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议企业代储模式下应急物资储备策略及采购定价研究

应急物资企业代储是政府提高应急物资储备水平,保障物资供应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在这一储备模式下,企业的物资储备方式选择(实物储备和生产能力储备)与对应储备量,以及政府的采购定价是最为核心的三个问题.为此,文章基于数量柔性契约构建了一个应急物资协议企业代储模型,并对该模型下的企业储备决策及政府采购定价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给出政企双方各自的最优决策后,文章发现储备周期内灾害事件的发生概率以及现货市场采购价格对双方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两因素对政府采购成本及企业利润的影响,从而为政企双方开展应急物资的储备合作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依据.最后,文章通过数值模拟的方式对所得结论进行了验证.     

非对称环境下政府采购拍卖模型及配置效率研究

鉴于采购拍卖在供给侧改革中的重要引导作用,这一特殊市场交易方式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各级政府购买性支出中,涉及资金规模巨大,这类资金配置效率如何?在非对称的采购拍卖环境下,本文以竞标者的获胜概率为突破口,建立一个政府采购拍卖模型,进而,演绎出投标者的均衡投标策略和政府的最优采购机制,发现:我国目前政府采购机制存在低效率的配置空间,其症结是政府与国有企业间的利益分成关系所致,若在投标中公开这一分成关系,即可改进政府采购资金的配置效率;对政府而言,设计一个激励相容的采购机制,不但保证了竞标结果的有效性,还可以保护竞标企业的私密信息,降低政府的采购支出.依据文中的结论,我们认为应从信息公开,机制设计和市场竞争公平性三方面优化我国采购体制,以改进政府支出效率.     

数量柔性契约中的应急物资采购定价策略研究

突发灾害情景下的应急物资需求面临爆发式增长的巨大不确定性,数量柔性契约可以为这类不确定性采购和供应提供保护性方案.本文构建了一个以政府主导的Stackelberg模型,通过常规采购和柔性采购相结合的方式,建立政企联合储备应急物资的合作关系.在推导获得政企双方的最优决策后,采用数值计算和敏感度分析方法,研究政府单位物资缺货成本和常规采购量等重要参数对政府采购成本和供应商收益的影响,获得以最大限度满足需求条件下的最优定价机制,以及相应的管理策略.结果显示,数量柔性契约可以有效地提高系统应急物资供应数量,并在实现政府成本控制的同时合理保护了供应商的收益.     

基于拍卖-谈判的多因素多物品采购机制设计

设计了一种先"拍卖"再"谈判"的两阶段机制,以实现更有效率且更符合实际的多物品采购运作.该机制的设计充分考虑到,采购组合拍卖中同时存在的价格竞争和质量竞争,以及供应商与采购商的私有信息披露问题.证明了机制中拍卖阶段的激励相容和个体理性;给出了机制中谈判阶段需要满足的三个条件,并分别为企业采购和政府采购设计了满足上述条件的垄断谈判和纳什谈判机制.分析发现,此两阶段机制在拍卖阶段实现了激励相容和个体理性的预分配方案,在满足谈判各方个体理性的前提下,在谈判阶段实现了分配效率的改进.     

政策组合对中国光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政策组合视角，运用2015~2019年中国光伏企业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技术，实证分析创新政策与环境政策及其组合对企业创新数量以及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中国光伏企业而言，在创新数量积累阶段，创新政策与环境政策组合效应为正协同，在创新质量提升阶段，两者组合效应为负协同；政府补助对创新数量存在显著的倒U型门槛效应；环境规制与创新数量之间存在正向的非线性关系，且这种正向影响呈现边际效率递减特征，环境规制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特征；在环境规制强度存在差异时，政府补助对创新数量的影响呈现U型的非线性关系。     

企业储备模式下应急物资储备及采购定价决策研究

应急物资企业储备模式可有效解决政府储备模式的弊端,而为建立常态化的物资采购与储备合作机制,政企双方需对物资采购定价及储备量进行合理决策.为此,文章在利用供应链契约中的数量柔性契约构建政企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对该问题展开了研究.在考虑灾害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政企双方可同时参与现货市场及企业存在储备量上限的情形下,文章给出了政企双方各自在灾害事件发生概率、企业储备量上限等因素满足不同条件时的最优决策,并与现货市场紧急采购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证明了企业储备模式可有效降低政府采购成本,提高企业收益,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最后,文章分析了灾害事件发生概率等因素对双方合作的影响,以为应急物资企业储备模式的建立提供相应的操作策略与指导法则.     

