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谈教学创新

新课程改革要求：学有用之知识,建构知识,让学生乐学,摒弃灌输的旧有思想。陶行知先生在很久以前就提出过：“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我想,这就是我们做教师的常常说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吧。这里的“学”,就是要学生自己去学,学会学习,不是坐而受教,墨守陈规。     

"经""史"之别:王闿运对《春秋》的基本态度

“经”、“史”之别是王闿运《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他认定《春秋》及《公羊传》、《梁传》是“经”不是“史”,在“义”不在“事”,而《左传》为记事之书。在此前提下,王运展开了对《春秋》学的研究,沿着公羊家之“义例”解经风格,努力阐释经典之微言大义,以达通经致用之目的。     

从变乱的角度试析西汉、西晋分封制度难以为继的原因

“自古帝王之临天下也，皆欲广树藩屏，崇固维城。”统治者在外敌的环伺下恐独木难支，愿遍设藩屏之国。增固连卫之城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但如何处理好封国与中央的微妙平衡，把持分封制度这把“双刃剑”是国势衰荣之关键。汉初昊楚七国之乱和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充分揭示分封制度在中国历史上频繁出现却难以持久的缘由。     

论戴熙的《习苦斋题画》

戴熙论画,以闲、静、淡、远的风格为“四美”,又进而以识、学、才“三长”兼备,才得画道之成,他提倡“形为心役”的创作,认为造化重于笔墨。他认为文人画应是“名心尽净”、“游戏人间”,故提倡“趣”、“灵和”、“天真”。在学古的择向中,戴熙窥元而追宋,有“振起北宋”之志。他对“四季山水”说有自己独到的体会,对风格学有独到的美学诠释。     

袁世凯与杨度的恩怨

杨度既是政治家，又是企业家、文学家。他曾主张君宪救国论，张勋复辟之后，认识到君宪救国行不通，进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再进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一生，也堪称“多彩”了。袁世凯与杨度的恩怨，只可算是他的前半生，其后半生则更加辉煌!     

论陶渊明的“志道”之学与“立名垂世”思想

“士志于道”是儒家据以评判士之是非善恶的最高价值标准。“志道”之学,指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自觉地追求儒家的道德境界,并以此作为立身处世的终极价值依据。而传统的“三不朽”理论又以“立德”为上善之选,这就为知识分子从“立德”走向“不朽”提供了内在依据。陶渊明的“立名垂世”思想,是指他在“志道”的践履过程中所形成的指向“不朽”追求的价值意图,即通过“三不朽”的操作体系以实现垂名后世的价值理想。所不同的是,陶渊明用“志道”之学为自己的“立名垂世”思想做了策略性的解释。     

“人问”大义与早期王国维文哲之学的归止

王国维早年本着寻求精神之形上慰藉的解脱心态，治叔本华与尼采的纯粹哲学，但叔本华与尼采其人与其学的内在张力使得王氏转向康德，“人间”大义代表了王国维哲学探求的归宿。人与人的“之间”，构成了王国维理解与刻画自己的位置的思想出发点：经世致用不过是人乎人间之内，而解脱出世亦不过是出乎人间之外。对国家、民族病理与个人性情的日益深化的思考，促使王国维一度从哲学转向文学美术。但近代特殊的社会历史，不得不使得国维从个人之解脱转而进入在具体时空直面现实而有所承担，由此而有从文哲之学到晚岁经史之学的转向。     

论许浑诗三题

作为晚唐一位优秀而颇受争议的多产诗人,许浑的诗歌尚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研究。本文试图从格律之美、意境之奇和“气格卑弱”辩三个方面,通过对许浑诗的具体分析,认为无论从格律还是意境而言, 他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贡献,而多为前人贬抑的所谓“气格卑弱”我们也不能简单肯定。     

《论语》中的“智德”思想研究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记录他言行的语录体著作。“智”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德目,这一思想在《论语》一书中有具体体现。从《论语》一书中可以看出,“智”包涵“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两种。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追求两种理想人格：“知者”与“仁者”,因此“智德”与“仁德”并列成为先秦儒家最重要的两种德行,两者相关但是不等同。仁智兼备就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儒家在道德修养上追求仁智双修的路线。     

最幸运与最不幸运的女人——略论洪升笔下的杨玉环

历史上的唐明皇李隆基是帝王中较为罕见的“钟情者”,目光敏锐的洪升抓住这一特殊的历史题材.从他的“罕见之情”中发掘未泯的人性,从他的爱情悲剧中展示异化文明与爱欲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宋濂的教育生涯以及教育思想

宋濂不仅是明代有名的政治思想家、文学家，还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家。他有着很长的教育生涯，他不仅从事平民教育，还是太子之师、帝王之师。在他的教学实践和文章中，体现和阐发了一些教育主张和思想：教育为先；以儒家思想为教育之本；重视教师的作用；提倡、实行启发式、劝勉式教育；注重教、学方法。     

戏剧的另一种审美形态──论徐讦的“自我之剧”

