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评估取向对个体信息运用能力的影响

基于个人的不同绩效考核手段在个体信息态度和信息行为中具有怎样的影响和相互牵制作用是尝试厘清的问题。实证研究表明，绩效考核的评价对比取向与个体信息开放性之间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生涯发展取向对个体信息开放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生涯发展取向的提升，两者倒U关系中的正相关系得到显著加强，负向关系则得到显著缓解且几近消失；两种取向与个体信息开放性对个体信息运用能力均存在正向影响；个体信息开放性在评价对比取向和生涯发展取向对个体信息运用能力的影响中均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企业合作网络位置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ICT产业为例

基于社会网络和协同创新理论，以2002~2014年ICT产业中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联合申请并授权的专利数据为基础，通过负二项回归分析了8 727家企业在产业合作网络与产学研合作网络的网络位置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类型合作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差异化影响，在产业合作网络中，企业点中心性与创新绩效呈倒U型关系，结构洞指标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产学研合作网络中，企业点中心性对创新绩效没有表现出促进作用，而是呈U型关系，结构洞与创新绩效表现出倒U型关系。网络位置对创新绩效的差异化影响能够深化企业对合作创新的认识，有针对性地建立与不同组织之间的合作。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作用和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治理负外部性、推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重要途径。以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广义矩模型(GMM)法检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此外,有效的财政分权环境能够正向调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     

外部知识源化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创新的影响机理：创新型人力资本视角

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战略背景下，从创新型人力资本视角构建外部知识源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创新影响机理的面板门槛模型，探讨在不同行业创新型人力资本异质效应下外部知识源化驱动高质量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外部知识源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创新的影响受到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的异质门槛效应。较低的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显著推动了外部知识源化的高质量创新的作用，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并突破“临界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部知识源化的高质量创新效应，即外部知识源化与高质量创新呈倒U型关系。此外，在行业上，中国大多数制造业行业的创新型人力资本处于中等水平，外部知识源化是推动高质量创新的显著动力，但需要警惕创新型人力资本带来的负向门槛效应，以保持高质量创新活力。     

知识源异质性视角下知识溢出与区域创新绩效关系——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门槛效应分析

从知识源异质性视角，将知识溢出划分为省际知识溢出与国际知识溢出双渠道，采用2009~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双渠道知识溢出与区域创新绩效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双渠道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均显著存在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双重门槛的复杂非线性特征，且具有相同的门槛区间；知识产权保护处于小于-4.348和[-4.348，-2.286]、大于-2.286时，省际知识溢出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294、0.279和0.339，促进作用先降后升；国际知识溢出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94、-0.128和0.146，溢出效应先负后正；省际知识溢出的促进效应整体更强。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降低省际知识溢出壁垒、合理控制国际知识溢出以及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等方面的区域创新绩效提升策略。     

公共创新政策更有利于成熟期企业创新?——一个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

以2012～2017年1 694家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公共创新政策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分组回归的方法探讨了国有控股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公共创新政策对我国上市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激励效应，但并未形成协同激励效应；公共创新政策对成长期企业创新绩效具有协同激励效应，对成熟期企业创新绩效的协同激励效应不显著，但对衰退期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排斥效应。研究还发现，国有控股对公共创新政策组合与成长期、成熟期企业创新绩效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基于探索式创新的知识整合能力对制造企业绩效的影响

探索式创新对制造企业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围绕知识基础理论和协同创新理论，构建了基于探索式创新的知识整合能力对制造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并分析协作研发广度和深度的调节作用。利用2000~2017年中国制造业1 239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混合型和创造型知识整合能力均与制造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协作研发广度加强创造型知识整合能力与制造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但对混合型知识整合能力与制造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协作研发深度同时削弱创造型和混合型知识整合能力与制造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研究结论为分析内部知识整合能力对制造企业绩效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调整与外部企业的协作关系给予了借鉴。     

互补资源与创新资源协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互补资源的视角,探求不同类型的互补资源与创新资源的协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采用中国高新技术行业A股上市公司2007~2013年面板数据对互补资源与创新资源的协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互补资源与创新资源的协同对企业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动态性对制造互补资源与创新资源协同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以及市场互补资源与创新资源协同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环境动态性对人力互补资源与创新资源协同对企业绩效正向影响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能源强度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创新效应视角

当前中国能源资源过度消耗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迅速凸显，提高能源利用率是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推动生态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基于Super-SBM及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文章着重分析了中国工业各行业之间绿色转型存在的异质性差异，并引入创新效应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探讨能源强度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的工业绿色转型水平较低，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且行业异质性显著，在转型期间表现出比较显著的波动趋势。值得说明的是，能源强度对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存在明显的创新效应异质门槛作用；较低水平的创新效应并不利于降低能源强度驱动工业绿色转型。而随着创新效应水平的提高并突破“临界点”，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发挥了能源强度的影响作用，进而推动工业绿色转型。     

绿色关注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来自投资者互动平台的证据

双碳目标发布后,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逐步提升,其对上市公司产生的外部压力不容忽视.本文基于沪深两市投资者互动平台数据构建绿色关注指标,以204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发现了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这一影响在非重污染行业、无排污费用或环保补贴等公司更加显著,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对环境规制产生补充作用,且绿色金融政策能够正向调节绿色关注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引导个人投资者绿色投资理念,对于促进上市公司绿色创新和补充环境规制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智能制造企业创新关联网络结构对技术生态位的影响

