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课:一种有效提高教师业务水平的手段

“说课”是近几年来教学改革中涌现出来的一种新型教学研究模式，是教师从事教学研究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概括说来，说课是执教者在精心备课的基础上，阐述对某节物理课的教学设想及其理论依据；但说课不是对备课内容的简单叙述。也不是对讲课过程的简单总结，而是在教育理论的指导下，教师对备课、讲课等教学环节在理论上的高度概括。     

荀子经济哲学思想的现代解读

本文认为：荀子发掘了以“明于天人之分”为前提、以“骋能而化”为核心、以“制天命济用之”为归宿的朴素经济主体观，构建了以“好利恶害”为依据、以“人之性恶”为表征、以“化性起伪”为导向的综合经济动力说，阐释了以“崇美”“扬善”为起点、以“美政”“美俗”为中介、以“上下俱富”为目标的理想经济价值论。并指出，荀子经济哲学思想闪烁着时代经济建设意识的熠熠之光。参４。     

浅析犯罪构成之“法定说”与“理论说”

犯罪构成在理论上存在这＂法定说＂与＂理论说＂的争议,＂法定说＂认为犯罪构成有着刑法的规定为依据,＂理论说＂认为犯罪构成是一种理论,不是法律条文。本文拟在分析了两种学说之后,提出了仅作为法律概念的犯罪构成,即犯罪构成不应该有属性,而仅是一个工具性的概念。     

人性的德育诉求

人性论是儒家心性之学的中心内容,也是道德教育理论的形而上依据和理论基石。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说,是宋明理学心性论的重要思想来源,直接影响传统知识阶层的道德实践,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人性论的角度审视传统儒家的德育理念,道德教育之必要;由于人性中的欲性,道德教育之可能;由于人性中的知性和仁性,道德教育之根本途径,在于"为仁由己",这是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内在逻辑。孔子到孟子、荀子,以至于以后的儒家学说,基本上都是这一人性内涵的演绎和发展。     

荀子“性恶”再探析

“性恶”是荀子的一个重要思想,以往学界大都从“恶”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和分析荀子之“性恶”,本文则另辟蹊径,从“性”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和分析荀子之“性恶”,通过对“‘性’训作什么？”、“‘性’指什么？”以及“‘性’怎么样？”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揭示出荀子“性恶”的实质乃是性“离朴”而恶和性“纵欲”而恶,同时更指出了荀子的“性恶”并不是纯粹的“恶”,而是“性恶”中本具自觉向善的倾向和向善的能力,也就是说,荀子的“性恶”是一种积极的“恶”而不是一种消极的“恶”,正是基于此,所以荀子才说“涂（途）之人可以为禹”。     

价格机制劳动价值说的局限和误导

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商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商品的市场价格。它符合现代经济学关于价格反映资源和商品的相对稀缺性的原理。劳动只是供给方面的一个因素,而供给要与需求相结合才能确定商品的市场价格。劳动价值说的历史贡献是剩余价值学说,但劳动价值说不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关于价格机制的科学理论。在我国价格体系中的某些误导,正是固守脱离现实的理论原则的结果。     

荀子《天论》的逻辑应用及其意义

《天论》对于“天人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阐述以及在其阐述的方法中，表现了荀子丰富的逻辑思想及其应用。荀子从论辩需要出发，以当时论战的经验为依据，研究和应用了逻辑理论和逻辑方法。探讨荀子在《天论》中的表现的逻辑思想，从而研究荀子所总结的逻辑思维的理论，对于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逻辑思想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谈英语视听说教学

传统英语听说教学注重训练学生语言的模仿，记忆和背诵，忽视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英语视听说教学以英原版电影为教材，为学生语言交际实践提供了大量信息来源，视听说教学集视，听、说为一体，以其多样生动的形式为师生创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交际平台。     

荀子的社会正义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荀子的正义理论是其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一、苟子社会正义的思想起源；二、苟子社会正义的理想构建；三、荀子社会正义的实现途径；四、荀子社会正义的现代意义。探讨荀子的社会正义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从而在现代社会中更好地古为今用，实现正义。     

论荀子的小说观念——以《荀子·正名篇》为中心

《荀子·正名篇》提到"小家珍说",前人多不重视。细绎文意,荀子此论的落脚点既不在"名""实"关系问题上,也不在如何使用概念的问题上,而是在后王时君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他的"正名"思想与孔子的"正名"思想并无本质差别。文中所提出的"期、命、辨、说",不仅是概念的产生方式,而且更是一种言说方式,体现在文本上则是一种文体形式。这种言说方式和文体形式是在"圣王没,天下乱"的社会背景下诞生的。其言说方式概言之为"辨说",其文体形式后人称之为"说体文"。"小家珍说"则是相对于"圣人之辨说"和"士君子之辨说"而提出的,虽然主要是一种学术价值判断,但其中也隐含有对于先秦诸子文体的认识,与《庄子.外物篇》所云"小说"概念可相互发明。     

