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Olley-Pakes半参数方法的实证研究

以国内上市公司2010-2013年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Olley-Pakes半参数方法测算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下,对股权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较强的负相关,股权制衡度越高,其他股东对控股股东的约束力越强,越可能抑制控股股东"支持效益";而股权制衡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相关,企业的股权制衡度越高,其他股东对控股股东的约束力越强,越可能抑制"掏空效益".适度的股权集中和制衡架构,有利于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高效地利用资源投入,促进生产和经营.     

股权结构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关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能否成功.股权结构会影响企业创新行为,股权集中可以使大股东有足够的实力与动力监督管理层,却又可能导致大股东掏空等私利行为;股权制衡可以防止大股东权力滥用,却又带来更多的决策成本,降低大股东工作积极性.基于此,研究选取2011～2018年709个创业板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创业板企业的创新绩效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之负相关,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第1大股东绝对控股的企业中尤为如此.研究丰富了股权结构及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研究,而且对现实中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提供新思路.     

农村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风险承担行为 ——基于全国农村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分析

从全国150家农村商业银行2013—2015年面板数据出发,实证研究我国农村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一定程度的股权集中度有助于降低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经进一步研究后,证实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高于20%后,股权分散效益减弱、集中股权能对风险承担行为发挥抑制作用。此外,非控股股东的股权制衡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持股比例过度小而分散的员工持股会加大农商行风险。     

企业股权结构与内部控制质量相关性的实证分析——基于2013-2015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国内外资本市场上财务丑闻频繁爆发,揭示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直接或间接导致内部管理不完善,企业亟需健全及规范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和信息披露水平。选取2013-2015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4046个观测值为样本,探究股权结构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相关性。实证分析表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控股股东性质的国有化,限制畸高的股权集中度,保障合理的股权制衡度,引入机构投资者适当持有企业股份能够有效优化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上市公司财务目标异化与股权融资边界

通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权益与股权融资数量,股权融资数量与每股净资产,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控股股东权益,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每股净资产相互之间的数量关系,界定了控股股东在不丧失控制权前提下的股权融资边界.     

解析股权集中、股权制衡与会计稳健性

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数据资料,分别分析探究了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其中,会计稳健性是会计盈余信息质量的一个特征。通过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较高越不利于会计盈余信息质量的提高,而股权制衡度较高越有利于会计盈余薪资质量稳健性的较高。     

控股股东关系联盟与企业实质性创新基于双重治理的中介作用

控股股东关系联盟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否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具有积极的治理效应,研究中尚缺乏关注。采用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控股股东关系联盟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关系联盟能显著提升企业实质性创新;机制检验发现,控股股东关系联盟通过治理效率和信息传递两条路径对实质性创新发挥双重治理作用,即抑制了控股股东私利侵占、增强了分析师关注度,进而促进实质性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关系联盟对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低股票流动性、高新技术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关系类型越多、强关系联盟规模越大、异质性越高,提升实质性创新的效果越显著。     

企业股权性质与高管股权激励效果：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

对于我国高管股权激励效果的研究结论一直有争议,这可能与我国的制度背景有关．我国特有性质可能影响股权激励的效果．采用PanelData回归方法,检验了2000年至2005年间4200个样本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价值间的关系．我们发现：总体而言,高管股权激励的效果不显著;但是,对于非国有控股股东,管理者持股水平和公司价值正相关,并在5％的水平下显著,而国有控股股东的激励效果则仍不显著,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股权激励机制并没有发挥设想的激励效应．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股价崩盘风险与创新投入基于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随着股权质押的兴起,股权质押与创新投入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股权质押影响企业创新的同时也对公司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本文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角度,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这对企业长久的发展、控股股东风险的把控和股票市场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5～2018年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三者的关系.研究表明:股权质押的发生会减少创新投入的力度;进行了股权质押的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会相对较低;股价崩盘风险大的企业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投入的负相关更为显著.     

金字塔股权结构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采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选取中小企业板488个样本进行研究,发现金字塔股权结构造成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度以及最终控制者性质显著影响审计质量.提出公司为了提高审计质量应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缩短控股股东的控制链条,构建对最终控制人有效的股权制衡结构.     

