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FDI、技术溢出与地区吸收能力 ——基于非线性面板平滑转换模型

利用2004—2014年我国服务业省际面板数据,以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研发投入强度和法律保护作为地区吸收能力的衡量指标,采用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研究中国服务业FDI技术溢出的非线性效应。结果表明,以上4个指标衡量的吸收能力对服务业FDI技术溢出皆存在门槛效应。当转换变量所代表的吸收能力跨过门槛值之后,服务业FDI具有较为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不同地区的服务业FDI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     

双向FDI溢出对中国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 ——兼论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

运用2003—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创新构建了吸收能力的量化方法，优化了知识生产模型的分析框架，使用空间误差模型对双向FDI溢出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研究，并检验了吸收能力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双向FDI溢出均促进了我国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但该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OFDI吸收能力起到正向调节效应，吸收能力能够增强OFDI溢出对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FDI吸收能力存在门槛效应，当吸收能力超过门槛值时,FDI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将降低。     

基于反向溢出效应的TSFDI动机博弈分析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以获取先进技术为目的,其依赖于反向溢出效应的存在.通过对两阶段完全信息古诺博弈模型的修正和扩展,加入吸收能力和溢出量2个因素,从逻辑上研究反向溢出效应与技术寻求型FDI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TSFDI的存在依赖于反向溢出效应,但需要在一定的技术差距和吸收能力的条件下才能发生.     

绿色技术溢出对中国CO2排放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以中国30个省区市(除西藏外)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绿色技术溢出对CO2排放影响的结构变化,进而分组检验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强创新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减排效应发挥的作用.研究表明:绿色技术溢出只有超过门槛值才能形成显著的总量减排效应;当人均实际GDP超过门槛值后,绿色技术溢出会显著促进碳排放的降低;绿色技术溢出在高收入高吸收地区发挥的减排效果最好,对于高收入低吸收地区,绿色技术溢出配合以创新投入能够产生显著的减排效应,对于低收入低吸收地区,绿色技术溢出配合以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减排效应更明显.     

绿色技术溢出对中国CO2排放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以中国30个省区市(除西藏外)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绿色技术溢出对CO2排放影响的结构变化,进而分组检验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强创新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减排效应发挥的作用.研究表明:绿色技术溢出只有超过门槛值才能形成显著的总量减排效应;当人均实际GDP超过门槛值后,绿色技术溢出会显著促进碳排放的降低;绿色技术溢出在高收入高吸收地区发挥的减排效果最好,对于高收入低吸收地区,绿色技术溢出配合以创新投入能够产生显著的减排效应,对于低收入低吸收地区,绿色技术溢出配合以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减排效应更明显.     

FDI与政府支持角度下的省域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研究

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技术创新能力指标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和FDI、政府支持力度(GOV)的非线性门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GOV、FDI与省域技术创新能力间具较强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其影响力度分别存在双重门槛和3重门槛.GOV和FDI耦联下省域技术创新高效溢出的关键是优化配置政府支持与外资投入的空间结构.     

制度环境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视角

加强绿色创新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基于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基础上,结合我国2003—2018年对外直接投资的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在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等多维制度环境条件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关系的作用机制,并对影响二者关系的制度环境门槛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可有效提高绿色创新效率,且在动态演变的制度环境下,制度因素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绿色创新效率间关系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制度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各种制度因素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绿色创新效率关系的影响没有显著性差异,而当制度水平超过门槛值时,就产生了加速效应,而此时法律制度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更好地推动我国企业通过OFDI逆向技术溢出获取绿色创新绩效,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须进一步完善法律服务机构和优化经济社会相关制度环境,以突破门槛值效应.     

知识溢出的机理分析

知识的局部性、累积性、不可逆性和互补性为知识溢出创造了条件,溢出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内在的非竞争性与部分排他性特征。知识溢出受技术差距、认知距离、吸收能力、地理距离和溢出方的控制意愿与能力的影响。从知识溢出的途径看,有基于劳动力的劳动力流动与人际交流效应、基于投资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基于产品的模仿效应和逆向工程、基于主体间联系的联系效应。获取溢出的知识的关键是自身的吸收能力。     

民生财政支出减贫效应的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利用2002-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民生财政支出对贫困减缓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显著,民生财政支出与贫困减缓在空间上呈现非均衡分布,民生财政支出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民生财政支出对贫困减缓还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两个门槛值(=10.5694,=11.4813)划分的三个不同的区间内,民生财政支出对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提高.     

