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在台阁体形成中的作用——以宋濂、刘崧、张以宁诗文互动为例

宋濂与江右文人领袖刘崧、闽中文人张以宁有较多诗文往来。江右文人与闽中文人论诗宗唐,对台阁体的产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为浙东文人领袖的宋濂,在入仕明朝社会地位发生巨大转变后,也创作了相当数量带有台阁气息的诗文作品。他们在推崇唐诗方面,有着一定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唱和互动,客观上促进了台阁体的形成。     

晚清知识分子对日本汉文的评价--以黄遵宪为中心

日清修好条规（1871）缔结六年之后，大清帝国初次向日本派驻公使团。历代公使以及公使馆的随员们与日本朝野士人广泛交游，在外交公余之暇，与日本的文人学者进行诗文唱和、诗文批评等各种文化活动。在保存至今的部分日中文人学者笔谈记录以及附有点评的诗文集中，尚保留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记录，我们可以从中管窥晚清知识分子对日本汉文的评价。     

客籍文人的贵州印象——以杨慎为例

贵州地处祖国边疆,虽有壮美的风光和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却因经济、文化、交通相对落后致使外人对贵州了解甚少。明代文人杨慎流放滇南期间创作了许多与贵州相关的诗文,对贵州的风土人情、民间文化有着不同的见解。对其诗文中的贵州人文、风物、经济等方面进行考查,有助于研究客籍文人杨慎的贵州印象及其诗文对贵州的影响。     

略论宋前茅山高道与文人之交往

茅山高道身处方外,却与世俗社会保持着一定接触,与当时文人之间的交往、互动也是极为频繁、密切。不少茅山高道与文人相互诗文赠答,文人或主动寻访茅山高道、或相约赋诗送别、或寄诗哀悼、或应邀作文,过往甚密。     

由茶诗看宋代文人的生存状态

茶与文人有着不解之缘。宋代文人饮茶成风,并于宴饮赠和之间创作了相当数量的茶诗,这些茶诗同其他诗文一样或明或暗地反映了宋代的世风、士风和文风。一些有代表性的咏茶诗对宋代文人的生存状态、思想倾向、艺术特点等方面都有较深刻的反映。     

陆游与姜夔咏梅词思想内容之比较

宋代的许多文人都写过咏梅诗词,生活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南宋时代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和布衣文人姜夔也爱梅成癖,创作了许多咏梅诗词。他们的这种爱梅情结是与所处时代环境及其生平际遇和抱负息息相关的。由于词特殊的抒情功能,从中更能感受到诗人寄寓其中的复杂情感。处于同一时代的两位诗人有不同的心路历程,从侧面反映了南宋朝廷风雨飘摇的处境。     

论唐末西蜀文人复古崇雅思想与创作审美主张

唐末季世中的西蜀文人群体,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染与熏陶,他们具有强烈的"复古情结"和"崇雅心态"。这些文人士子出于补救时弊和端正文风的良好初衷,自觉秉承了传统儒家"温柔敦厚"、"中正和平"的诗教观,他们在诗文创作上出没二雅、独标高格,提出了"清丽"、"雅正"的诗文创作主张,其文学思想和审美意趣与当时文坛上"斥浮崇雅"的思想潮流同鸣共奏,与昭宗一朝推尊盛唐梦寐中兴的美好期望应节合拍,在唐末众芳竞艳的文学思潮百花园中芬芳四溢、自成一格。     

一腔幽怨无人会，写出幽兰说与和——边缘文人沈谨学及其诗歌研究

清末苏州布衣诗人沈谨学，在穷困生活中始终不忘废诗歌。他用带有淳厚泥土气息的诗歌语言，师法“诚斋”瓣香“元亮”使诗歌呈现出明畅疏散的风致，再现道成年间边缘文人对文学创作的坚守和对诗意生活的践履，生动吟唱出一曲底层文人的幽远心歌，在末世诗歌史上应有一席之位。     

陶渊明诗文中的“云”意象解读

陶渊明淡雅、质朴的诗风,飘逸、旷达的人格品质,一直为后世文人所追慕。人们津津乐道于他诗中所吟咏的"松""菊"等,却疏忽了他诗文中的"云"意象,而这正是他人生的写照。陶渊明诗文中"云"意象,其兴寄突出明显,内涵蕴藉丰富,与其生平的理想与忧虑息息相关。     

陆游与姜夔咏梅词艺术特色比较

生活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南宋时代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和布衣文人姜夔爱梅成癖,创作了许多咏梅诗词。他们的这种爱梅情结是与所处时代环境及其生平际遇和抱负息息相关的。两人的咏梅词都普遍运用了拟人的手法,均重神韵而轻形质。但由于个人境遇和艺术主张的不同,他们的咏梅词在语言特色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从干谒看李白杜甫的入仕心态

