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客体统一的诗美观——鲁迅诗论略谈

当五四文学革命的洪涛在中国汹涌澎湃之际,“诗体大解放”的壮潮,神速、迅猛地冲坍文言旧诗的堤坝,以鲜活灵动的现代白话诗使诗坛色彩为之一新。在这新诗创作、讨论的热潮中,被胡适称为“新诗人”的鲁迅,不仅连续在《新青年》上发表《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他》等六首被人赞为“全然摆脱了旧镣铐”的新诗,而且还有精辟的诗论。鲁迅早在1907年,就已写成了长篇诗论《摩罗诗力说》,该文近二万字,纵论西方“摩罗”(即“浪漫”)派诗人的贡献;     

撼山决岸见初心——略论郭沫若早期新诗集《女神》

郭沫若的第一本新诗集《女神》,出版于一九二一年,收集了作者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间的五十六首诗。大部分写于一九二○年以后,是“五四”运动在诗歌方面最热情而豪放的反映。在《女神》里,诗人强烈地诅咒黑暗,渴望光明,热切地追求革命理想,热情地歌颂工人和农民,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燃烧着摧毁旧社会的熊熊怒火,贯串着革命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之成为当时诗坛上一颗闪烁的明星,成为当时向往光明的青年的大(?)。《女神》的诞生,树立了“五四”时期新诗的创造和革新的榜样,勇开一代革命诗风,为新诗发展开拓了崭新的道路。它和鲁迅的小说一起,显示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实绩。     

朱自清的抗战诗论

朱自清不但是五四时期成绩卓著的新诗人,而且是诗歌理论研究的佼佼者。他的诗以其独特的思想色彩和鲜明的艺术风格,显示了五四新诗创作的实绩,这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对于新诗艺术的探索与研究。他的诗论是极其精辟的,如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所作的导言,概括了新诗发展的过程,总结了新诗艺术的风格和类型,成为新诗评论的有识见有影响的权威性文章。他的《白采的诗》、《读(湖畔)诗集》、《新诗的进步》等评论,曾产生过强烈的反响。可以说,朱自清对新诗的理论研究一直没有停歇,他的诗论对新诗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抗战时期尤为突出。     

“五四”时期三种主要诗体评述

“五四”新诗是中国新诗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历来为论者所注目。但是,对“五四”新诗在诗体形式探索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似乎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新诗诗体形式的问题是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分歧点,而“五四”新诗在这方面的探索又是前无古人却后有来者的,因此对“五四”新诗的诗体作一番评述,也许不无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一个时期的诗体形式和一个时期的审美追求是不能分开的,如果审美追求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那么诗体形式必然是多样的而不是单调的。纵观“五四”时期的新诗,在诗体形式上可谓繁花争艳。鲁迅的《野草》奠定了散文诗的基石,郭沫若等人的诗剧,刘半农、刘大白等人的民歌体新诗,穆木天等人的“素体诗”(即不加标点     

新诗与温州(1919—1949)

“五四”运动揭开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而新诗产生于“五四”运动的前夕,它是“五四”文化革命的信号;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又给新诗以直接的、最强大的推动力,使它成为时代的号角。把新诗运动,同时也把新文化带到温州来的代表人物是郑振铎与朱自清。郑振铎1898年出生于温州,幼时曾与夏承焘一起在县城隍潭一家私塾里读书,1916年毕     

《尝试集》趋向散文文化的原因

众所周知 ,胡适是中国白话新诗的始作俑者 ,他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胡适的白话新诗较之他以前的文言诗的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祝宽在《五四新诗史》中评价道 :胡适“比他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一 )突破旧诗藩篱 ,大胆创建新体。 (二 )破坏旧诗格律 ,探索新诗的音韵。 (三)在探索中 ,重视了形象思维 ,创造性地运用了具体描写的艺术手法。 (四 )采用明白晓畅、接近口语的语言创作新诗。”我认为祝宽所说的这些方面 ,都是值得肯定的 ,也是实事求是的。当然 ,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一部诗集亦无例外。在《尝试…     

社会与时代的回应者——五四诗人朱自清

朱自清作为五四文学革命先驱,一生创作颇丰,被人提及更多的是他那至情至真的散文。而朱自清早年是以新诗闻名于文坛,并积极倡导和参与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专门的诗歌刊物——《诗》月刊,引导了当时新诗的发展方向。同时他还在新诗创作、新诗评论、外国诗歌的译介、扶持新诗人等方面均有积极的贡献。     

谈臧克家建国后的诗论

臧克家(1905—),山东诸城人。《烙印》、《罪恶的黑手》,是他三十年代的成名之作。他的诗,以浓郁的泥土芬芳和严谨质朴的现实主义风格,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称颂。他的诗论,同样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精神。象他写于三十年代的《论新诗》、《新诗答问》,一再强调诗来源于现实生活,强调深入生活的重要性,这对匡正当时的不良诗风和推动新诗健康发展,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解放后,臧克家由于身体等方面的原因,使他没更多的时间从事创作,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评论上。他五十年代中期出版的以     

