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戴望舒诗歌的音乐性问题

对于一些新诗人古板地追求格律化而导致的弊端,戴望舒在他的诗论与创作中表现出了一位真正诗人的探索与思考.他去掉了古典诗歌的"格律"形式的束缚,以及新格律派诗歌过分注重的外在音乐美,提出了中国新诗的第三种节奏.这是新诗创作中音乐性不同方面的转变,是新诗音乐性的"内化".     

"破"与"立"的书写 ——论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的新诗叙述方式

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是建国初期较为重要的以现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史著作,与王瑶、丁易和刘绶松的文学史著作共同奠定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基础。在新诗叙述上,《新文学史纲》呈现出独特的书写形态。张毕来在认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前提下论述新诗发展的格局和新诗阵营的分化,以政治的标准评判诗人诗作,将资产阶级诗人作为批判的靶子列入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同时把郭沫若的文学史形象提高到新的高度,肯定了他的浪漫主义本质,有"破"有"立"地塑造了评价不一的文学史诗人形象,表现出"诗"从"论"出的新诗叙述形态。     

关于蒲风“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争议的探析

蒲风是中国诗歌会中把诗歌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作家。他的诗论主张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但他提出的"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却是个争议较大的口号。还原当时的时代背景及诗人的用意所在,并指出其局限之处。     

论徐志摩的诗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的而又长期评价不一的诗人。本文试就徐志摩的创作思想、诗歌内容和艺术风格进行客观的评价。本文认为，徐志摩的思想曾经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的诗歌在大革命失败前后有显著变化，但创作中积极因素仍占主要地位。尤其在艺术上，徐志摩是中国新诗史上屈指可数的用自己的艺术征服了读者的诗人，他的诗独成一家，对新诗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     

论于赓虞诗歌的诗体探索

"恶魔诗人"于赓虞致力于新诗诗体的探索。他提出的内容思想化、音节和谐化的散文诗理念,对散文诗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他对新格律诗进行了大胆的实验。于赓虞的创作大大丰富了新诗的诗体理论和实践。     

朱自清的抗战诗论

朱自清不但是五四时期成绩卓著的新诗人,而且是诗歌理论研究的佼佼者。他的诗以其独特的思想色彩和鲜明的艺术风格,显示了五四新诗创作的实绩,这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对于新诗艺术的探索与研究。他的诗论是极其精辟的,如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所作的导言,概括了新诗发展的过程,总结了新诗艺术的风格和类型,成为新诗评论的有识见有影响的权威性文章。他的《白采的诗》、《读(湖畔)诗集》、《新诗的进步》等评论,曾产生过强烈的反响。可以说,朱自清对新诗的理论研究一直没有停歇,他的诗论对新诗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抗战时期尤为突出。     

新诗教育视野中的吕进

新诗与大学教育有不解之缘。吕进所创建的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继承和发展了朱自清、闻一多、何其芳奠定的新诗教育传统,是新诗教育培养现代诗学学术人才的"孵化器"。从课堂到讲坛,从学位点学科建设到报刊新诗美学知识的传播,吕进拓展了新诗教育的领域,沉淀了新的经验,新诗教育家是他迟来而应得的荣誉。     

关于华兹华斯几种评价的思考

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是一位在英国诗歌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作开创了以发掘人的内心世界为主的现代诗风,他的诗论被看成是欧美二十世纪面向内心的新诗理论的先驱,在英国,人们看重他往往甚于继他而起的拜伦     

集体性心理经验:诗歌精神重建的一种可能性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新诗渐渐被边缘化,这是学界、诗歌界的"共识"。新诗被边缘化的原因很复杂,外部"市场经济"主导下的"散文化"现实以及一部分诗人力图将诗歌从社会中心分离,以献给"无限的少数人"[1]的自觉,都促使诗歌日益"窄化",走向"小圈子"。这种边缘化自然也成为新诗危机感的由来。     

诗人的苦与痛——谈徐玉诺的诗

徐玉诺的诗歌可以分为三类:对生与死的冥想、在大自然和艺术中寻求安慰、对黑暗现实的控诉.他是一位思想深刻、感觉敏锐而又不失批判现实的热情的诗人.在谈论草创期的新诗时,我们是不应该遗忘他的.     

