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理念的实然与应然

长期以来,我国以死刑刑事政策为理念建构死刑复核程序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造必须首先从理念上实现转变.以程序正义观念代替死刑刑事政策作为死刑复核程序的建构理念、以司法权的运作规律代替行政权的运作规律作为死刑复核程序设置的基础、以权利救济型程序代替政策实施型程序作为死刑复核程序的模式,并走渐进化改造之路,才能实现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根本改革.     

论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及诉讼化改造

我国将死刑核准权收归了最高人民法院,并颁布了相关司法解释对死刑复核程序的运行进行规范但是,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在性质上还具有浓厚的行政审批色彩,是一种诉讼程序与行政审批程序相结合的综合体。根据正当法律程序,我国应对控、辩、审三方主体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合理调整,把死刑复核程序改造成为诉讼化程序。     

中国古今死刑复核制度价值取向的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体现了重视人命、恤刑慎杀的价值取向,这种古朴的人道主义精神与现今国际刑事人权理念遥遥相应,而我国当代死刑复核程序却在很长一段时间抛开了少杀、慎杀,限制死刑的价值理念,其结果使重刑主义在立法和司法上大行其道。本文首先对古今死刑复核制度价值取向作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今国际人权理论,就当代死刑复核程序的基本价值取向提出个人看法。     

论死刑复核程序"秘密性"审理方式的改革

死刑复核程序是把握犯罪人生命权的最后一道关口,因此意义重大。但我国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弊端颇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道程序已经名存实亡。本文从改革死刑复核程序"秘密性"审理方式这个角度提出建议,力求实现公平与正义。     

从检察监督视角看死刑复核程序的合理设置

《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根据这一规定,人民检察院当然有权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诉讼上的法律监督,以保障死刑的正确适用,达到逐步控制死刑适用规模的目的。但是,我国目前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监督的途径和措施在立法上尚付阙如。因此,加强死刑复核程序检察监督的理论与实务研究显得非常必要,它已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完善当前死刑复核程序的几点思考——以《刑事诉讼法》(修正)为背景

为了避免死刑制度的滥用,贯彻我国刑法的少杀、慎杀原则,我国设置了死刑复核程序.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死刑复核程序作出了部分修改,但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陷.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前提,对当前死刑复核程序的现状及问题进行理论分析,针对其不足并寻求完善的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及其程序正当性构建

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解决的是死刑核准权的归属问题。死刑核准权收归后面临的问题是诉讼程序的行政化、程序内容的空洞化以及程序正义性的缺失从而使设置该程序的目的落空。因此,需要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诉讼化和程序正当性构建。     

浅议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的思想依据

在＂慎刑＂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古代死刑救济制度源远流长,死刑复核制度是典型代表,其体现了统治阶级在阶级统治的过程中对儒家思想高度重视,发动刑罚要经过慎重考虑,不轻易地动用刑罚,因此针对死刑案件的审查核实慎之又慎,力求做到准确。本文主要从完善＂天人合一＂说和体现＂慎刑＂思想对死刑复核制度的依据进行简要分析。     

检察机关在科技创新中的功能及其实现机制

基于推动科技创新的目的,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检察机关介入科技创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以下结论:检察机关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可以发挥权益保护功能、环境维护功能、综合服务功能和创新助推功能。检察机关发挥这些功能作用,需要有效利用其常规工作机制,需要对一些特殊工作机制的职能进行拓展,还需要努力创新一些工作机制。     

贵州省:三年立案生产安全事故职务犯罪56件

<正>9月14日,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该省检察机关2012年至2014年介入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查办安全事故背后职务犯罪案件情况及典型案例。据介绍,该省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及时介入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着力惩治事故背后职务犯罪。2012年至2014年,共介入各类生产安全事故调查402起,派员1516人(次),其中省检察院介入重大以上事故13起,派员42人(次)。介入事故     

我国刑事司法权的异化与回归

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来看,我国刑事司法权存在着运行混乱状况,司法权在再审、死刑复核中运行异化,承担司法权的法院同时还承担着执行权,刑事程序性裁判机制的不完善等,影响了司法权的中立性、被动性。基于此,本文在分析刑事司法权异化现状并对司法权本质含义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刑事司法权回归的改革目标。主张在司法权逐步扩大的趋势下,应该加强对刑事司法权的制约,从而使其在刑事诉讼中呈现一种良性运行的状态。     

诉讼调解检察监督之存废、定位与方式

诉讼调解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语境下,已经成为一种司法政策导向,调解结案更多地成为民事司法的目的而不是纠纷解决的方式。诉讼调解中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软化凸显了检察机关进行诉讼调解检察监督的必要性。诉讼调解检察监督并不违背合法、自愿调解原则,并不干涉法院的独立审判。规范诉讼调解检察监督的提起范围和提起方式则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必须认真审视的课题。     

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制度及其完善

通过分析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不起诉权的相关规定,阐述了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权的性质、理论价值、实践意义以及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对不起诉权行使的事前制约以及借鉴日本的“准起诉制度”,改革“公诉转自诉”的立法设计。     

论刑事公诉程序的诉讼及时原则

修改后《刑诉法》涉及多处公诉制度改革,在扩大公诉环节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给公诉工作赋予更严格的标准和证明责任。基层检察机关出庭支持公诉案件明显增多,公诉任务量加大。在强调司法程序正义的同时,公诉工作要从诉讼及时性原则出发,用好刑诉法赋予的程序、措施和手段,着力提高司法效率。     

论刑事公诉环节审判监督职能的完善

刑事公诉环节审判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发挥的重要部分。然而,目前这一环节法律监督日益受到挑战和质疑,遭遇了理论和实践上的诸多瓶颈。因此,有必要就刑事公诉环节的审判监督面临的紧迫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检察机关案件质量监督评估机制初探

目前,我国检察系统尚无统一的案件质量监督评估体系,没有一套完整、科学的案件管理理论及实践体系。现有的检察机关案件质量管理工作,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以成立专门的案件管理机构的方式来加强案件管理,正逐渐被广泛认可。对此,建立监督和评估相分离的案件质量管理机制显得十分必要。     

关于重构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思考

我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制度设计上存在诸多缺陷，导致司法实践中常出现诸如申诉难、申诉多、越级申诉、重复申诉等问题，既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又不利于保障人权。应把纠正错判和一事不再理理念结合起来并以此为指导，重构我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     

检察权视野下的刑罚个别化方法

“应受惩罚的是行为，而惩罚的是行为者”的观点，是对刑罚个别化的高度的概括，实现了以“行为为中心”到以“行为人为中心”刑罚理论的转换，体现了“防卫社会”的刑罚目的观，“人身危险性”成为实施刑罚的真正基础。在我国具体的司法语境下，刑罚个别化的司法实践活动离不开检察权重要作用的实现。检察权与刑罚个别化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也是实践刑罚个别化最便利、最适宜的方法；以“人身危险性”为重要参数，运用不同的司法方法和具体方法，检察权主导下的刑罚个别化司法实践活动，能够促进量刑建议、刑事和解、辩诉交易、非监禁化、刑罚解除等司法改革的发展；检察权通过介入对犯罪人的人格调查、数据分析、案件说理，为刑罚提供合理的依据，促使犯罪人回归社会，实现社会正义和秩序。     

中美刑事强制措施救济之比较

刑事强制措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制度,它不仅关系到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且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基于国家追诉的需要,追诉机关采取各种强制措施来保障自己司法功能的实现.强制措施的适用涉及公民人身自由权、财产权、隐私权等等,因此必须给予积极的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