基于生命周期的中小企业股权结构对绩效的影响

以中小企业板2007年以前上市的制造类企业为样本,将企业分为成长期和成熟期,探讨了股权属性、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与EVA(economic value added)的关系.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实证结果得出,国有股比例与企业绩效负相关;流通股比例对企业绩效影响不大;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比较复杂.总体上,成长期较高的股权集中度、成熟期较高的股权制衡度对企业绩效有积极作用.     

中国制造业公司治理、信息透明度与费用粘性的实证研究

费用粘性是我国制造业中存在的问题为分析影响费用粘性的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权性质、自由现金流量会提高费用粘性程度,第一大股东、管理层持股比例对费用粘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信息披露这一因素的影响下,会弱化控股股权性质和自由现金流量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程度,强化股权集中和管理层持股对费用粘性的影响。针对以上现象,建议优化股权结构,降低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进一步深化股权分置改革,将企业信息披露度法制化。     

董事网络位置对高管薪酬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基于“董事交叉任职”所形成的董事网络,分析了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管理层权利的中介效应和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董事网络中心度以及结构洞指数越高,对高管薪酬水平的抑制作用越强;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董事网络位置与高管薪酬的负相关关系更弱;管理层权利在董事网络位置对高管薪酬的抑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组织特征及治理机制对高管股权激励强度的影响

以中国A股市场2007～2010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高管样本数据为例,从高管个体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理论视角,在尽可能排除或减少财务资本产权影响的情况下,实证分析了组织特征及治理机制对高管人员股权激励强度的影响效应。结论显示,相对于非国有性质,国有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强度更高;企业成长性越高,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强度越高;企业规模越大、企业风险性越大、董事会独立性越高、股权集中度越高、资产负债率越高、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强度越低。     

行业竞争冲击下股权集中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测了行业竞争冲击下股权集中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第一股东持股率越高,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越低;相反,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随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率的提高而增加。在高竞争冲击下,第一大股东一改往常的态度,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一样,都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如果行业竞争不激烈时,只发现第二至第十大股东热衷于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即,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可能随行业竞争性的不同而变化。     

能源化工行业股权集中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文章选取能源化工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对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以及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能源化工企业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价值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提高,研发投入在股权集中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即股权集中度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实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垂直专业化分工抑制了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吗?——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在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采用IV估计和GMM估计等方法,实证研究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分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为负,其促进效应是靠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来体现,而与资本存量的交互作用则可能通过“挤出效应”、资源错配等方式抑制了生产率的提升;（2）东部地区技术外溢水平最高,但人力资本回流会使技术外溢增长受限,进而抑制生产率的提升,西部地区则更可能出现“资源诅咒”,但人力资本的改善有助于解决该问题,中部地区技术外溢与“挤出效应”可能相互抵消,进而导致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3）东部地区较高的分工水平和快速的资本积累,通过“挤出效应”和资源错配加剧等途径,抑制了生产率的提升,而这点在中、西部地区并不显著。     

社会信任、两权分离与资本结构偏离度——基于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从社会资本治理机制视角,在运用组合评价法综合度量社会信任综合水平基础上,以2007—2016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社会信任在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与企业资本结构偏离度两者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发现: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越大,企业实际资本结构与目标水平的偏离度越大;社会信任综合水平具有缓解这种偏离度不利影响的调节作用.按照终极控股股东的国有与非国有性质和强控制模式与弱控制模式,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终极控股股东的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控制模式,对于两权分离对资本结构偏离度的影响具有差异,社会信任综合水平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也存在一定差异.     

规模、所有制与中国医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加入到生产函数中,对医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进行了直接估计。通过将所有企业分为大型、中型、小型三大类,发现从总体上来看,规模越大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越高。在控制住规模变量后,大型、中型国有医药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较高,而且高于外资企业。应鼓励大中型国有医药制造业企业继续做大做强,同时引导外资、私营企业良性发展,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优势,以此来促进我国医药制造业的健康发展。     

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

研究从异质性企业贸易与投资理论出发,以浙江省民营制造业企业为样本,通过构建测度企业生产率的综合指标体系,研究了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还是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代理指标,企业生产率越高越有可能对外直接投资。这与异质性企业贸易与投资理论的假说一致。研究还发现,以劳动生产率作为企业生产率的测度时,浙江省民营制造业企业存在出口—生产率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