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影响的实证研究

已有研究认为,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力度的大小、FDI技术溢出渠道的通畅程度和东道国自身“吸收能力”是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三个重要影响因素,而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又对这三个因素有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并以中国1983-2003年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得出结论认为:人力资本水平的丰裕程度决定了FDI技术溢出的大小;FDI能够通过资本积累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且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的技术溢出效应要远远大于资本积累效应。     

人口集聚对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及门槛特征

集聚理论认为,人口集聚可能通过外部性影响雾霾污染的变化,而且由于空间的异质性使得传统的空间同质性假设难以表述二者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因此,该文选取2003年—2016年中国20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人口集聚与雾霾污染之间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研究表明：1)人口集聚对雾霾污染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大于区域内的效应.2)人口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门槛特征,在跨过门槛值3.961之前,人口集聚会加剧雾霾污染;在跨过门槛值之后,人口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出现边际递减现象.由此,提出政府需要制定科学的联防治霾政策、重点关注人口集聚对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灵活处理人口集聚对雾霾污染非线性关系的政策建议.     

沪、深股市波动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从实证角度出发,采用多变量GARCH(1,1)模型研究我国沪、深股市A、B股之间的波动溢出关系。结果发现,在ARCH效应方面,存在上海A股向深圳A、B股之间的单向溢出效应,存在B股到B股的双向溢出;在GARCH效应方面,实证结果显示我国沪深股市A、B股各市场内和跨市场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波动持续性特征。     

区域吸收能力的多维度衡量——基于珠江三角洲电子产业的微观考察

吸收能力是外部学习和创新溢出发生的重要前提.本文将区域吸收能力在企业微观层面作为一个多维度变量,分解为人力资本、研究开发(R&D)活动和产品技术3个维度,探讨吸收能力中的构成要素对于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特定学习行为特征的影响.对珠江三角洲电子产业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利用社会临近性和组织临近性进行外部学习的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子行业高技术产品的生产领域,并且首席执行官(CEO)能力是企业利用与母公司和国外客户的组织临近性进行学习的重要因素.     

宁波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引起了理论界广泛关注,但现有研究认为FDI对不同地区的作用不一定相同。文章以宁波为例,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衡量技术溢出效应的数学模型,利用宁波市相关数据,对其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宁波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经济产生了负面技术外溢效应,其原因在于宁波企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水平较低,与跨国公司差距大,自身技术吸收能力低。为此,文章从调整引资结构、促进内外资企业联动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提升宁波FDI技术溢出效应的若干建议。     

基于井群渗流原理的产业集群知识溢出模型

借鉴流体力学的井群渗流原理,引入集群集聚度、知识粘性、知识位势、知识距离和吸收能力等变量,构建了产业集群知识溢出模型.其中,集群集聚度、知识粘性和吸收能力相对其他因素更具有可控性,将提高集群集聚度、降低知识粘性、增强企业吸收能力作为提升集群知识溢出效率的三个主要途径.     

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吸收能力

本文运用拓展的吸收能力的概念,利用长江三角洲地区1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发现,长江三角洲基础设施和科学事业经费的投入能够提高对FDI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而人力资本投入对FDI溢出效应的吸收作用并不显著,说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并没有进入利用当地人力资本的阶段。FDI还主要利用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基础设施和廉价的劳动资源,在长三角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资本外延投资,因此,需要进一步提高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中心城市FDl的质量。     

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制约因素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从获取、消化和应用3个维度,选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外开放度、研发投入、人力资本、要素市场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六大指标来研究吸收能力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各吸收能力指标都对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因此,提高我国企业技术吸收能力,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不仅要继续加大研发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更重要的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加快完善要素市场体系,努力营造有利于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市场环境。     

创业活动、技术创新与绿色创新绩效的空间溢出研究

基于企业家精神理论和"技术—制度"演化视角,运用31个省级数据估计和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从空间经济学出发,研究民营企业家精神和技术溢出对于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及其效应大小,以及是否存在直接与间接效应。研究发现,在技术溢出与民营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创业活动之间存在着空间统计上的正相关,即存在着某种空间溢出与耦合机制。正是民营企业家精神(制度)和技术溢出(绿色技术)之间的交互效应在市场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区域和领域起到了提升区域创新的作用,从而促成了更多的企业家创业和创新活动。     

“以能力换技术”战略推动FDI对我国自主创新的溢出效应

采用1998—2005年东、中、西部区域的相关统计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自主创新方面的溢出效应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外资对我国各地区的专利申请数量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并且内外资企业之间的能力竞争对二者的创新活动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提出了"以能力换技术"战略,即随着内资企业吸收能力的增强,必然会促使外资企业加快新技术引进,由于溢出效应,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会逐渐提高,从而导致新一轮的外资引进和溢出。     

FDI溢出与区域技术进步的非线性效应研究

采用考虑“坏”产出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构建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研究技术进步与外商直接投资（FDI）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早期经济发展阶段，由于我国与投资国之间的技术差距过大，“FDI技术溢出效应”并未出现，此时FDI不利于技术进步.随着经济逐渐发展，FDI对技术进步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并开始转为正的促进作用，而当经济发展到门槛值时，促进作用逐渐明显，“FDI技术溢出效应”出现.此外，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程度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也存在门槛效应，其中，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最开始为负，然后转为正，而金融发展程度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最开始为正，然后转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