以中国智能制造上市企业2015~2020年发明专利授权数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智能制造企业创新关联网络演化规律。通过回归分析，研究智能制造企业创新关联网络结构与技术生态位“态”和技术生态位“势”的关系。研究发现：智能制造企业创新关联网络关系显著，且关联趋向紧密。网络度数中心度与技术生态位“态”、技术生态位“势”均呈显著的倒U关系；关系强度与技术生态位“态”、技术生态位“势”均呈显著的倒U关系；结构洞与技术生态位“态”的关系呈正线性相关关系。智能制造企业起步阶段，政府要发挥政策引导作用，鼓励更多企业投入到智能制造企业相关领域，促进其创新关联网络的发展。发展阶段，提高网络度数中心度、结构洞和关系强度，避免由于过于分散降低智能制造企业创新能力。成熟阶段，剔除冗余联系，获取有效的网络资源，优化网络结构，进一步保证智能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     

政府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中国30个省份工业企业2005-2015年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GMM法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和产出能力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异质性对政府补贴资助效果的影响,主要包括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以及二者交互项对政府补贴资助效果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能力总体上表现为"杠杆效应"。政府补贴对大规模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具有更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则呈现出负向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国有企业获得政府补贴后能够显著激励绿色技术创新投入能力的提高,却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提高。     

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技术创新质量?--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

贸易自由化为前沿技术引进和知识溢出提供渠道支撑,成为后发经济体技术创新质量提升的重要引擎,但也可能会触发本土防御性技术创新行为,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技术创新质量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考察。为此,基于2009-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统计数据,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结果发现:第一,贸易自由化不仅直接促进本地区技术创新质量的提升,而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间接驱动其他地区技术创新质量的提升,但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倒U型波动衰减的态势。第二,贸易自由化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具有技术创新质量等级、贸易自由化类型和区域范畴三大异质特征。第三,我国技术创新质量呈现显著的空间β收敛态势,贸易结构的优化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质量同比增长率的提升,从而间接驱动技术创新质量区域收敛发展,但整体的驱动力还十分有限。结果表明,要顺应贸易自由化发展趋势,扩大区际贸易交流,做好"贸易自由化+技术创新质量"这篇文章。     

产学研协同发展、知识积累与技术创新效率——基于动态面板门限机理实证分析

基于产学研耦合协调度测度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以及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运用2013~2017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以知识积累为门限变量时，产学研协同发展水平对区域技术创新效率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以知识积累水平为门限变量时，产学研协同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效率间存在明显的双门限效应；随着知识积累水平的提升，产学研协同发展水平对于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由负向影响转变为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不断提升，进而可以划分低知识积累区间(KS≤0.324 0)、中知识积累区间(0.324 0＜KS≤2.021 2)及高知识积累区间(KS＞2.021 2)3种类型；中国各地区的知识积累水平存在明显的时间与空间异质性，处于低知识积累区间的地区多为西部偏远地区。因此应加强区域间知识与技术的扩散、吸收以及传承积累，加强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联动以促进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     

基于企业规模门槛效应的外部融资对绿色创新影响研究

外部融资是平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参照点理论,利用固定效应门槛模型,分析并检验了企业规模在外部融资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中,企业规模在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和政府补贴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均具有显著门槛效应.当规模低于门槛阈值时,外部融资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不显著;当企业规模突破门槛阈值后,外部融资能够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门槛阈值更高,且突破门槛阈值后,外部融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强.本文能够丰富科技金融领域相关研究,并为制造业企业创新融资和绿色发展提供实践依据.     

社会资本、技术创新与“资源诅咒”的拐点效应

通过内生化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构建包含资源开发和制造业在内的四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剖析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加速积累,引导更多劳动力流向技术创新部门,激励技术创新,弱化资源开发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切断"资源诅咒"的传导途径,社会资本成为打破资源诅咒的关键.进一步,以政府机构质量和信息沟通共享构建社会资本指标,运用1998-2013年间全国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交叉效应"的引入,资源与经济倒U关系的拐点逐渐往后推移,证实了社会资本打破"资源诅咒"的内生作用机制.     

数字经济、区域高校知识转移与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

讨论了数字经济对区域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区域高校知识转移对其路径的作用机制。基于2011~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度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多维度计量分析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这一结论在选取邮电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高校知识转移与数字经济形成正向的交互驱动效应。在高校知识转移的作用下，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呈现“U”型影响。由空间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对于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呈现出负向的空间溢出特点。区域与企业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自然区位与企业规模、所有权结构以及注册类型下的数字经济对于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研究结果为高技术企业优化校企合作技术转移策略，探索有效的高技术企业创新驱动路径提供了有益参考，也为政府部门积极谋划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布局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碳排放规制与顾客环境意识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各国排放上限规制与排放交易规制的出台与实施管制了企业的碳排放量.根据是否只关注自身收益(降低产品使用成本),文中考虑了低环境意识顾客(只关注自身收益)与高环境意识顾客(同时关注自身收益与利他性低碳制造(即关注制造阶段的环境影响)).此外,能源使用性产品在非使用阶段以及使用阶段都会产生碳排放量.鉴于此,文中研究面对两类排放规制与两类顾客行为时,企业的绿色制造创新与绿色使用创新的组合策略.结论表明:相比于低环境意识顾客,当两类碳规制的管制性较高时,高环境意识顾客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当两类规制的管制性较低时,高环境意识顾客不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此外,面对管制性较高的排放上限规制时,顾客环境意识对企业的环境绩效无影响;面对排放交易规制或管制性较低排放上限规制时,高环境意识顾客通过限制产品销售数量能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