对人性现实主义的解读

对人性的正确把握是顺利进行制度设计的前提条件之一，通过对先贤们的人性观的梳理和评述，文章认为人性是人自为的结果，是现实、具体和可变的，是善与恶的混合体，故制度设计应防恶、扬善。     

天人关系与中国园林艺术的生成

本以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生成是在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完成的。在殷商及其以前人对天地鬼神的畏惧时期，中国古典建筑具有亲悦鬼神的特征；在周及先秦两汉人对天地鬼神的敬而远之的时期，古典的园囿象天而建制，充满着趋吉避凶的功利主义理念；在魏晋以后的玄学对自然的“祛魅”时期，中国古典园林的建制有了美的法则，形成了自己追求意境、追求幽曲的审美风格，标志着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成熟；在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对自然的彻底地祛魅时期，中国的园林艺术转向了西方几何化理性化的风格。     

论颜元在人性论上对朱熹的批判

颜元对朱熹人性论的批判,是以实事实行作为着眼点的。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讨论：第一,颜元以＂气＂为人性的本原,加上＂理气融成一片＂的理气观,批判了朱熹的以＂理＂为人性的本原,这是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开端;第二,颜元以＂人欲合理＂来驳斥朱熹＂存天理,灭人欲＂以及＂变化气质＂的要求,进而指出＂气质之性＂是人唯一的本性来批判朱熹的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又以恶由＂习染引蔽＂而产生来批判朱熹的＂气质有恶＂,使＂气＂的人性本原得到了体现,并为修炼注重实行与践履的修心养性工夫提供了理论根据,是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焦点;第三,颜元以＂习动＂来批判朱熹的＂主静＂和＂死读书＂,而主张人们成为既对自己又对天下有利的人,正是他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归宿。颜元对朱熹所作批判,把对人性论的着眼点从形而上的东西转移到了形而下的东西上来,具有鼓动人们在实际事情与行动之中以践履来求道并修养自己身心的意义。     

批判是马克思人本质理论的出场路径

马克思人本质理论是在对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以及它们的不同表现形式的批判中生成的。根据不同时期批判对象的特性,马克思依次揭示了寓于批判对象中的人本质的内涵。在次第展开的革命的批判中,马克思人本质理论逐渐完善,并且最终在批判中创立了唯物史观,使人本质理论在唯物史观的照耀下形成了完整而科学的形态。马克思从确立人的自由本质,到批判人本质的不同异化形式,最终揭示社会关系既是人本质的表现形式同时又是人本质的异化,其人本质理论的批判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逻辑过程。批判是马克思人本质理论的生成方式,并且仍然是当下马克思主义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     

“人对人是狼”——霍布斯的人性理论浅析

霍布斯基于人的自然性，运用机械唯物主义的方法，形成其完整独特的人性理论。他先从人性的“自然欲望公理”推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再由人的“自然理性公理”归结出的自我保全原则，导出人们为了摆脱这一自然状态而付诸理性发现的自然法。     

人性悖论：西方管理思想史演进的原点与动力——对西方管理思想史的哲学解读

根据出发点的不同,西方管理学诸学派可以划分为三个部类,即以人性为直接出发点的理论,以组织为直接出发点的理论和以方法为直接出发点的理论。人性的非定形性与管理对人性的确定性把握之间的矛盾、组织的机械性与有机性之间的矛盾,以及管理方法的先验性与经验性之间的矛盾,分别构成了这三大部类演进的内在动力。这三对矛盾又可以归结为人性的悖论性结构,整个西方管理思想史因此可以在人性的基础上得到统一的理解。     

人与自然区域系统的人类生态学模式

地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目前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借鉴２０世纪初美国学者哈伦·巴罗斯提出的“人类生态学”观点,指出可用生态学观点解决地理学上的“人地关系”问题,并提出了人与自然区域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生态学模式     

象征手法对《蝇王》主题的表现作用

威廉·杰拉尔德·戈尔丁在其代表作《蝇王》中使用大量象征手法来表现“人心黑暗”这一主题。他认为人的本性基本上是邪恶的,所以对人生抱着悲观态度。戈尔丁运用的象征手法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个体象征和整体象征。个体象征形象主要来源于神话传说、圣经故事,以及西方古典文学作品;整体象征形象也就是通过上下文获得象征意义的形象。这两类象征手法交替运用,起了揭示和深化主题的作用,达到了神秘性与现实性并存的艺术效果。     

冯友兰理性人性论刍议

冯友兰的人性思想是一种理性人性论.冯友兰的理性人性论与中国传统道德的人性论并不矛盾,相反,他的理性人性论是对传统人性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老子的自然人性论

老子的人生哲学是以其自然人性论为基础的,老子不仅着重在自然秩序中寻找人的存在位置,理解人的本性,而且以自然原则作为人的存在的终极依据和价值归依,把人看作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由此老子充分肯定人的自然化,反对人的人文化,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现实人生的异化,对传统中国人的人生观有着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