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期文学”与人道主义

“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它可以指涉“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政治家口号下的文学写作；它也可以指涉“创作自由”、“人道主义”、“新启蒙”、“个性解放”、“表现自我”等知识分子与文学家们的倡导。它可以用来概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也可以用来概括“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仍处在“新时期”。组成我们现如今的广泛的“共识”，广泛“认同”的观点，都是由“新时期”来提供的。90年代以后，往往是对80年代某些观念的强调、延续或者以此为基础的推断。“新时期文学”的最基本态度还可以用这几个概念来描述：“人道主义”、“个性主义”、“文学独立”。人道主义精神是“新时期文学”的最强音，也代表了1970年代末以来文学的最感人最健康的声音。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以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为文学资源，“新时期文学”展开了对文化大革命传统社会主义“极左”政治的全面否定和批判。“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旗帜上有“自由”、“博爱”，却鲜有“平等”。人道主义者更倾向于把当下的问题看成是“社会转型”中的问题，这种态度一致延续到1990年代。但是没有对平等价值的奋力追求，又何来人道主义呢？而人道主义者的现实和历史位置究竟又在哪里呢？“新时期文学”10年盛会那段时间内，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是关于“忏悔”。忏悔在当时的表述下，是对今日之我的肯定，是自我与历史的“切割”。让文学与时代、社会“切割”，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考察“人本身的灵魂”，在这一点上，“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有着本质的差异。后者也有所谓“忏悔意识?     

“知青文学”的价值追求———新时期文学与当代青年

从价值追求与价值取向变化轨迹的视角，通过对１９７８年以来知青作家部分知青文学“经典文本”的重新审视及“老三届”文化热价值导向的研究，提出“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关系在“知青文学”价值追求中的意义；分析了知青历史参与者不同政治、文化、经济背景对历史本质认识的差异；考察了在８０～９０年代社会经济结构重大变化背景下，知青文学价值尊崇的不同倾向，价值标尺的转移与确立；探讨了文学、价值取向与历史语境的关系     

一部“接着讲”的优秀的文学理论新教材

以群主编的《文学原理》、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等文学理论教材都是“照着讲”的教材，而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是“接着讲”的文学理论教材。“照着讲”的文学理论教材强调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突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功利性；“接着讲”的文学理论教材强调文学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突出文学的学理性和审美性。两者之间的基本的概念范畴和主要的文学理论观念有根本的区别。     

“制度与文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和发展

“制度与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的热点.其研究范式的形成,源于西方文学社会学理论与“知人论世”的中国学术传统的交互作用.“制度与文学”范式推动了古典文学研究,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本文提出突破当前研究困境的两种方法,一是坚持文学本位,在纵向和横向两方面开掘新论题;一是加强“制度—文化—文学”与“制度—文人—文学”双线交错的研究.     

200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

一重建学科的合法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面临危机,已成共识,但危机在哪里,如何克服,却有不同表述。2005年5月底,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举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建学科的合法性国际学术会议”,美国、日本、中国香港和大陆50多位学者就“文学性”“文献学”“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教育”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中心议题是如何重建学科的合法性。8月21日《文汇报·学林》发表吴晓东、郜元宝的大会发言,“按语”略谓: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暴露了学科的门类设置过于陈旧、研究格局日益固化的缺陷,既难以有效地应对社会生…     

西方文论的三种境界与中国文论的两次错位——也谈中国当代文论建设

西方论的发展有一个从“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再到“外部研究”的变化过程，是一个外-内-外的历史过程，古典论主要是一种“外部研究”，从康德以来到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内部研究”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则又主要是一种“外部研究”，而中国论则有一个从“外部研究”到“外部研究”再到“内部研究”的过程，是一个外-外-内的历史过程，古代论和近现代论都是“外部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则是“内部研究”，这与西方论形成了两次错位，对我们的当代论建设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值得肯定的一种审美趋向——也谈“人与大自然关系”之作品

本文通过对我国新时期文学中“人与大自然关系”(人与大自然对立与融合)的作品的分析,阐明这些作品是适应了时代的需求,是社会与人生的折光反照,从而否定了这些作品会将我们的创作导向“脱离生活”、“与时代背道而驰”的非现实主义道路的观点。     

“向内转”:鲁枢元1980年代文艺研究关键词

“向内转”是鲁枢元1980年代文艺研究的“关键词”。“向内转”、创作心理研究与文艺心理学学科建设是鲁枢元1980年代学术研究的重心。鲁枢元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言语学研究与精神生态研究也生发于文艺心理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精神性、内向性与主体性色彩。虽然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生态学的跨界研究，分属于鲁枢元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文艺研究，但三者之间具有血脉联系和思想共性，即鲁枢元一以贯之对精神、心灵与内宇宙格外关注。因此“向内转”不仅是鲁枢元1980年代文艺研究的“关键词”,也是贯穿于鲁枢元整个学术生涯的“关键词”,体现了鲁枢元文艺思想的精神底色和学术研究的总体向度。     

文本社会学的语言中介性及其推论实证

文本社会学是奥大利学者皮埃尔.V.齐马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种社会学批评理论。这一理论的精义之处就在于:立足于文学作品本身,以“语言”为中介来深入细致地考察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将文学的“内部分析”与“外部分析”融于“语言”向“意识形态”的推论过程之中,运用此理论对《白鹿原》和《尘埃落定》进行文本解读,见出它具有思路清晰性、层次明确性和技术可操作性的三大特点,能为当下的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提供一种精致而有效的理论范式。     

