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美学的探索者——赵宪章文学形式研究述论

赵宪章针对我国过去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政治化倾向，重新解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他将审美视为文学的本质属性，将“美学的、历史的”视为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将文学形式视为“意识形态的形式”，并从文学形式入手，对文学文本、戏仿体、网络文学等进行了探索。赵宪章的文艺学研究丰富和补充了新时期文艺学的薄弱环节，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具有积极意义。     

论"文学性"与"陌生化"

“文学性”与“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语流派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科学的对象是“文学性”,是文学与一切非文学比较所具有的差异性,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种东西;而文学的文学性是通过陌生化表现出来的,是艺术形式的陌生化使文学的文学性获得了实践的价值。俄国形式主义所提出的研究文学的理论给后起的文学流以深刻的启迪,值得很好地深入研究。     

试论文艺学的科学性

当前对文艺学学科本性的界定出现了一种片面强调人文性、否定科学性的理论倾向。这种将文艺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对立起来的文艺观,显然背离了文艺存在的本质。对于以揭示文学活动规律为目的文艺学而言,科学性才是它的根本属性。当然,对于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一个门类的文艺学来说,它所具有的科学性应该是一种融合了人文精神的科学性。     

试评文学的“自足”说

近几年来，在关于文学艺术本质问题的探讨中，有不少同志从强调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出发，提出文学是一个独立、自足、完整的世界，要真正科学地研究文学，就不能不专注文学，回复到文学自身。甚至有的同志还进一步提出；“不能脱离作为一种‘自为之物”的文学本身正确阐明文学的本质”，     

“知识”与“思想”的悖论——通识教育与文艺学教学改革

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中的知识，均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构成真理，这与我国大学目前极力追求的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形成内在冲突，也致使其中的文学教育越来越趋向于工具性，尤其是在文艺学学科的教学中。改进这一情形不是仅在学科内部做技术性调整，而是在理念方面凸显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性，处理好“思想”与“知识”的悖论，立足于文学教育，尝试某些可把学生带入问题、思维训练和审美实践的教学模式，如本文所谈的“文本阅读”式教学。     

《世说新语》之于魏晋文学史研究的“原生态”视角

文学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尴尬：“史”的序列性、规定性解释系统反过来会破坏作品原初存在的“活性”成分。为此，我们不得不用“原生态”的理论来回溯作品的历史情境，以期减少必定存在的文学性的散失。《世说新语》之于魏晋文学研究，恰是一个难得的“原生态”视角。这个视角对于研究魏晋文学的重情色彩、玄言诗在东晋的繁荣、山水诗歌的萌动等文学现象都有启示意义。     

“文艺学”学科现代发展脉络的梳理——有关学术史相关研究著作的评价

对近年来“文艺学”学术史研究著作进行一番总体评价，以反映这些年来“文艺学”研究的新的动态和进展。在这些分析中可以发现现代“文艺学”发展的一些脉络，找出今后研究发展需要努力的地方。     

从生成语境看“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合理限度

“审美意识形态论”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后，便逐步成为阐释文学本质特性的主流话语。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这一理论被再一次强调，甚至被一些学者推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对该理论的质疑遂成为文艺学界论争的一个焦点。然而，由于对“意识形态”范畴的阐释与接受的多元特征，使得论争本身具有了一定的复杂性。而以非对即错的否定性判断方式展开的质疑论争，似乎也很难获得一个圆满的答案。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文学性的历史建构与当代意义

当前文艺学面临研究对象的重新界定和探寻，将文学性视为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这一历史构建在语言形式、话语实践、意识形态和意义世界等维度上展开。这诸多维度构成了文学性历史建构的多维结构图示。这一多重维度的揭示对于摆脱当前文艺学研究的困境，重建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具有诸多启示意义。     

经典与民间文化：重新审视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

过去对诗歌发展史的研究，忽视了诗歌发展中作为文学文本的“诗”与作为音乐形式的“歌”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并不是以脱离了音乐独立发展文学形式为基本趋势，而是在文学性的独立发展与向音乐性的回归这两极的振荡中前进的。     

论佛学与文学比较研究中文学性的坚持

以比较文学三个基本特征“跨越性”、“文学性”和“比较性”为出发点，强调在佛学与文学的比较研究中需要坚持“文学性”，并从四个方面提出了研究性建议。     

文化传播与诗学重构--现代传媒冲击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

现代传媒正日益成为一个“超级文化问题”，其影响力几乎已经波及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文学也不例外。文学与诗学事实上的传播学转向，使“主体论文艺学”渐次式微，也使“诗学重构”必然成为媒介时代的诗学策略。随着文化研究的崛起与“泛文学时代”的来临，现代传媒的操纵作用愈益彰显，文学的媒介性也得到了进一步肯定，“工具论文艺学”必然会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走向媒介诗学”，是当代诗学突围困境的一种有价值的尝试与拓展。     

