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机械工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FDI已成为国际技术转移的重要渠道,而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先行领域的机械工业,近年来吸收的FDI快速增加。本文以我国机械工业六大子行业1999至2005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建立计量模型,分析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机械工业内资企业产出的增加主要是受到内资投入而非外资投入增加的影响。在引进FDI的过程中,尚存在多方面因素制约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应采取一些相应措施以便有效地利用FDI,使之对我国机械工业的技术进步起到积极作用。     

我国长三角地区区域创新能力、人力资本与外资绩效

测算了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度、外资的业绩指数等指标,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利用外资的绩效是显著的。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从溢出效应的角度对外资的绩效问题进行分析,发现长三角地区高度的经济开放水平、国内研发投入力度的加大以及由此带来的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丰富的高水平人力资本资源使得外资溢出效应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成为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利用外资取得高绩效的重要原因。     

外资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采用27个工业行业连续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FDI对中国工业内资企业的影响和技术差距对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FDI对中国工业内资企业有正的溢出效应,而技术差距对技术溢出有负效应.     

我国工业部门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基于苏州和宁波的比较

文章以Feder（1983）模型为基础构建计量模型,对苏州、宁波两地FDI在工业部门中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计量分析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苏州的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宁波的FDI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非常微弱。     

国内外促进外资研发机构的技术溢出政策及其对北京的启示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北京因地域、人才、市场等优势,外资纷纷在京设立研发机构。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外资研发机构对北京地区的技术溢出,必须要在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北京市外资研发机构政策,促进外资研发机构的技术溢出,使外资研发机构能够在提高北京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FDI地区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对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地区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总体实证分析,结果证明外资在地区层面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溢出效应.在进一步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地区外资产生了溢出效应,在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地区,外资的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对本土企业溢出效应分析

考察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并就工业企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跨国公司在我国研发投资均存在正溢出效应,东、中、西地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差距越大越不利用溢出效应的发挥;外资密集度越高溢出效应越明显;本土企业研发投入力度与溢出效应正相关,而跨国公司研发投入过高可能会产生逆向技术扩散。     

"超国民待遇"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吸引外资．我国给予了外资企业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各种优惠政策．被人们称为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一方面，使我国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理想场所．连续十几年列发展中国家第一；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对内资的歧视，即所谓的“逆向歧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外资超国民待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愈来愈明显。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障碍。     

知识溢出和吸收能力及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知识在企业内外能否完整、及时、准确地得到传递、变换、吸收和运用,实现知识学习和知识共享,对企业的自主创新起决定性作用。研究了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些建议。     

合肥高新区创新网络研究

温家宝总理在第四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会议上提出，国家高新区的建设正步人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二次创业，并为国家高新区的“二次创业”明确了“四位一体”的定位。其实质是根据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通过自主创新来实现自主发展，转变强外资、弱内资“一边倒”的经济结构，使高新区由初期的引进创新型发展模式向自主创新型发展模式转型，     

外商直接投资与山东省制造业升级的实证检验——基于地区、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首先对山东省制造业利用外资情况进行了概述,然后利用2002--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理论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能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对分行业和分地区的数据进行回归后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制造业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表明,市场开放度、市场竞争度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对溢出效应的发挥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凸二次规划SDP松弛解的存在性证明

针对利用CVX软件求解半定规划问题的有效性依赖于该半定规划问题的原始-对偶性,提出利用半定规划问题的强对偶定理和Gershgorin圆盘定理证明在箱子约束及单位球形约束下的凸二次规划问题的半定规划松弛模型解的存在性。该证明方法为嵌入了SeDuMi和SDPT3这两种内点算法的CVX软件提供了有效求解半定规划松弛模型的理论依据;一旦利用该方法证明了半定规划问题解的存在,必然可利用CVX软件有效求解。     

宁波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引起了理论界广泛关注,但现有研究认为FDI对不同地区的作用不一定相同。文章以宁波为例,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衡量技术溢出效应的数学模型,利用宁波市相关数据,对其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宁波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经济产生了负面技术外溢效应,其原因在于宁波企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水平较低,与跨国公司差距大,自身技术吸收能力低。为此,文章从调整引资结构、促进内外资企业联动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提升宁波FDI技术溢出效应的若干建议。     

沈阳装备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构建了包括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在内的数量模型,提出了相关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采用1999~2003年的行业数据,对沈阳装备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外资直接投资对沈阳装备制造业产生了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发现,所选定的三个因素,即市场竞争、劳动力流动和行业开放度对溢出效果的影响都是积极的,这对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跨国公司在华R&D本地化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跨国公司在华RD本地化的技术溢出渠道有模仿效应、竞争效应、培训效应和联系效应。要提高其技术溢出效应,可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加大科研投入,重视基础研究;完善竞争机制,促进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加强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RD集聚;深化产业联系。     

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影响的实证研究

已有研究认为,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力度的大小、FDI技术溢出渠道的通畅程度和东道国自身“吸收能力”是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三个重要影响因素,而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又对这三个因素有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并以中国1983-2003年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得出结论认为:人力资本水平的丰裕程度决定了FDI技术溢出的大小;FDI能够通过资本积累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且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的技术溢出效应要远远大于资本积累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工业部门生产率的技术外溢效应——基于溢出渠道的视角

首先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内资工业部门生产率进行了测算,然后运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方法,对1999-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工业部门进行了初步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的两大作用渠道(技术水平的影响和产出的影响)均对内资工业部门产生正向显著的溢出效应.然而,在对东、中、西部地区的进一步研究中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两大作用渠道在不同地区发挥不同的作用.     

中国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测度与分析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是一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伴随着中国进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对中国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的测度等问题也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构建了中国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的动态误差修正模型,对长期与短期的技术外溢效果进行测度与分析,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跨国公司价值链在中国的空间分布特征

首次应用概率分布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空间集聚特征,并对跨国公司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在中国的区位选择与空间分布进行了概率函数的空间拟合.结果表明Negative Binomial的概率分布拟合效果较好,并与实际观察到的跨国公司集聚于中国东部沿海省区域与中心城市的特征相吻合.这对于进一步研究跨国公司价值链不同环节集聚的区位选择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有利于政策当局制定相应的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政策选择与制度安排.     

Evolution of Manufacturing Strategy and System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Internationalisation and Inter-firm Collaboration Redefine the Boundaries of Manufacturing and Firm

In recent decades, the world economy has been stron gl y driven by worldwid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 ons (TNCs). And business globalisation is leading to widespread re-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ing systems in TNCs. However, still very little sys tematic research in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or production/operations managemen t (P/O M) has focused on these new types of globalised manufacturing systems, an d little communication is organised between diffe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