“神秘”而“神秘”,没有上升到庄严、“神圣”的艺术境界.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神秘”相比,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家韩少功、李杭育、王安忆和张炜的创作里都有诸多“神秘”之失.     

浅析新家族小说中父辈与子辈的关系构筑

论述80年代后期以降先锋一代作家创作的“新家庭小说”中父辈与子辈关系的构筑。这批新家族小说文本呈现了鲜明的寓言状态，这种寓言状态反映在家族内部的个体身上，家族成员的角色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那么，作为寓言状态呈现的家族文本在父辈与子辈的关系构筑上呈现着自觉的改造。本文指出小说文本在对家族历史进行着历史叙事的戏仿与欲望书写的同时，“父”与“子”的身份面临着共同沦丧与定位困惑。     

欲望表演与诗意回望——论“新写实”之后日常叙事的两种路径

由"新写实小说"重新开启的日常生活叙事,对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新生代"作家和以王安忆等人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大致表征了日常叙事的两种不同路向。"新生代"作家在肯定人的欲望合理性的同时,也把日常生活简化为"原欲"或"物欲",以至于沉溺在欲望的表演中无力自拔。王安忆则对日常生活采取了一种回望的姿态,着力于在历史的幽深处打捞出日常人生的点滴诗意与优雅。这两种不同路向的创作都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某种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形”的执著与“思”的独立——由《红房间》谈墨白小说

文本的形式经营和内在精神诉求在以苦思者出现,以叛逆者前行的墨白小说探索中是一致的,通过对早期小说《红房间》的分析,认为墨白小说文本在四个方面即对心灵域地的寂寞探访、情绪化的两套笔墨、以“民间立场”抚摩历史与现实、小说世界的域定性与神秘性显示了作家的艺术独特性,特别是“形”的执著与“思”的独立将是墨白小说文本的“顽症”。     

浅析鲁迅小说中的“狂人”家族

鲁迅在其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独具民族特色和个人风格的人物家族——“狂人”家族。我们之所以把他们归为一类，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愿望，特别是命运都有相同之点，即：不满现状，要求改变现实，他们都有一颗不安的心灵。这个“狂人”家族展现了中国近代社会和现代社会初期的生活图景，成为历史的真实反映。     

“戏拟”：隐藏在经典背后的另类人生——试论严歌苓历史题材作品的人性

严歌苓小说独特的历史叙事方式既是对现实的一种隐喻,同时又表现了作家自己对现实的理解,表达了她对个体生存价值的追求和她对人性的期盼。严歌苓的历史题材小说,向内寻求叙事规律,向外诉诸历史示范。其创作目的是要定位于人性本体的思考,回归对现实世界的体认,营建精神家园。借用“元小说”中“戏拟”概念,可以揭示严歌苓历史题材作品中历史背后的异常特性和隐藏于细节中的人性。     

中日家族小说的双子星座——岛崎藤村的《家》与巴金的《家》

日本作家岛崎藤村１９１１年发表了《家》；时隔２２年，中国也发表了一部同名小说，那就是巴金的《家》。两部《家》讲述的都是家族如何走向衰亡，逐渐分崩离析的故事，都是“旧家庭的历史”。同名同题小说在中日作家的笔下并不多见，但岛崎与巴金却还有《春》、《新生》...     

哈代“威塞克斯”小说的背景研究

“威塞克斯”系列小说是哈代最有成就的作品。文章从历史与文化、作家经历和小说的地理背景等方面，分析哈代“威塞克斯”系列小说的写作背景，以进一步深入对哈代作品的研究。     

论格非小说的“神秘性倾向”

青年作家格非曾经由于叙述的独特性而被划入到先锋作家的行列,这既与格非的小说观念有关,同时,也与格非小说叙述的独特性有关。本文选择“神秘性倾向”这一视角进入格非的小说世界。通过观念转变和叙述上的“空缺与断裂”、“镜像与迷宫”以及创作的延续共四方面的论述,得出“神秘”是造成格非小说具有引人入胜之故事性的重要原因。     

历史、自我与女性文本

９０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引人注目，其主导倾向是对“革命史诗”的重新叙述，但女性文本中的“历史情结”源于性别意识的觉醒与自我认识的深入。本文通过对赵玫、徐小斌、王安忆三部长篇的解读，描绘了当下女性写作中试图将“自我”与“历史”合一而又难以达成的状态     

“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以《五号屠场》中“德累斯顿大屠杀”为例

新历史主义突破了“文学反映历史”的传统思维模式,强调文学重建与历史真实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两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建立了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文章以美国作家冯内古特的小说《五号屠场》中涉及的一段历史,即二战期间作家亲身经历的“德累斯顿大屠杀”为例,考察这段历史对文本的建构以及文学文本对这段历史的重建,以阐述新历史主义关于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     

由“被告”、“败者”到“对话者”——20世纪家族小说中“父亲”形象主题研究

一般言之,"父亲"在家族小说中是权威和传统的象征。然而在20世纪的家族小说中,"父亲"形象则经历了一个由"被告"、"败者"到"对话者"的嬗变过程。这一嬗变过程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密不可分,同时亦具有其丰富的文化意蕴。     