在“离散”中寻求“认同”——新时期文学30年”的回顾与展望

“文学性”其实和编辑有很重要的关系,是被编辑生产出来的“文学性”。20世纪80年代更可以看出编辑的特点,编辑有意识地编发文学作品以表达自身对于文学的看法。当代文学史研究在很多方面可以拓展,应该把围绕作品的各种因素揭示出来。 从“新时期文学30年”甚至是更广阔的“当代文学60年”的角度来看,其中包含着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从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中国作家面临15年的高度“市场化”和“全球化”过程,这一过程是以前的所有中国人没有经历过的。作家如何来把握这一变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迅猛程度,这是过去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办法体会到的一种离散的经验,即我们的经验分崩离析了。这种离散的经验也成了“全球化”经验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在失去一个完整的世界之后怎么办？这是中国作家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今天很难在已有的艺术形式和人的内心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对应关系,如何建立这样的关系,值得去思考。恐怕我们过去的审美经验、文学经验都要发生变化和修正。 “新时期文学30年”或者说“当代文学60年”是个比较完整的阶段。而在这个阶段之后,我们的文学是否又到了一个变革的时期？在未来的日子里,文学的出路又在哪里？还有多少可能性？无论是作家面对的生活世界,还是作家自身的状况,媒介的条件等等,经过了最近15年的时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缺失。每个人都需要认同,你的认同依据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都找不到了。而如果回顾文学的历史的话,会发现文学不完全是追求艺术性、审美,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提供了人们认同的依据。我们今天讨论“新时期30年”之后的文学怎么走,实际上也是讨论     

谈“报告”与“文学”的统一

谈“报告”与“文学”的统一蔡顺林（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工委，武汉，４３００７１）报告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新形式，高尔基称之为“战斗的文学”。它是“报告”与“文学”的统一，是运用文学手段、文学形式和文学要求所撰写的真人真事。在党的十一届三...     

试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的大发展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获得了长足的多元的发展，这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文学观念冲破旧有束缚、张扬人文精神，在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中探索和把握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并在此基础上促使文学理论走向多元和成熟；文学研究方法也在借鉴中外文论和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取得突破和创新，有力推动了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反过来又促进了新时期文学观念的拓展和更新。     

审美霸权与文学理论的学科独立性

主持人话语：文化研究的兴起带来了文学研究的扩容，而作为文学研究之元理论的文艺学也遭遇了边界突破的处境。传统文艺学理论边界的突破意味着文艺学由单一思想资源变为多元思想资源。于是支撑着二十世纪晚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的理论基石——美学，其元理论地位受到了质疑。     

文学性：工具论与知识生产论

＂文学性＂概念的复杂性造成了研究者对之进行定义的莫衷一是,其实每一种定义都是对＂文学性＂某种意义上的丰富与发展,都是一种＂知识生产＂过程。对＂文学性＂的论争其实掩盖了两种研究范式的差异,即把＂文学性＂作为研究非文学领域的工具还是把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知识生产＂式的研究。文化研究无疑为这种混淆提供了引子。但同时,文化研究为＂文学性＂提供了一种理论参照与视角。文学作品＂文学性＂研究的知识生产恰恰为非文学领域＂文学性＂研究提供了更加宽广的理论视域。     

《呼啸山庄》中的陌生化效果

形式主义批评家们认为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它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而有别于非文学,这个特征就是文学性。文学性的特点不是对形象思维的运用,而在于文学的手法和技巧。陌生化的效果作为是文学性的基础,最突出的体现了文学性。《呼啸山庄》在叙事结构上的开拓性创新所产生的陌生化效果,增强了作品的可感性,延长了读者对作品的体验过程。     

关于“新时期文学”与人道主义

“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它可以指涉“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政治家口号下的文学写作；它也可以指涉“创作自由”、“人道主义”、“新启蒙”、“个性解放”、“表现自我”等知识分子与文学家们的倡导。它可以用来概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也可以用来概括“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仍处在“新时期”。组成我们现如今的广泛的“共识”，广泛“认同”的观点，都是由“新时期”来提供的。90年代以后，往往是对80年代某些观念的强调、延续或者以此为基础的推断。“新时期文学”的最基本态度还可以用这几个概念来描述：“人道主义”、“个性主义”、“文学独立”。人道主义精神是“新时期文学”的最强音，也代表了1970年代末以来文学的最感人最健康的声音。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以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为文学资源，“新时期文学”展开了对文化大革命传统社会主义“极左”政治的全面否定和批判。“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旗帜上有“自由”、“博爱”，却鲜有“平等”。人道主义者更倾向于把当下的问题看成是“社会转型”中的问题，这种态度一致延续到1990年代。但是没有对平等价值的奋力追求，又何来人道主义呢？而人道主义者的现实和历史位置究竟又在哪里呢？“新时期文学”10年盛会那段时间内，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是关于“忏悔”。忏悔在当时的表述下，是对今日之我的肯定，是自我与历史的“切割”。让文学与时代、社会“切割”，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考察“人本身的灵魂”，在这一点上，“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有着本质的差异。后者也有所谓“忏悔意识?     

论佛学与文学比较研究中文学性的坚持

以比较文学三个基本特征“跨越性”、“文学性”和“比较性”为出发点,强调在佛学与文学的比较研究中需要坚持“文学性”,并从四个方面提出了研究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