干谒之风非始于唐,却在盛唐时期最为风行,此期的两位大诗人李白、杜甫亦未能免俗。李白不屑科举走上干谒之途,杜甫则是科举失利方入干谒者之列。他们二人在干谒时段上有长短差异,在对干谒结果的认识上亦有所不同,但他们事干谒时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荷,然而无论怎样李白和杜甫在入仕心态上都是积极的。虽然他们都事干谒,却依然不减他们卓然大家之风范。     

爱国:现实主义的深刻体现——论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对杜诗的接受

在文学史上大多数人认为“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是学晚唐体,宗贾岛与姚合。但实际上他们学习的是杜甫的诗歌,宗杜而非仅仅贾、姚。他们直接学习贾岛与姚合,其目的就是为了学习杜甫。因为他们的才力与学识等决定了他们无法直接学习杜甫,但并不是像某些人认为那样不学杜甫,“抛弃杜甫”,而是间接学习。这只不过是学习杜甫、接受杜甫的特殊途径罢了。     

论近代诗话的基本特质

近代中国宏阔的社会文化背景对诗话创作的影响甚为深远，立足于这一历史条件来探讨近代诗话的基本特质，可发现近代诗话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其创作中渗入了复杂的价值观念，而且多有不同程度的现实关注。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探视近代诗话在中国诗话史上的历史地位。     

异曲同工的田园之爱--叶塞宁和陶渊明其人其诗比较

叶塞宁和陶渊明同为田园诗人,他们最后的人生结局和诗风都不甚相同。但两人均处于社会与文化的双重转型期,思想、认识深受历史交替、文化转型的影响。在生活、创作过程中,两人历尽曲折和苦难,在各个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曾出现过不同性质的矛盾:叶塞宁的城乡矛盾,求新与恋旧的冲突;陶渊明的对出仕与归隐的迷惘,贫富思想的斗争。相似的背景及思想经历致使两人一生的情感及反映这种情感的诗作都围绕田园生活而展开,他们不约而同地讴歌农村、赞美自然,抒发自己对农村田园的眷恋与挚爱。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法院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法院,从其组织、管辖上分析,是近代中国法制最完备的行政审判机关,为百姓告官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但实际运作上,其行政诉讼职能难以有效发挥。     

从《诗经》的爱情诗看周代的聘婚礼及婚制特点

《诗经》中有大量的爱情诗,这些爱情诗反映了周代的聘婚礼和婚制的特点。《仪礼.士昏礼》中记载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聘婚礼的六个步骤,这六个步骤在《诗经》中都有明显的反映。由这些爱情诗亦可反映出周代婚制的诸如重视门第、同姓不婚、夫家专权等特点。     

晚清藏边民族纠纷解决中的角色职能析论——以光绪年间循化厅所辖藏区为例

晚清藏边民族纠纷解决中,看似杂乱的角色分配对象,若以其角色职能爬梳甄别,便可脉络清晰。以光绪年间循化厅所辖藏区为例,在民族纠纷解决中,直接参与的角色分配对象有循化厅之下属抚番府、营、县、营汛、司、所;寺院中嘉木样、新旧昂锁、红布、具有威望的活佛、熟知番事的喇嘛;民间的部落头人、乡老、邻里等。但是,按其角色职能进行归类,可以分为谕饬、讲说、弹压;勘查、缉捕、调兵;研讯、保释、鉴结,这些角色职能同时也可以反映出民族纠纷解决的基本程序。     

论晚唐诗僧的"苦吟"之风

晚唐时期,一大批方外僧侣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这些诗僧继承贾岛等人的“苦吟”传统,并使之进一步发展,取得了较高的创作成就。而“苦吟”之所以成为诗僧普遍采用的创作方式,并且形成唐代诗坛上一个特殊的创作群体,既与当时的普遍风气和创作传统相关,也有其不同于世俗诗人的特殊原因。     

论南宋建炎中兴及江南民生

宋室南渡后在治国精神方面延续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实质,这是中兴时期官集团领导成就的主要标志。另一方面,中兴时期的江南虽然被大规模开发,但要长期保持宋朝国家统治在江南的有效性已经没有可能。因此,统一的中国也就成了求生法则下民众对于国体的必然选择。民族的所谓“正统”反而退居其次。     

宋代富民诡名寄产及挟户规模考察

宋代富民为逃脱税役而隐匿资产,或将土地财产诡托于真假官户、寺观、贫民下户和逃亡户,或诡分子户,少则几户,多见几十户、上百户。官民诡分子户在下户中所占比例高达70—90%,诡户者可占到总户数的21.5—41.4%,其中富民之诡户大概为总户数五分之一到五分之二之间。富民上户以诡名寄产逃脱赋役现象的普遍存在,说明这是他们作为一个阶层的共同行为,对唐宋以来国家所确立的以财富为主要征税依据的赋役政策的逃避或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