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赋语词考释二题

以往楚辞研究者训释屈原《东皇太一》中的“蕙肴蒸”、《云中君》中的“极”,有不妥之处。通过考稽相关古典文献资料 ,可知《东皇太一》中的“蕙肴”为连文 ,“蒸”用作动词 ,不为“荐”字之讹 ;《云中君》的“极”是“亟”的借字 ,意为“屡次”、“每每”。     

论《远游》不是屈原的作品──与罗漫《<远游>与屈原的绝命词》一文商榷

罗漫先生在《云梦学刊》1995年1期发表《<远游>与屈原的“绝命词”》一文，提出《远游》是屈原的“绝命词”，这是屈学界至今为止提出有关屈原“绝命词”的第8种学说了。我姑且不谈前面7种中是否有“绝命词”，只想考证一下《远游》是不是屈原的作品，如果真的是屈原的作品，那么，这篇游仙赋是屈原的绝命词还是可以说得通的。假如《远游》根本不是屈原作品，那么，说《远游》是屈原的绝命词就不能成立。（一）《远游》是公认的游仙辞赋，作者在作《远游》之前居住在自己的故居，他是从故居起程游历“四荒”、“六漠”的。《远游》主人公的…     

贾谊首用骚体“吊屈”及其开拓性意义

贾谊《吊屈原文》首用骚体"吊屈",其创作模式影响了两汉作家的文学创作。他从自身政治遭遇出发,在精神上与屈原达到高度共鸣,发愤抒情,首吊屈原,在新的大一统历史背景下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历时性的文学阐释。他所开创的"吊屈"之先河,成为后世作家"吊屈"创作主题的优良传统。     

论司马迁“发愤著书”与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认同

司马迁以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强烈认同感而作《屈原列传》，对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伟大的人格精神，坚贞的意志品格作了极高的评价，高度赞赏屈原的伟大文学成就，并继承屈原“发愤抒情”的传统而“发愤著书”。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一个价值前提，即追求生命价值之不朽。鲁迅说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道出在文化精神上司马迁与屈原的一脉相承之处。     

王守仁与湖湘屈原文化

王守仁因遭贬谪于正德三年春赴贵州龙场驿担任驿丞,至正德五年春离开龙场去江西担任庐陵县令,来去途中都经过了"沅湘"地区的常德,住在城西潮音阁(寓贤阁)。他在这里凭吊屈原,写下了《吊屈平赋》和一批体现迁谪情怀的诗文作品,从而成为湖湘屈原文化的典型代表,同时也竖起了湖湘学术文化的一面旗帜。在王守仁及其"王学"的研究中如果忽视这一点,将难以厘清阳明思想及其"王学"形成的文化根源。     

《九歌》艺术形象举隅

《九歌》大约是屈原被放逐在沅、湘流域时期的作品。 王逸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午之乐,其辞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楚辞章句》)     

论《九章》篇次

《九章》是屈原一组诗篇的总题,朱熹说是“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一时之言”(《楚辞集注·〈九章〉序》。下引文不注者同),证之各篇所写的地点和内容,此言得之。这就纠正了王逸“屈原放于江南之野”,“复作《九章》”(《楚辞章句·〈九章〉序》。下引文不注者同)之说。惜朱熹虽正确知其“非必一时之言”,却未予进一步探求其言之先后,仍本王逸《楚辞章句》所列的《九章》篇次,作:     

王逸章句《楚辞》的动因、方式及特点

王逸章句《楚辞》的动因，源于思想上与屈原的趋同性和地域上的认同感。其章句的独特方式体现在：挖掘《楚辞》的儒家思想，及所承继的《诗经》“比兴”手法，肯定屈原思想与《楚辞》价值。王逸在章句时，凸现了汉人“解经”法，不仅力图将《楚辞》纳入经学研究的范畴，还企望将《楚辞》提高到“经学”的地位，同时在思想和情感上体现了独有特点。     

《离骚》作期探测

《离骚》作于何时，或曰作于怀王时期，或曰作于顷囊王时期，或曰作于怀王末期到顷囊王初年之间，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悬而未决。本文从当时时局、诗中透露的年龄、《离骚》的感情等方面作了论述，认为《离骚》是屈原在怀王客死于秦到顷囊王初年几年之中创作的。     

从题材选用看屈原与战国士文化之关系

题材是构成作品的基本要素，是时代精神的折光，更是作者思想向度的反映。屈原作品题材中“两美遇合”与“现实之境”相融，“法先王”与“法后王”并举，“言治”与“言巫”同列，不仅反映了屈原对先秦诸子思想精华的汲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屈作自成一家的原因。     