论"初期白话三诗人"对新诗的贡献

胡适、沈尹默、刘半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从事新诗创作并发表诗作的诗人,可称为“初期白话三诗人”。在中国现代新诗的草创期,“初期白话三诗人”的新诗理论和新诗创作都是很有探索意义的,对现代白话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杨炼早期诗歌和江河诗歌的重新比较

杨炼和江河被视为有同一审美创作倾向——即“史诗诗人”,经常被评家同时提起同时概括,称他们为“寻根文学”的最初范式。他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风格,如果把两个人的诗风做个比喻,杨炼的诗就好像海浪激荡的大海。而江河就是宁静的海滩。中国当代诗歌史缺少了对他们诗歌的解读。江河和杨炼试图从人类的发生地和历史的源头、从民族文化的根源那里重新出发,趟出一条人类存在的新的现实之路。     

论皎然《诗式》中自然观和苦思过程的统一

唐代诗僧皎然在《诗式》中极力标举的诗歌审美标准是自然,即诗人以自己的情兴为依据,而随着情兴自然抒发造语取势,同时又提出了诗歌创作过程中要经过苦思,并且这种过程要至难至险。皎然提出的观点看似矛盾,实则不然。皎然认为诗人创作过程中要苦思,达到的结果是诗歌审美的自然,形成苦思和自然的统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诗人创作要苦思;不同读者鉴赏要自然,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形成一个链条,达到辩证统一。     

二十世纪末中国新诗诗意表达的语言焦虑与意义失落

“朦胧诗“后的现代诗歌写作,开始立足于语言本体,语言是这一时期诗人和诗作自始至终集中关注的核心问题.现代诗人对语言的重新认识和反思,在诗意追求中显示了一种深刻的语言焦虑.不理解这个时期现代诗歌诗意表达的语言焦虑,不认识其中语言表征的矛盾与混乱和它对意义失落的无限追寻,就不能有效的理解和阐释当代诗歌面临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从“独语”到“对谈”——论何其芳1940年代的诗歌转向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批诗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观念和写作策略。诗人何其芳在这个时期对诗人身份、诗歌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何其芳在1936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进行的诗歌创作,显示了从＂独语＂到＂对谈＂的转变特征。＂对谈＂不仅标示了何其芳在延安的生活方式,也是他诗歌的言说内容和结构方式。但是,这种变化是有限度的,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何其芳既受到外界的干扰,也遭遇到诗歌形式上的困惑。     

诗情与诗意间的裂痕——评华兹华斯诗歌中的一点瑕疵

华兹华斯是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倡导用老百姓的语言入诗,为浪漫主义诗歌运动写下了纲领性文献——《抒情歌谣集二版序》。但他的诗中也存在些瑕疵,即他的一些诗歌中诗情与诗意间有些许的裂痕,这点在与同时代诗人诗作的比较中可看得更加的清晰。而诗情与诗意二者的化合程度却是评判诗作优劣的最终标准之一。艾略特认为英国自17世纪以后诗歌中出现了"感性脱节"现象。其他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中也有类似的瑕疵。     

钟嵘《诗品》中的楚辞批评

钟嵘《诗品》以追根溯源的方式表明对楚辞的态度。在"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审美理想指导下,钟嵘重视诗文对情感的抒发、重视华丽的语言,对楚辞后继诗人极为重视,而尤为推崇融合《诗经》精神和《楚辞》特色的诗人及作品。在钟嵘的文学思想中,《骚》与《诗》都是文学创作的典范,同样具有重要的文学地位。钟嵘《诗品》中的楚辞批评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方拱乾诗学思想谫论

方拱乾是清初流人之一。他主张诗歌要写真性情,寄托要静而专,但诗歌亦要发挥其娱乐的作用。同时认为“诗当用人,勿为人用”,诗歌要有个性。方拱乾论诗推崇杜甫,对杜诗甚为喜爱。在此诗学观的指导下,方拱乾的诗歌为清初诗坛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爱伦·坡诗歌中的象征美学

爱伦·坡的诗歌无论在主题还是在审美观上都具有超前性,与后来兴起的象征主义诗歌多有相似,备受象征主义诗人的推崇,爱伦·坡也因而被称为象征主义的先驱。他的诗歌追求音乐与情感的高度统一,以忧郁悲观的主题居多,远离现实,总是驰骋在遥远神秘的古典世界中,具有独特的象征主义美感。     

宋代菏泽籍诗人四题

张詠、李师中、晁冲之、李昭玘是宋代菏泽籍优秀诗人,共存诗450余首。它们的内容涉及诗人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形式包括古体、近体的主要种类,风格亦自呈新貌,为牡丹之乡赢得了美誉,也为山东乃至中国文学史、文化史留下了一笔别具魅力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