徐讦的戏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然有些不合时宜，但却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形态──自我之剧。这首先是他的非功利的以表现剧作家的哲学探讨和个人情感为主要内容的自我戏剧观。其次是其戏剧人物也具有剧作家的“自我性”，往往有与剧作家同一的精神追求与困感。再次是在戏剧形式上采用“案头剧”形式，难以在舞台上表演却有利于读者的阅读。     

从“团圆之趣”到“人物之死”──论中国早期戏剧的悲剧特色

作为现代话剧的源头,早期戏剧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它首先冲破了传统的大团圆结局,并试图建立以人物死去为结局的反团圆结局,体现了近代知识分子悲剧意识的觉醒．从“团圆之趣”到“人物之死”,传统戏剧的圆形结构被突破了,人们对戏剧乃至叙事文学的鉴赏情趣发生了改变。早期戏剧为现代悲剧的崛起作出了勇敢的探索．     

从儒家的心性修养看《白雨斋词话》之“沉郁”说

儒家的心性之学直接关系到《白雨斋词话》的理论品质及其立论的内在肌理.“沉郁”作为一种深怀儒家道义信仰的贤人君子在道不可行、身处困境之中而依旧从善固执、忠爱缠绵的悲剧性情感,它即是一种极为难得的人格修养,也是一种高卓的词艺境界.由此可以得出“沉郁说”本身就潜藏着对“怨慕”之情和“弱德”之美的内在关涉.     

朱子学与江西之学

理学是中国传统儒学发展的高级阶段,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学有诸多学派,朱熹之前已有濂洛关闽之分,在朱熹之时,亦有江西之学、湖湘之学、浙东之学诸派.朱熹之后,历朝同样有诸多学派.朱子学派称"闽学",但朱子学不等于"闽学".朱熹称二陆之学为"江西之学",但陆象山之学不等于"江西之学",江西之学发脉于欧阳修、曾巩,经李觏、王安石,而成于周敦颐、张九成、陆象山."江西之学"以二陆心学理论特色得以"孤行于天下".江西是理学开源、心学萌生之地.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上饶.朱子学不入于江西,但江西是他讲学论辩任官施教的地方,朱子学与象山学同样在江西广泛传播,历宋元明而不衰.所以,江西是宋元明时代理学发展的核心区域.     

论颜元的功利主义

颜元身处将理学奉为官学的年代，“内圣”之学昌盛，学者们游谈心性，鄙于言“利”。颜元以其深沉的历史使命意识，力图重建“内圣”与“外王”相统一的体系。通过对前人思想批判的吸收，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功利思想。他的功利思想在中国传统的功利学当中，可谓是一中庸之作，不偏不倚，求“利”而不忘思“义”，强调的是一种“义中之利”，即合理的“利”。     

董其昌“文人之画”观念辨析

[]?董其昌开列的“文人之画”的系谱以及他的“南北宗论”与他的同时代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有两个标准在他的系谱中起到结构性的支撑作用,一是师法造化,二是以画为乐.有此关口,“多寿”之说也成为他对绘画的一种极具个人性的表达.董其昌以个人的趣味和体悟重新结构绘画发展的历史,体现了他自开堂庑的雄心.     

在电工基础教学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习兴趣是指学生对学习活动产生的心理上的爱好和追求的倾向。在实践中，兴趣对人的活动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旦对学习发生兴趣，就会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浓厚的兴趣将是人们刻苦钻研、勇于攻关的强大动力。学生只有对电工基础感兴趣，才能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从而学好电工基础。因此，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电工基础的兴趣，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朱熹的美学思想述评

朱熹的美学思想主要由“文道之辨”、“理象之辨”和“诗辨”构成。朱熹认为“文”与“道”是合一的；在“理”与“象”的关系问题上则认为理为象之根本，象为理之应用；关于“诗”。朱熹情有独钟，所论涉及诗学的方方面面，并特别推崇以《诗经》、《楚辞》为代表古风古意。     

15世纪明儒学者型官员的行政管理思想研究

15世纪明儒学者型官员的行政管理思想呈现出心学化的倾向。北方大儒薛碹多年从事司法职务．提出“为政以法律为师”和至诚立道的行政管理思想，具有缜密的人际关系处理技巧。薛碹他还看重“通下情”．主张“清心省事”，发挥地方乡绅管理地方事务的积极性。状元罗伦重申君臣共济与互信的和谐关系对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性。张元帧的行政管理思想主要以王道说为核心。他的王道说是在心学和理学同时成为15世纪末那个时代治国思想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他意识到，心学的崛起是时代的必然趋势。所以有意把心学的治国意义抬高。作为皇帝的讲学老师，他的言论对当时时代思潮的推动是有一定意义的。享有“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雅誉．被后世称为“弘治中兴”重巨的王恕，以行政实干家著称，并且很有骨气，善于团结人、提拔人。也有较好的工作方法、技巧，指出帝王之学贵在知要，不在知博，要求皇帝不要迷信方术、佛学。真儒黄仲昭以气节著称．其行政管理思想以节约型政府观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