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儒家孝道的生存功利精神

"孝"是早期儒家为家庭和社会伦理所进行的理论设计,具有较强的生存功利精神.孝道在后世发展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准则.通过分析早期儒家孝伦理的表象,可探求其真正蕴含的生存功利精神.     

法孝之变——略论秦汉之际的政治伦理范式及其转换

纵观历史,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政治哲学与伦理范式。如果说短暂的秦朝(秦始皇统一六国至秦亡)是以法家的"法"为其政治哲学与伦理范式的,那么西汉初期则可以用"孝"来概括其政治哲学与伦理范式。秦亡汉兴,政权更迭,秦与汉在政治哲学与伦理范式方面不仅悄然发生了转换,而且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伦理范式与价值向度。在西汉初期的历史进程中,"孝"的强化与"法"的弱化可谓是相逆而行;时至汉武帝时期,法孝之间又有新变化,呈现出同行并进、互为表里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董仲舒以"父为子纲"的论调对"孝"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化与机制化,不仅拓展了"孝"的伦理意涵,而且增强了"孝"的绝对性与权威性。     

浅谈忠孝伦理观念

忠孝观念一般指一个人的国家伦理、社会伦理以及家庭伦理观念。在国为忠,在家为孝,可以说忠、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企业诚信伦理与市场博弈

企业诚信伦理博弈的实质是企业经济行为的"市场合理性"与"伦理合理性"之间的博弈关系.企业经济行为的"市场合理性"是企业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结果,而企业经济行为的"伦理合理性"是社会道德要求,亦即道德终极标准,对企业经济行为进行规范的结果.社会道德的规范作用是通过市场主体对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实现的,倡导企业诚信伦理,减少企业失信行为,对构建社会、和谐时常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论孝的起源与归宿

"孝"的起源和归宿问题成了学术界一个被遮蔽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去蔽和澄明有助于孝道主体实践的能动性与选择性."孝"的起源和归宿正是"孝道"中的"道","孝"源于"道"的异化并最终归于"道".老子的<道德经>很好地解决了"孝慈"等伦理道德的本体论问题.从精神的发展史与内在逻辑看,"道"在客观现"象"的过程中经历了伦理、教化、道德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孝"随着"道"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功能.伦理阶段的"孝"与"道"合一,教化阶段的"道"异化为"孝"与"不孝",道德阶段的"孝"最终又复归于"道".     

汉代孝伦理行为的礼仪形式化——以汉代伦理与制度整合、互动为考察中心

汉代作为伦理与制度整合、互动的关键时期,由政府旌表对孝行之认可等方面入手,分析孝行由出自天性缘于亲情的个人行为到为官方制度引导和控制的外在礼仪形式化之社会行为的变异过程,可探讨两汉社会政治伦理教化的变异及影响。     

论《琵琶记》中的伦理纲常矛盾及其缘由

《琵琶记》将“孝道”作为颂扬的主体。但剧本的主人公在反“孝道”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道德判断和行为规范,并依据当时社会的伦理纲常准则去距行时,却在经受着一种孝的愿望与行为相悖逆的痛苦煎熬,终极结果是走向欲孝而不能的“三不孝”。文章认为产生这种结果的深层原因是由存在于封建伦理纲常系统内部,即“三纲”与“五常”之间无法调解的内在矛盾所导致。     

伦理与实践:魏晋南北朝孝道述论

中国古代儒家传统观念认为,"孝"至少应包含尊敬父母与赡养老人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儒家所倡导的孝道伦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较好的实践。这一时期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孝先于忠、避讳的盛行和孝感故事的兴起等,成为该时期孝道伦理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的鲜明特色。由于统治阶级对"孝"的提倡以及法律上的强制规定,儿子供养老人的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普遍存在,形成了供养型家庭。     

韩国“孝”伦理思想的历史探源及其当代社会影响

对韩国“孝”伦理思想进行了回溯性的历史探源,并以家族式企业为例对“孝”伦理思想在韩国社会中发挥出的巨大文化张力及负面效应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孝”伦理在韩国社会中产生的强大社会功能给我们的启示：要促使“孝”等传统伦理的回归,教育是基础,科学的扬弃是前提。     

从儒家孝文化发展看儒学与现代化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巨大变迁,传统儒家文化的约束力显然正在弱化,作为儒家伦理文化的核心与典型代表之一的孝文化也是如此.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无论是孝文化还是整体儒学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教育、稳定社会和民族凝聚等方面的功能对于当今社会来说仍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及时代价值.深入探讨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无论对于孝文化本身还是借学思想精华的现代化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漫谈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上)

汉代“以孝治天下”不再是纯理论的探讨,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忠孝观念是其思想基础;《孝经》是其理论基础;天子在孝道方面应为榜样;用人方面实行举孝廉的制度;在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就前三个方面谈谈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     

漫谈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下)

汉代“以孝治天下”不再是纯理论的探讨,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忠孝观念是其思想基础,《孝经》是其理论基础,天子在孝道方面应为榜样,用人方面实行举孝廉的制度,在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采取措施。文章就后两个方面谈谈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     

论汉初"孝治"思想

汉初统治者和思想家从中国农业社会家庭本位角度出发,选择了经儒家改造过的"孝"作为内在精神支撑."孝"能使家族和谐,也就意味着稳定了建立其上的整个政权.同时,通过"孝"把家族秩序与国家秩序结合起来,能使整个社会秩序化.汉初刘邦有意识进行"孝治"尝试,至文景时期把"孝治"发展到西汉的一个高峰,"孝治"构成"文景之治"的重要内容.     

汉代实施孝道教化的途径和启示

汉王朝作为第一个公开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王朝，运用政治、文化、教育、法律等手段，强化了以孝为核心的封建伦常的地位，从此以后，孝不仅成为支撑中国古代政治的伦理精神支柱，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发挥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使孝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积淀成民族的文化心理，对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二十四孝看中国孝道的地域传播与演化

“孝”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文化精髓．本文以元代辑录的中国二十四孝故事的发生地点、时代、人物背景等为素材,分析了二十四孝故事发生的时空分布特点．结果表明,二十四孝故事时间上主要集中在汉代和魏晋时期,其次是春秋时期．空间上,集中在山东和河南两省．最后得出引起孝道地域变迁的地理原因,即孝道随着经济和政治中心而发生传播和地域变迁,明显受到战乱和朝代更替的影响．     

湛若水的孝道思想

湛若水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其孝道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是以心学为根基,天道和人性相结合的孝道思想的形而上学构建;二是缜密而别具人情味的忠;三是孝道规范原则中体现出"以心制事"的原则;四是孝道实践当中的个体主动性的高扬。     

析魏晋南北朝孝文化的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孝文化有两大突出特征：一个是特别重视对以《孝经》为核心的孝道的研究和传播,主要表现在皇家重视学习、研究和传播孝道,学者对《孝经》等作了大量注解;另一个是在士族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下,沿袭了汉代的“孝治天下”,但更具有虚伪性。     

论孝文化的创新

新时代的迫切需要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紧迫问题:应该怎样继承、创新和践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文化。从创造哲学的角度看,孝文化的创新,应包括孝文化内涵的创新,孝文化重大意义和理论基础的创新,孝文化建设方式的创新。     

教化在汉代伦理与制度整合中的作用

汉代是教化正式兴盛的时期，也是伦理与制度整合的重要历史时期。由汉代尊老、旌表、兴学、德治等非强制性的教化入手，可以探讨教化与伦理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如何作为中间环节实现伦理与制度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