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东欧研究阵地一瞥

一般而言,研究阵地至少包括研究机构和研究期刊。过去70年来,中国的中东欧研究机构经历了从建后停顿到恢复新建及骤然减少再到蓬勃发展的过程,研究期刊则大体日渐式微。20世纪60年代国外问题研究启动时,东欧研究便受到重视。当时研究机构主要是1955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属文学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1964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1965年成立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苏联东欧研究所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成立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但这些机构不久便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新时期"审美文论"的历史贡献与现实意义

以审美特征论、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主要观点的审美文论,是新时期国内学人的重大理论创新。审美文论的确立与逐步深化,使文学研究由外部转向内部,由“工具论”转向“审美论”,由“他律论”转向“自律论”。文学重新回归自身。为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同时对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历史贡献与现实意义不可低估。     

试论中国文论话语的现代重构

20世纪只剩下短短的最后几年了。回顾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论，令许多文论工作者开颜。整整一个世纪的文学理论都被西方话语所统领，我们自己的文论却处于一种“失语状态”。正如季羡林教授所说：“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惯若寒蝉，在近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O今天，面对一个新的世纪的到来，我国作为世界文论起源地之一，在21世纪的多元文化格局中，能否占有一席之地，能否摆脱20世纪的文论先请状态，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建构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当然…     

西方媒介效果研究的历史考察

20世纪，传播学在美国诞生，传播效果的研究成为传播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而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引进传播学以来，对传播效果的研究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效果理论为主，而对该体系的根源和发展缺乏宏观和深入的梳理和思考。从19世纪美国社会大移民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把不同阶段的媒介效果理论放到具体的社会语境中，阐释每个典型的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思潮对媒介效果理论研究的影响，是有意义的。     

论解释学与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方法的一个新视野

20世纪70年代以来，教育研究面临“全球化”浪潮及多元文化的冲击和后现代论群的频频叩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解释学的研究方法日渐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基于对解释学基本哲学观点的归纳，对解释学在教育研究中应用的历史钩沉及其嬗变理路的简要阐述，并分析它在未来教育研究中的前景。笔者认为，当代教育研究应更加关注解释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研究，与其他教育研究方法相得益彰。     

小论林语堂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传播

文章主要从历史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的角度，论述了林语堂在20世纪20-30年代对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吸收和传播。     

颠覆与建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中国女性群体形象之研究

在当今中国女性研究领域，女性群体形象一直是东西方学界共同关注的主题之一，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一些较有分量的研究专著和期刊论文。文章试图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女性群体形象的英文研究成果加以评介，并与大陆女性研究进行比较，以期从女性群体形象的角度探讨西方中国女性研究的特点及其与大陆女性研究在理论立足点、学者性别构成、选题等方面的异同。     

近十年中国大陆对中国青年党的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历史研究的开放、深入和细致，我国大陆对中国青年：党的研究也进入“快车道”并取得了显著成果，研究中体现了三大特点；在定位上努力还青年党以“中间派”原貌；研究重点放在抗战阶段；研究辐射范围更广。但是，任何一项研究都不可能“穷尽”，对青年党的研究还有“处女地”。     

科学进步之思——对《进步及其问题》的再解读

科学合理性问题一直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研究与论战的主要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合理性问题争论的焦点逐渐转向了有关科学进步和目的的合理性问题。劳丹在《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模式,并用“研究传统”作为理解和评价科学进步的基本工具。此书一出,评论蜂起,褒贬不一。然而通过对这本书的再解读,我们就会发现劳丹的惊人思想中也有可以借鉴之处,他对哲人们探求科学合理性的新道路确实富有启发。     

古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历史可划分为三段：从20年代至40年代末为一段，形成独立的学科；建国至“文革”为一段，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确立；新时期为一段，拓展出多元化的研究格局。古文论研究中每一新步的跨出，都有一股新的社会思潮的发动为之撑柱。就古文论学科的建设而言，其新的趋向，可能从以往“史”的研究的侧重逐渐转向“论”的意识的增强。     

文学研究领域中传播学理论运用探析——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为例

运用传播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既是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也是古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同时是文艺理论研究领域中值得探讨的新问题.古代文学的传播学研究范围涉及到诗词曲、小说、散文、戏剧、文学理论等各个方面,呈现出较为活跃的态势.虽然诗词与小说戏剧等的传播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古代文学研究的盛况和成果相比依然相差悬殊,可开拓的研究领域极为广博,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整理与探索,需要研究者不断地为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为古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为文艺理论的新发展进行深入的探索.     

