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公民权利保障

刑事强制措施与公民权利保障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刑事司法机关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惩罚犯罪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说到底是为了保障人权;另一方面,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时,又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以免使无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受到侵犯。主要提出了如何建立科学完善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的几点意见。     

刑事强制措施实体化的反思——以预防性羁押为例

刑事强制措施设置和发动的目的在于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该目的是程序性而非实体性的。包含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地区都存在刑事强制措施实体化的倾向,这一倾向不仅反映在理念上,而且体现于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刑事强制措施的实体化倾向,本文以预防性羁押为例加以说明,并试图提出从实体化走向程序化的刑事强制措施改革的基本思路。     

浅议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中的比例原则

刑事强制措施在打击犯罪、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触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需要在刑事强制措施制度中引入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强调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时的合理限制,达到手段与目的的必要性与相称性。这不仅有利于防止公权力的滥用,而且对于人权的保障、社会冲突的缓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刑事强制措施实体化的反思--以预防性羁押为例

刑事强制措施设置和发动的目的在于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该目的是程序性而非实体性的。包含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地区都存在刑事强制措施实体化的倾向，这一倾向不仅反映在理念上，而且体现于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刑事强制措施的实体化倾向，本文以预防性羁押为例加以说明，并试图提出从实体化走向程序化的刑事强制措施改革的基本思路。     

刑事被追诉人诉讼权利宪法化问题初探

首先探讨了我国《宪法》以及《刑事诉讼法》中刑事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现状,表明我国刑事被追诉人诉讼权利存在缺失。并以此起点,探讨了宪法中被追诉者权利问题以及确立违宪审查制度问题,以期在根本上保证刑事被追诉者的诉讼权益。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取保候审是一种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在刑事诉讼中.取保候审占所有强制措施适用的20%—50%,而占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90%以上。现行的取保候审制度在设计上仍然存在一定缺陷,针对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少违法操作的情况,提出可能的改革方向。     

论单位犯罪案件中的强制措施

中国目前的刑事强制措施主要是针对自然人犯罪主体而设置的,对单位犯罪主体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成了立法上的缺陷。设置适用于单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强制措施必须考虑单位犯罪案件中强制措施的特点和现有的强制措施在单位犯罪案件中的适用情况。     

中日刑事强制措施制度之比较

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程序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自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至今，由于立法观念及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刑事强制措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暴露出许多问题。故从比较法的角度，对日本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和我国的法制现状进行分析比较。并从我国司法实践出发，对刑事强制措施的改进提出若干建议。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与日本保释制度之比较

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被定位为一种强制措施,且在运行中不受有效监控,极大侵害了被追诉人的人权。相比较而言,日本的保释制度以保障被告人人身自由为目的,蕴含着无罪推定和人权保障的先进理念。对二者差异及其成因的分析对我国改革完善取保候审制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美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比较研究

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设计和实施方面的情况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息息相关，并反映出一个国家刑事司法的法治化水平。对美国刑事强制措施的介绍和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的强制措施运行中所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并非我国强制措施制度本身规定不妥，而是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我国刑事诉讼价值理念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关注不够充分；在强制措施的实施过程中，权力制衡机制缺位，由此引发种种问题。对这两个方面的完善，是我国强制措施制度的当务之急。     

我国刑事司法权的异化与回归

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来看,我国刑事司法权存在着运行混乱状况,司法权在再审、死刑复核中运行异化,承担司法权的法院同时还承担着执行权,刑事程序性裁判机制的不完善等,影响了司法权的中立性、被动性。基于此,本文在分析刑事司法权异化现状并对司法权本质含义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刑事司法权回归的改革目标。主张在司法权逐步扩大的趋势下,应该加强对刑事司法权的制约,从而使其在刑事诉讼中呈现一种良性运行的状态。     

论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检察监督——以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为研究视角

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建立的过程中,由于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措施规定得不明确具体,缺少灵活性、强制性,无法对行政执法机关在向刑事司法机关移送案件时出现的发现多、移送少的情况进行有效监督。这严重影响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也给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滥用职权留下了空间。因此,加强对行政执法的法律监督,完善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监督的提前介入权、行政执法监督调查权、督促执法权、行政违法纠正权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矿山安全刑事诉权问题研究

我国矿山安全行刑衔接不到位,深层次原因是未引入矿山安全刑事诉权。借鉴广义诉权理论和国外矿山安全立法经验,笔者建议修订《矿山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有条件赋予矿山安全监察员刑事诉权。现阶段,可考虑出台加强矿山安全生产行刑衔接的实体和程序规范。     

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的制度构建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收回死刑核准权,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与重塑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发挥其作用对理论和司法实践都有着深刻的指导作用。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应坚持双重身份,同时履行刑事追诉职能和法律监督职能。通过赋予检察机关死刑复核程序启动权,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死刑复核案件的启动、支持公诉、审判监督等职能,介入死刑复核程序,最终实现维护司法公正、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目的。     

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与困境——以广东徐辉案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将人权保障规定在第2条，并对证据制度、辩护制度等具体法条作出修改和完善，在实践中积极贯彻和落实。近日，广东徐辉冤案的平反更是人权保障理念在刑事诉讼领域的深刻反映。文章以此案为视角，在分析人权保障基本理念基础上，探讨人权保障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发展与困境，并反思人权保障的路径。     

刑事起诉替代措施论析

刑事起诉替代措施是指公诉机关对特定的构成犯罪的刑事案件，在案件进行审查起诉的环节，即作终止诉讼的处理，转换为非刑罚性处分措施，而不再进入刑事审判程序提交法庭审理的制度和作法。它体现了刑法谦抑思想，是起诉便宜主义和诉讼经济思想的产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探寻起诉替代措施意义深远。     

论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

刑事诉讼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和灵魂,刑事诉讼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而展开。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以及采用,直接关系到罪名是否成立以及刑罚的适用,对被追诉主体而言,这是一个成为与被追诉主体命运甚至生死相关的问题。刑事诉讼证据庭前开示制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应包含证据开示的时间、地点、组织者、开示的证据材料范围、法院对证据开示的案件如何审理以及对未开示证据材料的处理等基本内容。     

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制度及其完善

通过分析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不起诉权的相关规定,阐述了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权的性质、理论价值、实践意义以及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对不起诉权行使的事前制约以及借鉴日本的“准起诉制度”,改革“公诉转自诉”的立法设计。     

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实现

刑事犯罪引起的附带民事赔偿就其性质而言，与一般的民事侵权导致的民事赔偿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因前者是附带于刑事案件而启动的一种民事诉讼，导致其与一般的民事诉讼在起诉、受理、审判、执行等 多方面存在很大的区别，而且这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最终实现，侵害了刑事案件被害人（包括国家）的合法权益，损害了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又因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问题的规定尚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司法实践中对此类问题的处理缺乏统一的标准，致使赔偿的实现进程步骤维艰，故对附带民事赔偿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巨大的实践意义。文章仅就赔偿的性质、范围、程序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误区及解决方法作初步探讨。     

刑事诉讼法律视野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庭审的若干焦点问题

最近一段时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因为其在诉讼过程中激烈的诉辩、审辩对抗,成为各地各界检验刑事诉讼法运行的一大试金石。辩护律师滥用程序性权利与法官及公诉人对抗造成的法庭秩序失控、督查督办模式下异地用警、异地用检的合法性、撤回起诉及其后续处理、强制措施的合法使用等问题,引起了司法实务部门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辩。对于这些在司法实践中发现的焦点问题,从刑事诉讼法律沿革和刑事诉讼理论的角度进行解读和剖析,提出对策,有助于为检察机关更好地执行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提供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