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废除死刑的主要障碍及对策

中国废除死刑的障碍并不是经济发展水平低或者国民素质不高,而是民众关于死刑的报应观念及政界关于死刑的威慑观念。改变关于死刑的报应及威慑观念是废除死刑的必由之路,而观念的改变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下或国民素质的高低关系不大,主要是一个启蒙、宣传、教育问题,政府应承担起这一重任,学界在改变观念方面也应该有所作为,成立推进死刑废除的民间组织并从事相关活动或可大有作为。     

论死刑的废除

关于死刑的存废，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思想家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以来，几种不同主张的争论持续了两个世纪。本文认为，在我国，从现实看废除死刑远不可能，但随着文明的发展，废除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试论分权制衡的理论变迁及其制度实践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学者们就提出了分权制衡理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对分权制衡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讨论，提出了一整套实行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设计。分析西方分权制衡理论的源流、变迁，有助于认识、评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分权制度。     

简论孟德斯鸠的社会历史观

孟德斯鸠是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我国学者过去主要研究他的政治法律思想。而对其社会历史观则少有涉猎。孟德斯鸠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的理论，并从四含方面阐述自己的历史观。     

启蒙思想家刑法思想探析

18世纪启蒙运动蓬勃展开。启蒙思想家的刑法思想非常值得探究。他们对当时的封建刑法进行了抨击,并从罪刑均衡、罪刑法定、死刑观、刑罚目的和反对思想为罪等方面对封建刑法进行了质疑,对未来刑法进行了构建和设想,为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近代视野中的中西平等观批判

近代中国倍受西方列强蹂躏，救亡与启蒙成为双重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主题。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自由、平等不仅成为了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和价值诉求，救亡还使近代思想家所追求的平等具有跨越国界的意义，如何使中国摆脱列强奴役，建设独立、自主的国家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这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所讲的平等迥异于西方之处，也是近代启蒙思想的特色。遗憾的是，近代思想家并没有实现中国与西方平等的目的，反而在其论证平等时默认了中西之间的不平等。出现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原因颇为复杂，既与中国近代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中西之间的强弱对比有关，又与近代思想家的软弱和对现实估计不足有关。     

启蒙思想家高一涵论(上)

启蒙思想家高一涵不仅是《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刊》《现代评论》等进步杂志的编辑，还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呼吁启蒙、鼓吹革命、宣传新思想、批判旧社会的重要文章。高一涵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八年，不但通过他主讲的政治学课程，介绍但丁、孟德斯鸠等西方启蒙思想家的作品，还加入了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组织的进步组织，积极投身反对军阀、揭露帝国主义罪行、批判殖民主义、铲除封建旧思想旧观念的集会、游行、演说等活动。高一涵启蒙思想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注重人的解放，强调制度改革，重视科学方法的使用，通过教育提高公民素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推翻旧社会、建设新中国，做了思想舆论的贡献。     

新文化运动中启蒙思想家改造中国国民性思想的思考

通过对新文化运动中启蒙思想家改造中国国民性思想的分析，认识新文化运动的立足点，并揭示其历史意义，认为启蒙思想家批判陈旧的国民性，呼吁国民思想的更新，力图改变国民性的思想，时于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旧有着一定的启迪作用。     

试论分权制衡的理论变迁及其制度实践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学者们就提出了分权制衡理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对分权制衡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讨论,提出了一整套实行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设计。分析西方分权制衡理论的源流、变迁,有助于认识、评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分权制度。     

论取消贪腐死刑

本文讨论的是我国可不可以取消贪腐死刑的问题,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个经济犯罪的死刑,而对于贪污腐败是够可以废除死刑的问题,一经提出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贪官死刑是否与拟取消死刑的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一样,时机已经成熟呢？     

尼赫鲁、李光耀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尼赫鲁和李光耀是亚洲现代时期印度和新加坡的名政治思想家，他们根据自己的不同国情，提出了自己的经济思想，他们的思想既有相同，也有不同点，分析二异同及其产生的原因，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有借鉴意义。     

中国死刑立法的完善--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视角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死刑的适用范围、程序以及死刑犯的请求赦免权和减刑权都有明确规定，而中国有关死刑的立法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规定上与该公约存在一定的冲突，适用死刑的范围不仅过于宽泛且标准不明，适用死刑的程序也并非严格，缺乏死刑犯的赦免和减刑的请求权的规定等，需要加以完善。     

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法史学解读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法制史的内容。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对中国法制史的贡献问题,有开山鼻祖说、学科设置贡献说、副产品说等几种说法。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对当代中国法史学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如:1.当代中国法史学研究对象应设定为历朝历代法制的整体;2.当代中国法史学研究应注重跨学科研究的思路和方法;3.注重中国法制史学科功能的发挥和实现;4.法史学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须经历理论不断更新和完善的过程。     

魏源思想论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年代。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斗争,把一批中国近代早期的思想家推上历史舞台,魏源就是这批思想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魏源思想的形成和他所处的历史年代和社会背景有着极大的联系。     

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弊端的批判

维新时期，大多数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囿于传统文化的局限，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认识难免有很多误读的地方，更多的注重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弊端的猛烈批评，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思考和进一步的探究．当我们在借鉴资本主义这一人类思想文明成果的同时，对其制度性的弊端应尽力加以防范。     

中国古代蒙学教育文化散论

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化，发端于西周，至秦汉之际渐成规模，经唐宋时期的发展演进，直到明清时期，经由朱熹、王阳明、李刚主等思想家、教育家的培育，使古代蒙学教育化从形制到内容都臻于完善，为后世之启蒙教育提供诸多参考与借鉴。     

民生的法哲学之维——历史的视角

民生的出场是历史选择的产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围绕救亡图存进行了关于民本观念的民权化改造，意欲以民权改良或者变革近代中国，但其目的并没有实现。到了现代中国，已有的初步文化启蒙奠定了某种形式的民众根基，现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凭借初步民权观念，以民生为本，领导了现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初步成就。从民权信仰再到民生理念，是一种内在一致性的法理思维逻辑演绎。     

孙中山“权能分治”说产生的西方因素

孙中山“权能分治”说的产生有其深厚的中外思想渊源，是各种思想的结晶，但其主要是直接承套西方的民主思想。这里，影响孙中山“权能分治”说产生的西方因素具体包括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主权在民”思想、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人民主权思想与建国原则。     

科技型新创企业社会资本、资源拼凑与成长绩效的关系研究

已有研究显示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既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又会产生锁定等负面作用。基于社会建构理论，资源拼凑将通过重新定义和组合现有资源，降低社会资本锁定的负面效应。通过215家新创企业的调查样本验证了研究假设。结果表明，外部社会资本和内部社会资本均与新创企业资源拼凑行为正向相关，企业资源拼凑行为能促进企业的成长绩效，而资源拼凑在外部、内部社会资本与成长绩效间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上述研究成果为理解我国新创企业的成长提供了新的理论贡献和实践启示。     

鲁迅的放逐和启蒙的瓶颈

经历了近一个世纪,鲁迅的伟大却在现今呈现出欲说还休的姿态。随着政治运动的几经沉浮,鲁迅先生不停地被粉饰、被利用、被鼓吹、被误读,渐渐被当代青年所放逐。通过对鲁迅先生的作品的再阅读,从启蒙原因、启蒙的瓶颈等方面分析得出,鲁迅先生认为启蒙者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荆棘密布,不仅仅是因为时代的局限,人性本身的懒惰、自私、无耻和堕落乃是启蒙者所面临的最大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