莫言的《红高粱》与“新历史小说”

莫言是新时期的重要作家,莫言的写作突破了当代文学的传统规范,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既被视为“寻根文学”的终结,也被视为“新历史小说”的重要起源和代表作品。《红高粱》中人物描写的方法与当时有关人物性格复杂性的理论探讨有着密切的关联,反映了当代典型理论的重要变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崩溃及其对于创作的影响。《红高粱》和“新历史小说”的潮流与20世纪50年代《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强大规范构成了明显的对话关系,其“情欲化的历史”和“迷宫般的历史”鲜明地体现了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颠覆和重写。同时,《红高粱》的解读和“新历史小说”现象的命名与阐释本身也是一个在阐释中不断变化的过程。     

为审美而关注女性——论王安忆小说的女性书写

作家王安忆从1976年踏入文坛,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在这三十几年中,她的作品题材与叙述策略几经变化,作品风格也由稚嫩逐渐走向成熟。然而对现实的关注,对女性的书写,却从未改变。她的作品承载着作家对世俗生活的悉心关怀、对人类命运的哲学性思考和对小说构筑心灵世界这个目标的不懈追求。以王安忆小说对女性的关注这个视角,来揭示作家对人生、对社会、对文学的深刻思考。     

浅析新家族小说中父辈与子辈的关系构筑

论述80年代后期以降先锋一代作家创作的"新家族小说"中父辈与子辈关系的构筑。这批新家族 小说文本呈现了鲜明的寓言状态,这种寓言状态反映在家族内部的个体身上,家族成员的角色功能得到空前的 发挥。那么,作为寓言状态呈现的家族文本在父辈与子辈的关系构筑上呈现着自觉的改造。本文指出小说文本 在对家族历史进行着历史叙事的戏仿与欲望书写的同时,"父"与"子"的身份面临着共同沦丧与定位困惑。     

王安忆小说的历史观及其形成原因

王安忆的小说体现出独特的历史观,即历史不是由重大历史事件构成的,而是日常生活的延续和演变。王安忆的宽容和理解的当下情怀及独特的女性视域,则是这一历史观形成的重要动因。     

情爱与人生:《倾城之恋》和《香港的情与爱》的参照阅读

在中国都市文学创作中,张爱玲和王安忆两位女作家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她们都把手中的笔对准了那些他们自身并不属于的都市“小市民”生活,展示了她们的文化形态和真实生动的人生欲望,并把都市人嘈嘈杂杂、零乱琐碎的日常生活情形和对人性深刻、细腻的体察与时代变迁中人们道德观念的变动结合起来。张爱玲和王安忆这两位生活在上海的现代都市女性,她们对都市民间文化和市民生活的关注与热情,显示了接受过五四新文化传统、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对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大悲悯和真同情。张爱玲和王安忆毕竟是两个时代的人,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变动足以使苍海变桑田。生活于乱世之中的张爱玲对人生的感受与理解多了一份茫茫无边的苍凉和彻骨的凄冷。成长于太平盛世之中的王安忆对世俗人生则多了一份富于智慧的平和与安祥。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和王安忆的小说《香港的情与爱》分别述说了两个来自上海的青年女性白流苏和逢佳在香港发生的情爱故事。将这两个相隔了近半个世纪的情爱故事放在一起参照阅读,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历史的变迁、人性的永恒和两位作家对人世的不同理解。     

严歌苓《白蛇》：“三重视角”与“双重结构”下的艺术美和道德美

华裔作家严歌苓的小说《白蛇》讲述了全国著名舞蹈家孙丽坤在“文革”中的遭遇。与传统的直接进行叙述的线性叙述模式相异,作家严歌苓在小说《白蛇》中采取“三重视角”与“双重结构”的文本完美地把现实舞蹈家孙丽坤塑造为抽象唯美的艺术形象。通过她的遭遇,作家揭示出中国极度强调道德美的文革时期艺术芙和道德荚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人们对艺术美的特殊情感。     

王安忆小说创作观念中的“真实性”阐释

作为中国当代文坛创作风格最嬗变的作家之一,王安忆从创作伊始就对现实主义保持着极大的热情,沿袭着按照生活本来面貌反映生活的原则,她努力探寻着现实的自然原貌。在回望自己独特人生经历,书写个体生命特有体悟的过程中,她始终将"真实性"作为其小说创作的主要原则,不同于我国古代写实传统中强调的"实录",也不同于"五四"以来政治性观念映射下对生活的客观反映,王安忆崇尚的客观真实更具有西方现实主义所倡导的认识论上的意味。     

“游戏”男性中心文化核心文本——解读王安忆《叔叔的故事》

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是对以《绿化树》为代表的男性中心文化核心文本的“游戏”与“改写”。正是《绿化树》等文本触发了中国女性作家试图创建女性文化文本的深层思考。《叔叔的故事》之出现 ,意味着男性中心文化视阈唯一局面在文学中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