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的教派

南越的教派中,主要有高台教、和好教和平川派。这三个教派都是南越资产阶级—地主民族主义者集团内部的有势力的派别,具有浓厚的政治性质。由于历史的因素,它们与法国殖民者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在南越的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就是在吴庭艳的“国民军”和这些教派集团的军队之间发生的。这些冲突,首先反映了南越统治阶层之间利益的矛盾和对亲美的吴庭艳政府的“家族极权统治”的级度不满;同样也反映了美法在南越的明争暗斗及其矛盾尖锐化、白热化的程度。南越的这些主要教派是些什么样的教派呢?它们在     

阎锡山"乡土化"政策探悉

阎锡山的"乡土化"政策,即阎锡山统治山西期间,针对山西特点提出的一系列统治策略和方针政策,其根本目的是巩固统治,维持山西的割据状态.本文从"乡土化"视角切入,将阎锡山统治山西的38年分为北洋政府、南京政府两个阶段,并通过对这两个阶段阎锡山"乡土化"政治、经济、军事等措施的总结归纳分析,进而剖析阎锡山实行"乡土化"政策的深层次原因.     

周予同经学研究的逻辑

以理性精神始,遵循“教”“学”分离、学中探术、以学言变的路径展开,以科学的史学形态终,是周予同经学研究的基本逻辑。把经学与儒教区分开来,以理性精神批判儒家的宗教性,确立经学的学术性质,是周予同经学研究逻辑的第一环。学术性质的经学与政治统治术略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通过研究经学的产生与更替、经典名目的变化等学术问题探索政治统治术略的变化,是其经学研究逻辑的第二环。在把经学视为反映政治术略变化的基础上,对经学展开“超经学的研究”,用历史学的方法发掘经典材料,总结经学演变规律,是其经学研究逻辑的第三环。周予同的经学研究逻辑,蕴含赋予经学史学形态从而延续经学文脉的价值指向,对当下的经学研究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精英化”的哲学基础及其统一

高等教育＂精英化＂与＂大众化＂的哲学基础分别是＂认识论＂和＂政治论＂。＂精英化＂和＂大众化＂不只是招生规模、数量上的区别,在内涵上还包括录取要求、教育内容、培养目标等质的区别。我国高等教育在量上已经实现了＂大众化＂,在质上则兼具＂精英化＂与＂大众化＂的特征,是二者的统一,其基础是两种哲学的统一,而统一的方式即是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多层化,即将大学进行分类、分层和分工,由不同的大学承担不同的功能,使＂精英化＂和＂大众化＂在不同类型的大学或同一类型不同层次的大学中分别体现。     

隋文帝统治基础之计量研究——隋史研究之三

隋文帝统治的基本力量是什么?即其统治集团的人员构成及阶级属性如何?本文试用计量方法作一粗浅探讨,以祈求教。首先,我们关陇士族集团的演变来探讨。隋是继西魏北周而来的封建王朝。众所周知,西魏宇文泰创立了以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为核心的关陇士族集团,这是个新兴的士族集团,故《周书》说“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下将该集团主要成员后裔情况表释如下:     

《诗》经典化与古史辨《诗经》阐释的去经典化

《诗经》文本作为阐释学语境下的“历史流传物”,经历了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释读变迁,蕴含着丰富的阐释学命题。《诗经》经典的形成与耗散是一个典型的“效果历史”事件,传统《诗经》学致力于《诗经》的经典化阐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派则对《诗经》进行了去经典化的颠覆解读。所以古史辨奠定了现代《诗经》阐释的范式。《诗经》不再是僵化政治说教和道德说教的表征,而成为活的文学典范。     

曹氏政权两大政治集团之比较

在曹操统一北方的军事斗争中，出现了颍川谋士群体和谯沛武人集团，两者在出身、入仕、素养、事功诸方面都表现了明显的差异。随着魏的建立，颍川政治集团的政治地位日益上升，而谯沛武人的统治地位则受到了削弱。其根本原因在于价值取向、政治目标不同。     

从“自然的人化”看我国当代美学流派

在我国美学研究中主观派认为美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的主观意识的“外化”和“物化”；客观派认为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界无须“人化”，自然美在人类社会以前早已客观存在；主客观统一派主张美是“自然的人化”，但认为美是主观意识与客观自然的统一；客观性与杜会性统一派虽然强调美是“自然的人化”，但认为美是社会实践在对象上打上人的印记，体现人的本质。     

论广告修辞的青年亚文化现象

主流媒体与青年亚文化的两种关系：一、抵抗;二、兼容.作为传播体系的主流媒体,它是统治集团的传声筒,代表着统治集团的利益.而青年亚文化,则代表着处于边缘化、弱势的青年群体的利益,以主流文化的对立姿态呈现出来.但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是仪式化的抵抗,并不能撼动主流文化的根基,这就决定了主流文化具有包容青年亚文化的性质.广告修辞常用的两种亚文化策略：一、酷语化色彩;二、性语化诱惑.生产者和广告策划者植根于亚文化青年的需求心理及行为模式,通过广告修辞的酷语化、性语化等,去迎合亚文化青年的仪式化抵抗.     