屈赋──屈原南征反秦复郢斗争史诗新译

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把起国晚期的文献史《屈赋》当作纯文学作品来读，认为它是“浪漫主义抒情作品”。“浪漫主义抒情作品”成了人们误解屈原作品的理论基础。因此，世界上至今无一人能读通屈原作品的内容，这是中国及世界文人的悲剧。笔者运用文献考古的方法，一字一义地将屈原作品的文字逐一考释，复原成三十万字自成体系的《屈赋——屈原南征反秦复郢斗争史诗》一书，填补了中国史诗的空白。现将破译的《屈赋》全文公布，以读者。版面有限，注释部分暂无法刊载。     

《天问》：对“构成思想”的反思

通过对《天问》从“构成思想”与“反思思想”的维度进行重新审视，可以得出“屈原的《天问》是我国最早的一篇运用反思性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思想的哲学名作”的结论。战国时期理性精神的觉醒，引发了学者们对“天命”思想的反思，屈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从宇宙时空，到社会秩序，再到个体存在各个方面对天命进行全面反思。屈原对天命的态度由怀疑、否定发展到批判，表明他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思想高度。     

中夜悲天问 高歌续楚辞——吴柏森《黄钟大吕歌楚魂-古代屈原戏注评》读后

屈原当是“帝高阳之苗裔”里的精英，堪称荆楚国魂。其人格和辞赋，更是中华炎黄文化中的人文瑰宝。宜昌炎黄文化研究会推出吴柏森教授的《黄钟大吕歌楚魂——古代屈原戏注评》（以下简称《屈原戏注评》），不仅是高擎楚帜于彝陵的壮举，而且是弘扬传统文化于当今的盛事，填补了屈原研究和戏曲研究学术领域的空白。     

试论“楚辞”和“汉赋”的主要区别

“楚辞”和“汉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可是楚赋混称的现象在汉代却是很普遍的,人们常把屈原作品称做“屈赋”、“骚赋”,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诗歌叫做“楚赋”。刘熙载在《艺概》中就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说:“古者辞与赋通称,《史记·司马相如传》言:‘景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则辞亦为赋,赋亦为辞,明甚。”不仅汉人如此,近人、今人也有将楚赋混为一谈的。比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辩诗》中,就将屈原作品列入四家赋中之一家,称为“屈原赋”。郭沫若将屈原诗歌译为今文,书名便题为《屈原赋今译》。我个人认为: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作品称“赋”和“汉赋”混淆起来,是不恰当的。从汉赋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汉赋虽“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但它跟楚辞却是完全不同的文体,不能合二为一。     

求索：以民主与科学推动三峡大学的制度创新

三峡大学用“求索”作为自己的校训，这是十分明智的选择。这一选择既表达了学校的理想，又是学校对自身的警策。凡是本校的师生都知道，我校用“求索”作为校训取自屈原《离骚》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有着十分明确的经典依据。屈原的高洁情怀与《离骚》忧国伤时之精神以及由此关联着的博大深厚的文化传统是“求索”存在的语境、     

论《离骚》诗祸

本文对屈原的《离骚》进行精神分析。从香草与飞天的症候出发，探察诗人的焦虑轨迹，从而分析出掩藏于史籍的一场“《离骚》诗祸”，并通过对《惜诵》的精神分析作了印证。文章认为，“《离骚》诗祸”是中国第一大诗祸，《离骚》是屈原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他的创作的分水岭。《离骚》写出了中国文人最痛苦的灵魂，却成了最动人心魄、最具个性的中国和世界最伟大的抒情诗。     

论《九歌》与楚越傩文化的关系

屈原的不少作品受巫楚文化的影响,这似乎已被人们所公认,但象《九歌》这样,直接借鉴楚越傩文化进行再创作的诗篇,却是不多见的。东汉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歌》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乱,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已之冤结,托之以风谏。”南宋的朱熹在《楚辞集注·九歌》中也说到俗人“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王、朱的注解都肯     

再论《国殇》与《九歌》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九歌”基础上写定的，可以认为是屈原所作或创造的。《国殇》是为牺牲的楚国将士而举行驱鬼活动的主祭歌。《国殇》以外的《九歌》其他篇，主要是表现对九位天神地祗的恭敬，赞美和依恋，《九歌》中的神，巫，人，鬼关系，就是一个由人和巫迎请神祗，送行鬼魂的过程。     

诗骚疑义五则

本文对《诗经》中“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关睢》），“女执懿筐”（《七月》）“穹室熏鼠”（《七月》）“涉渭为乱”（《公刘》）和屈原《九章·悲回风》“物有微而陨性兮”中的一些字词的旧注进行质疑，并运用古籍文献资料，进行新的解释。     

关于屈原族别之我见

近来,先秦的伟大诗人屈原的民族成分突然成了问题。读到两篇探讨屈原族别的文章,一是蓝瑜、肖先治的《屈原族别考辨》(《贵阳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一是龙文玉、龙海清的《屈原族别初探》(《吉首大学学报》文科版1981年第1期,又《学术月刊》1981年第9期)。前文把屈原划归苗黎族;后文则径自断定屈原“是苗族血统的后代”。对此,不能不引起我的一番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