考虑灾后现货市场采购的应急物资供应协议企业实物与原材料储备策略研究EI北大核心CSCDCSSCI

考虑到突发事件的极度不确定性,政府和救援组织等应急物资采购方通常会偏好带有柔性采购机制的协议形式.但却导致参与合作的企业面临较大的风险与成本.为指导协议企业降低应急物资需求不确定性的不利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数量柔性契约的应急物资供应协议合作模型,依次推导得出现货市场存在情境下的政府常规采购量和柔性采购量最优决策形式,以及协议企业实物储备量与原材料储备量最优决策形式.随后,采用数值仿真和敏感度分析方法,进一步分析了若干系统参数对政企决策和成本收益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一定条件下,数量柔性契约可以实现应急物资供应链协调;政府会借助企业最高能力水平参与物资供应,但企业在制定储备策略时需关注政府仓储能力、灾后采购成本与可获性等关键因素.     

政企联合储备模式下应急物资储备及采购定价研究

为提高灾害发生后应急物资的供给能力，降低政府单独储备应急物资时承担的风险及成本，文章设计了一个基于政府主导的政企联合储备应急物资模型，并对合作中的两个关键问题——物资储备量及采购定价进行了研究.在考虑政企双方同时参与现货市场的情形下，文章通过逆序推导法给出了企业最优储备量决策及政府最优采购定价，并与政府单独储备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联合储备模式能够有效降低政府采购成本，提高企业收益，实现双方合作共赢.此外，文章还进一步分析了灾害事件发生概率，政府自身储备量等因素对政企双方决策，各自成本收益及增减变化的影响，发现随着灾害事件发生概率和现货市场采购价格的增加，联合储备模式的优越性越发明显，而过多的政府自身储备量及企业参与现货市场的行为则会阻碍企业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削弱联合储备的优越性.文章的研究为政府联合企业开展应急物资储备工作提供了操作策略和指导法则.     

企业内产品间的显示效应对兼并的影响

本文通过一个属于两个不同国家的三家企业在两个开放的产品市场上进行古诺竞争的简单模型,分析了企业内产品间的显示效应对企业兼并动机和政府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内产品间的显示效应的存在改变了企业的战略行为和政府政策行为,该结论为波音兼并麦道受到政府的支持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基于产品设计的再制造激励以及政府干预的影响

本文考虑由一个原始制造商和一个独立再制造商构成的两阶段模型,原始制造商在第一阶段决策产品设计的可再制造性水平,再制造商在第二阶段进入产品市场并和原始制造商进行价格竞争.原始制造商可以通过改变产品设计的可再制造性水平来控制可再制造旧产品的供应数量.相对较高可再制造性水平的产品能够直接降低再制造商的生产成本,增加原始制造商的固定成本和新产品单位生产成本,降低政府征收的生产税.利用博弈论模型,我们得出了再制造不受回收数量约束和受回收数量约束两种情况下原始制造商和再制造商的均衡决策,得到了激励原始制造商选择生产高可再制造性新产品时政府生产税应该满足的条件,探讨了原始制造商和再制造商对于政府生产税变化的反应趋势,分析了均衡决策结果的敏感性,考虑了再制造产品均衡产量、再制造商均衡利润、原始制造商均衡利润关于参数变化百分比的反应趋势.     

异质产品Cournot寡头市场技术许可策略分析

针对仅一家企业拥有一种受专利保护的成本降低创新技术的异质产品Cournot寡头竞争市场,分析新技术拥有企业在固定费技术许可与按产量提成技术许可方式下的许可策略问题.证明对新技术拥有企业而言,在固定费技术许可方式下,当产品替代性程度不很大或者技术创新不很大时,专利技术拥有企业总将许可其非激变创新技术;且当产品替代性程度不太大时,新技术拥有企业也将选择许可其激变创新技术.在按产量提成技术许可方式下,新技术拥有企业将总选择许可其创新技术,且对于激变创新,若产品替代性程度不太大,则选择多家许可更优.     

考虑公平偏好和产品纵向差异化的产品定价

针对双寡头市场中两竞争性的企业考虑有限理性的公平偏好时的最优定价策略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两个竞争性的企业分别销售高质量产品和低质量产品。与传统完全理性的企业决策不同的是，两企业在决策时考虑了经典的公平偏好因素。结论表明：当单个企业考虑公平偏好时，两个企业均会采取降价策略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此外，处于不利不公平时企业的降价幅度大于处于有利不公平时企业的降价幅度。当两个企业考虑公平偏好时，双方都会降价，且它们降价的幅度比单个企业考虑公平偏好情形时的要大。在这种情况下，高质量企业的反应降价程度比低质量企业强烈，且总的降价额度与各感知参数和心理预期市场比例有关。     

基于企业规模门槛效应的外部融资对绿色创新影响研究

外部融资是平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参照点理论,利用固定效应门槛模型,分析并检验了企业规模在外部融资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中,企业规模在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和政府补贴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均具有显著门槛效应.当规模低于门槛阈值时,外部融资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不显著;当企业规模突破门槛阈值后,外部融资能够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门槛阈值更高,且突破门槛阈值后,外部融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强.本文能够丰富科技金融领域相关研究,并为制造业企业创新融资和绿色发展提供实践依据.     