两化融合——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根本路径——青岛红领集团两化融合纪实

青岛红领集团创建于1995年,是一家以生产经营中高档西服、裤子、衬衫、休闲服装及服饰系列产品为主的大型民营服装企业集团.为进一步实施全球化战略和追求差异化经营的蓝海战略,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个性化、时尚化的需求,红领集团确立了以高端高级量身定制为主线的运营模式,目前己在全国建成了300多家形象统一、管理规范的直营店,以自主品牌进入美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胡瑗易学思想与中庸之道

胡瑗在将儒家“内圣外王之学”升华为“实体达用之学”方面有卓越的表现，不仅首先自觉倡导“体用并重”的学风，并将之普及于社会，而且博通儒家五经，长于易学，继承了中唐以来的疑经惑古思潮，体现了宋学疑经、改经的学风。胡瑗在易学中表述了中庸之道与中庸之德的主张。将儒家的仁、礼与中庸对应起来，表达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     

东汉颂文的文化特征

东汉颂文从一开始就与国家的礼乐建设结合在一起，受到朝廷的提倡，其功用在于纪功与颂德。在发展过程中，颂文受到经学的影响，不仅在形式上取则经典，而且表现了东汉经学的价值观和社会理想。颂文与东汉史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突出表现在颂文叙事和征实的特征以及前序后颂、其序似传的写法。东汉颂文的这些特征使它和辞赋有明显的区别而与碑铭等文体极为相似。     

胡瑗易学思想与中庸之道

胡瑗在将儒家"内圣外王之学"升华为"实体达用之学"方面有卓越的表现,不仅首先自觉倡导"体用并重"的学风,并将之普及于社会,而且博通儒家五经,长于易学,继承了中唐以来的疑经惑古思潮,体现了宋学疑经、改经的学风。胡瑗在易学中表述了中庸之道与中庸之德的主张,将儒家的仁、礼与中庸对应起来,表达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     

论汉初经学对藩国文学的渗透

汉初经学以藩国为盛。为经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不但有藩王、藩臣,还有布衣之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政治因素,汉初轻视儒生,不重视《诗》、《书》;另外,某些藩国所在区域历史上就有浓厚的治经氛围。经学以文学为载体,文学也记录了经学发展的情况。汉初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诗、赋、文上。     

论嘉道经世学派的兴起及其对晚清社会的影响

清代嘉庆、道光之际,是中国学术发展的转折时期.其标志是理学经世学派的崛起和今文经学的复兴.湖湘理学经世派反对为考证而考证的乾嘉学风,主张以理学进行道德教化,同时讲求治世才能,以免理学空疏之讥.今文经学重新解释儒家圣道,为变法改革寻找理论根据.这两种学术思潮的路向不同,但都主张学术要关心现实、经世致用,都是基于乾嘉学术的困境和社会现实的危机而形成的,并对晚清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     

儒学对晚清礼法之争的影响——以伍廷芳和张之洞为考察对象

无论是礼教派还是法理派的修律思想实践都存在继承、运用儒学文化的内容。对儒学文化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促成了不同的修律思想。总体而言，伍廷芳和张之洞都继承发挥了其中“仁”、经世致用等精神。但是，张之洞视儒学为儒教，将其与封建政治紧密结合，固守其中的纲常理论，而伍廷芳则更强调儒学的社会文化意义，弱化其中三纲五常的部分，显得更为开放灵活。在修律中的表现则是：张之洞虽然积极主张并参与变法，但始终是传统伦理法内部的调节；伍廷芳则可以在继承传统法律“轻刑”、“仁爱”等思想的同时吸收现代法律中平等、尊法等内容。     

清代传播观念之流变探析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其大一统政治得到最高程度的发挥,传播一统观念亦极端强化。在这一观念支配下,传媒被视为宣传统治思想、灌输统治意图的工具,其政治功能被不断放大。     

顺阳范氏家学学风考述

基于魏晋南朝时期的儒学衰微与经学不振,尤其是魏晋尚虚浮华、通达悖礼等时风对儒学的冲击,顺阳范氏整个家族自觉于儒学的振兴与经学的昌明,以其独特的家世经学与笃厚的经学信仰独行于玄、佛日盛的世俗。世代儒业的顺阳范氏在家传经学（家学）、学有专长的基础上,以儒家伦常一以贯之而又综通群籍,从而形成了迥异于这一时代的崇儒尚经与博学多通之家学学风。     

开元盛世音乐教育状况述略

唐开元年间的音乐教育创造了我国古代音乐教育史上的一次高峰,这一高峰的出现有赖于统治者的音乐政策与具体措施。但当时的音乐教育仅仅为统治阶级娱乐消遣而设,在地位上还远远不能与经学教育相提并论。加上它单一的课程培养模式,致使受教育者的文化素质不能提高,从根本上来说,这一时期培养的音乐人才,主要作用仍然是为统治阶级的娱乐消遣服务。     

魏晋时期王肃的古书作伪及其影响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儒家经典成为当时和此后的稀缺文化资源。魏晋时期,王肃为了推翻郑学,开始制造伪经。《孔子家语》及《孔丛子》就是他的伪作,并且在学术界流行很长时间;两宋之际,吴棫首先对《古文尚书》辨疑,到清初,阎若璩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撰成《尚书古文疏证》,系统地考辨了《古文尚书》之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