有意义的转换——冯至《蚕马》对《女化蚕》的改造

《蚕马》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冯至先生的一部重要著作,是被朱自清先生誉为“五四”新诗中“堪称独步的四首叙事长诗中有代表性的一首。”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新诗史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蚕马》取材于我国古代传奇小说《女化蚕》。关于《蚕马》的内容,有论者认为长诗是“叙写”了古代传说中一个“幽婉动人而又凄清迷离的爱情故事‘骏马求爱,女儿化蚕’”,“写了一匹马对一位少女的坚贞不渝的爱。”它“为自己深爱的少女跑遍天涯,将她的父亲找回,父亲却残     

朱自清诗论中的西方文化

作为有着新诗创作经验的批评家，身处“五四”“诗体大解放时代”，朱自清站在历史的高度，用一种审辨的态度，大胆地尝试借用西方的学理论来丰富发展新诗理论，为新诗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重评胡适的《尝试集》

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文学革命,诗歌是一个重要方面,它与白话小说一起发挥了开路先锋的作用。白话诗的创作,实际上在“五四”前夕,新文化运动的酝酿阶段即已开始。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在1919年以前,就已经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其中,尤以胡适写得最早,最多,并且把它当成文学革命的实践和试验坚持下来。他们的白话诗,为中国诗歌的革命开辟了新道路。作为新诗对     

蒲风的诗论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诗,社团众多,流派纷呈,佳作如林,真称得上花团锦簇。诗人们在辛勤地从事创作的同时,还研究古代诗论词话,介绍外国诗人、名篇、思潮、流派,同时不懈地进行理论建设,探讨新诗美学的零篇散章不计其数,单是出版的专著就有郭沫若、田汉、宗白华的通信集《三叶集》、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李广田的《诗的艺术》、艾青的《诗论》、黄药眠的《论诗》     

茅盾的文学“拿来主义”

茅盾没有写过《拿来主义》,但他却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提倡和实行“拿来主义”了。他在《我走过的道路(上)》里写道:“一九一九年尾,我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那个时候是一个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纷纷介绍外国的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大家的想法是:中国的封建主义是彻底要打倒了,替代的东西只有到外国找,‘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所以当时‘拿来主义’十分盛行。”少年时代就有志于文学的茅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他的文学“拿来主义”。     

冯文炳的诗论

冯文炳笔名废名,以创作小说著你于二、二三十年代文坛。他同时又是一位诗论家。一九三七年,他在北京大学讲授新诗,写成讲义十二章,一九四四年曾以《谈新诗》为书名,由北平新民印书馆印行。抗日战争胜利后,冯文炳重回北京大学执教,继续讲授新诗,又写成讲义四章。此外,他在一九三五年,还写过一篇《新诗问答》。近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他前     

“五四”时代的“伤痕文学”——论女作家庐隐的创作

“五四”时期,有一位与冰心同时出现于中国文坛并享有齐名之誉的女作家庐隐。那时候,“凡是略微看过新文学书籍的人,没有不知道庐隐女士的”(周乐山《悼庐隐女士》)。在十几年创作生涯中,她留下了篇幅众多的小说、散文,真实展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下一部分时代青年的精神世界,表达了知识女性要求个性解放、追求光明境界的心声。茅盾先生曾将其誉为“五四的产儿”,称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     

颠覆与重造——论“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

“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曾作为时代的“共名”深刻地存在于历史的经验与记忆之中。伴随着西方学界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界对“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激进态度也多有责难之声。通过姿态和策略的选择、反叛的对象和再造文明的宗旨等方面来探讨“五四”时代反传统的正面意义和价值取向,以存疑于某些虽具有相当的学理基础但缺乏操作可行性的理论预设。     

一颗发光的明珠——浅淡《雨巷》

三十年代初,在我国诗坛上取代新月派而崛起的是现代派。“现代派”是因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办《现代》月刊而得名的。当时在《现代》上发表诗作量多质好的是戴望舒。他是该派独领风骚的代表人物。 戴望舒1905年三月生于浙江杭州,1950年二月病逝于北京,大约在1922—1924年开始写新诗。在他坎坷曲折的二十多年的创作道路上,先后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语稿》和《灾难     

对新诗发展之我见

诗歌是发展的。人类的思维和语言,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处于永恒不停息的辩证发展过程之中;作为语言的文学形式之一的诗歌,决不会凝固在某一阶段而停顿不前。毛泽东同志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给〈诗刊〉编辑部的信》)这种以新诗为主体的思想,无疑     

析杨度和他的“帝王之学”

杨度一生以“帝王之学”安身立命,以之指导自己的人生,并孜孜追求“帝师”之梦。他的所谓“帝王之学”其实有“术”而无“学”,是战国以来纵横家思想的嬗变与翻版。杨度最终落泊仕途,沉沦史河,并非如他自己所说是因为没把“帝王之学”学到家,而是时代注定了他的这种学术是行不通的。     

论梁遇春的学者散文

梁遇春是五四时期著名的散文家,早年曾翻译《小品文选》和《英国诗歌选》等外国文学作品。1926年冬开始在《语丝》、《新日》等新文学刊物上发表散文作品,到1932年夏天他二十七岁逝世这不满六年的时间内,写了近四十篇“闪耀着智慧光芒,具有独特风格的散文”。谈到梁遇春的散文创作时,他的好友刘国平曾颇有见地地指出:“他耽于书卷比谁都厉害一点,他不受任何前辈先生的意见支配,他苦讨冥搜,他自己就是‘象罔’,这确是最能得古人精髓的人应有的本色。”梁遇春这位“口含烟斗的白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