政府人才政策、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

政府人才政策是除了其财税安排以外促进区域创新的重要手段。基于理论分析,利用2005~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逐步回归法实证分析了政府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效率和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才政策能够直接提高区域创新效率和创新产出,同时也能通过改变区域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结构间接提高区域创新效率和创新产出。而且,人才政策通过改变区域人力资本存量的方式来提高区域创新效率和创新产出的效果要优于通过改变区域人力资本结构的方式。然而,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威廉姆森空间聚集效应,人才政策力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会减弱。因此,地方政府要充分了解本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人力资本情况,从而确定政策方向和政策力度。     

不同环境规制下企业废旧产品回收的动态决策研究

制定科学可行的政策措施是促进企业废旧产品回收再利用的重要手段.在经典博弈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声誉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并将时间因素引入分析模型中,构建了以制造商为主导的动态Stackelberg博弈模型.用该模型系统分析了无约束条件下、奖励条件下、惩罚条件下及奖惩条件下制造商废旧产品回收量、废旧产品回收率、制造商和零售量的利润、制造商的声誉、供应链系统利润,探索了每种政策措施的适用条件及绩效.研究发现,企业具有明显的趋利避害的属性,对于不同政策具有不同的适应时间;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能够有效地改善其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惩罚和奖惩机制在提高回收率(量)和企业声誉的同时,却降低了不同主体与系统的利润;奖励机制对各类要素的作用是正向的,但是需要政府资金支持;奖惩机制的效用大小与政府规定的废旧产品回收率有关.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绿色转型发展提供相关的理论支撑.     

Analysis of Green Technology Upgrading Strategy Based on Collaborative Incentive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bottleneck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centiv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overnment, society and enterprises. Under the control of enterprise's expected economic targe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ynergistic incentiv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 on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decision by using nonlinear programming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funds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e insufficient, there is an optimal decision space to use green financial loans to imple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upgrade, and then achieve the expected economic goals; Under a given level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ffect whether enterprises can make decision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Green financial mechanism will not. However, when the enterprise makes the decision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echnology upgrading, it will affect the enterprise's decision on green financial loan amoun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have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reen financial policy, as well as the decision-making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具有R&D溢出时的企业提成许可策略与政府R&D补贴激励

建立一个带有R&D产出溢出的四阶段R&D竞赛模型,分析在单位提成许可策略下企业R&D溢出以及在许可得益上的讨价还价能力对政府的R&D政策的影响.证明在只有一个企业进行创新时,政府没有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的动机.在两个企业都进行创新时,若R&D溢出小于二分之一,对于受许方而言,不管其讨价还价能力如何,其国政府都不会对其进行补贴.而对于许可方,其国政府则要根据其国企业在许可得益上的讨价还价能力进行激励,若本国企业讨价还价能力较大,政府将对其进行补贴,但如果本国企业讨价还价能力较小时,政府将对其进行征税;若R&D溢出等于二分之一,政府将根据其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对其进行激励;若R&D溢出大于二分之一,政府将对本国企业的R&D进行补贴.     

政府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中国30个省份工业企业2005-2015年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GMM法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和产出能力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异质性对政府补贴资助效果的影响,主要包括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以及二者交互项对政府补贴资助效果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能力总体上表现为"杠杆效应"。政府补贴对大规模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具有更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则呈现出负向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国有企业获得政府补贴后能够显著激励绿色技术创新投入能力的提高,却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提高。     

纵向型企业集团R&D决策的两阶段信号博弈模型

为了研究动态环境下企业集团的最优 R& D战略 ,建立了一个基于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过程的纵向型集团两阶段 R& D决策的信号博弈模型 .该模型是一个综合的内生增长模型 ,综合了新增长理论中基于资本和基于思想的两类模型 .经过分析 ,给出了集团成员企业的最优 R& D和资本投资战略 .从模型可以推得 ,上游企业的创新大小越大 ,下游企业的最优创新大小越小 ;第 1阶段的创新大小越大 ,第 2阶段的最优创新大小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