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非思辨特征

非思辨特征是中国古代文论范畴民族文化品格的突出体现。非思辨特征体现在：范畴创构的形象性、表述的感悟体验性和意旨的不确解性三个方面。其审美功能则体现于：开放性的接受功能、与文学实践共时在场的理论指导功能、切近文学本质的表述功能等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文论范畴非思辨特征的分析与阐释对于更深入地把握中国古代文论的审美个性和价值有重要的意义。     

汉语成语的文史信息

汉语成语是中国语言的一大特色,汉语成语源远流长,蕴含大量的古代文史信息。本文通过汉语成语的出处的分析研究,以数据说话,揭示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和文化名人辈出的历史规律。     

古代文学作品论的人本精神特征

作品论作为古代文论的基本理论层面,具有显著的人本精神特征,并体现于“以人喻文”的表述方式、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论述及对内容与形式要素的具体要求等三个方面。古代文论中以人论文的文学思想及从人的角度探索文学问题的方法,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再也回住不了的家园--正确定位文化转型后的中国古代文论

由于化的突然转型，中国古代论“失语”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古代论在大时代的变迁下并非是整体毁灭。而是依照其特有的方式参与和渗透到现当代论中来。因而化转型后的中国古代论只能是作为学遗产看待。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通过现代转换起死回生。中国当代论是以传统作为参照物，对西方学理论进行理性选择和本土化的结果。重建中国论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而没有必要对古代论进行现代转换。     

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文论已严重脱离了当下文艺生活。它不但面临着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在国际文论界的失语,而且还面临着对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的失语,必须主动、及时地进行现代转换。西方文论是中国现当代文论的母体,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也需要积极有效地借鉴和利用西方文论。如何看待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事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能否顺利实现的一个大事。     

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通过梳理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后-70年代 、80-90年代、新世纪以来,厘清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在每个时期的特点及前后之间的联系。指出随着时代变化,研究话语由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向多民族文论发展,研究的方法与视角也由单一的文学理论向文化学、诗学、比较文学推进,并且整合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使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成为一门跨学科、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的研究共同体。     

虎变文学类型及起源探析

虎交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学类型主要有人交虎、虎交人两类；其产生根源是中国古代的动物崇拜、图腾观念与灵魂信仰；佛教的传入则进一步丰富了虎交文学的创作。虎变文学的产生、发展、壮大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文学与宗教、伦理、民众心理等方面的内在联系。     

典故研究文献综述

在汉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典故携带着自身独特的文化意蕴贯穿了整个文学创作的历史,在长期的使用和发展过程中,它逐渐定型为汉语言中一类特殊的语料群。早期对典故的体认在修辞学的框架中起步,虽时人对其态度褒贬不一,但随历朝用事实践的发展,古代诗话、文论中亦不乏对其运用细则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运用的方法、要求和禁忌方面。进入20世纪,学人继而对典故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涉及到内涵界定、与成语熟语等的关系、典故辞书编纂及其文化蕴含诸方面,并且对文学作品中具体的典故运用实践从不同角度予以了分析、评价,多具美学色彩。     

古代汉文史籍中的吐蕃赞普名号考

古代汉文史籍与金石铭刻、敦煌文书、藏文古籍一样,是研究藏族古代文明、古代历史、远古宗教、民族关系等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准确掌握汉藏史籍中吐蕃历代赞普的名号及其由来,在藏族历史的教学与研究中有重要的意义。文章运用史料学、语言学、翻译学等,对古代汉文史籍中吐蕃历代赞普名号的由来及其变化进行了比较准确的考证,同时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状况、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