论《红旗谱》研究视野的变迁

《红旗谱》是“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在新世纪“红色经典”的改编热中,再次成为了人们注目的焦点。它的研究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五十年代在革命真实的要求下,关注艺术与真实的关系;六十年代在“两结合”和“阶级性”的指导下,完成了思想意味、人情人性、民族性的深化;七八十年代的研究主要是对“文革”评价的反拨;到了九十年代,研究更有新的发展,在肯定《红旗谱》革命思想价值的基础上,呈现了横纵向比较和开掘新意蕴的趋势。     

四十年代“张爱玲热”现象浅析

张爱玲的传奇是与上海、上海人水乳交融、紧密相联的。对于四十年代“张爱玲热”现象的分析,虽然众说纷纭,各执一见,但归根结底应从文学生产的外部条件及文学接受客体等方面(包括上海的城市特点和上海人独特的文化品格)来探讨,才能寻得张爱玲在四十年代的上海滩风靡一时的原因。     

论当前文学的“本土化”美学转型

1990年代后至今的中国文学，发生了“本土化”的美学转型。当前文学的“本土化”美学自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本土化”叙述方式的探索；二是“本土化”文化蕴含的再现；三是“本土化”语言关感的重焕。但是，因为年轻作家“本土化”能力的欠缺，文学的“本土化”美学持续显示出难以持续之状。     

四十年代“张爱玲热”现象浅析

张爱玲的传奇是与上海、上海人水乳交融、紧密相联的。对于四十年代“张爱玲热”现象的分析，虽然众说纷纭，各执一见，但归根结底应从文学生产的外部条件及文学接受客体等方面(包括上海的城市特点和上海人独特的文化品格)来探讨，才能寻得张爱玲在四十年代的上海滩风靡一时的原因。     

论李金发诗歌创作的社会情绪化特点——由“热血青年”到追求“荒诞”的创作心理剖析

诗歌是创作主体的情感情绪“显然外化”的文学样式，也是较其它文学样式更贴近时代情感、时代情绪的文学样式，对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创作时代背景的梳理，可以看出他由“热血青年”到“追求荒诞美”的生命历程、其诗歌“社会情绪化”的过程，以及“否定”、“逃遁”的社会情绪特点。     

“鲁迅”经典意义的嬗变

透过鲁迅经典意义的嬗变,可以探讨它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互文关系。在1920年代前期,鲁迅作品的经典意义在反封建。"左联"时期,一些左翼理论家强调鲁迅思想转变是双方合作的基础,这为双方的争论埋下了伏笔。毛泽东则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使鲁迅与左翼文学获得了同一性,同时也证明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到1980年代初,有学者提出《呐喊》与《彷徨》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趋于多元化,鲁迅研究影响力下降,但鲁迅的意义是不会消散的。     

“鲁迅”经典意义的嬗变

透过鲁迅经典意义的嬗变,可以探讨它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互文关系。在1920年代前期,鲁迅作品的经典意义在反封建。＂左联＂时期,一些左翼理论家强调鲁迅思想转变是双方合作的基础,这为双方的争论埋下了伏笔。毛泽东则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使鲁迅与左翼文学获得了同一性,同时也证明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到1980年代初,有学者提出《呐喊》与《彷徨》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趋于多元化,鲁迅研究影响力下降,但鲁迅的意义是不会消散的。     

论张廷竹和他的“大时代三部曲”

文学、作家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与当地的经济、文化状态密不可分，作家只有沉潜到生活的最深处，感受到时代的强有力的脉动，才有可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作家张廷竹和他的“大时代三部曲”（《大路朝天》、《盛世危情》、《清平世界》）以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深刻介入社会问题，展现社会众生相，揭示人本性中的善与恶在非常状态下的激变，着力于对人的灵魂的探索与改造，探索未来发展之路，不失为一个时代的“醒世恒言”，也为改革文学提供了新的范本。     

从“文学性”到“娱乐性”：一种解构文学本质观的策略

随着消费时代临近以及文学边界的消蚀，“文学性”越来越受到文艺学研究者的青睐。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文学性”，无论是作为本质的“文学性”或作为功能的“文学性”。“文学性”概念是现代化过程中理性冲动所导致的成果，是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作祟。文艺学研究应该放弃对“文学性”的探寻，将研究的逻辑起点从“文学文本”转向“文学活动”，结合历史语境对“文学活动”的样态做出描述。由此，我们就可以用“娱乐性”来概括“文学活动”所共享的特征。     

“自我小说”与“乡土小说”比较研究

“自我小说”与“乡土小说’嘟是活跃于二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小说流派,它们各自以对中国现代社会独特的人生体验、情感模式、文化意识和艺术创新,丰富和发展了新文学的诸多元素,并都以自己的创作成就奠定了抒情文学和乡土文学的表现形态,对叨世纪中国文学的流向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新三十年文学”的三个理解维度

"新三十年文学"的发展频频受制于政治、商业和电子媒介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政治、90年代文学与商业、当下时代文学与电子媒介这三个维度大致勾勒出了"新三十年文学"的生态面貌.80年代文学以1985年为分界线,之前是文学与政治的合谋期,之后文学与政治走向疏离;90年代文学背离纯文学传统,投入到商业的怀抱中;当下时代文学受电子媒介影响,进一步走向式微,甚至有人宣布文学已死亡,但文学的终点也正是文学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