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

康德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发现并清醒地认识了人的"自我"意识的哲学家.他宣称"人为自然立法".事实上,这正是康德哲学的一个根本精神.在认识领域,康德高扬了科学对自然的主体性,从而人为自然立法;在实践领域,康德主张人应该超越自然,从而人为自身立法.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康的"人为自然立法"思想.     

康德认识论评析

本文剖析了康德先验的认识论,指出了康德先验的感性学说、知性学说和理性学说的历史进步性及缺陷,分析了康德认识论在西方认识史上的历史地位。     

罗蒂之镜中的康德“范畴”

要反对传统哲学,摧毁传统哲学的标杆.以康德为靶是最好不过的了.在康德的认识论中,把握其关于"先验逻辑"的理念,对于理解康德整个"纯粹理性批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先验逻辑的核心是范畴理论.在康德哲学语言中,范畴等价于纯粹知性概念.康德把知识形成的活动,从根本上看做一种对知觉加以综合并形成统一性的过程,而这其中知性能够借以实施这一综合活动并达到统觉的统一性的工具,就是"范畴".因此,对范畴的源起和客观有效性先验演绎就是康德认识论核心之核心了.罗蒂从康德范畴源泉、有效性、范围切入,显示其哲学的反表征主义、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特质.     

对"康德道德律证明"的论述

康德通过理论概念分析的方式证明实践法则必须是纯粹形式化的,但这时实践法则只是一个假定,他随即转向对道德律实在性的论证,指出道德律是可以直接意识到的,并进而确立了自由的实在性及意志的自律.康德的这一道德观点其实是一次向"伦理学的主体主义"的转向.     

科技伦理诸问题的一种康德式解决路径

康德哲学中的科技伦理思想一直被学界所忽视。科学、技术和伦理三者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到底应当如何看待自然,人与自然之间应该达到一种怎样的关系,现有的科学技术是否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日益美好,科技伦理得以合法性存在的哲学依据何在,科技伦理发展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在康德哲学中找寻到思路和答案。康德终其一生都在关注"人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自由是康德整个哲学的拱顶石,也是贯穿整个康德哲学的一条内在核心线索。"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合起来就构成了科技伦理研究的整个问题域。科技伦理发展的最终目标一定是要不断提升人的自由度和最终逐渐实现康德意义上的"至善"理想。     

改造后的两个概念之我见——对《哲学的改造》中"经验"和"真理"的片思

<哲学的改造>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杜威的代表著作."哲学的改造"集中体现在对"经验"的改造上.通过对其书中"经验"概念的浅析,阐述对实用主义"经验观"的肯定及其在杜威整个学说中的本原性地位.在杜威实用主义的界域下,传统的认识论中"真理"概念又被改造成等同于"效用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对其否定,并指出其所言"真理"的"价值"性本质.     

"实践"概念的哲学意蕴 ——亚里士多德、康德与马克思实践观辨析

实践概念是一个具有丰富意蕴的哲学范畴。亚里士多德把实践置于最为高贵的思辨活动和最为低贱的创制活动之间,使之兼具二者的某些特性但又在实质上有所不同。康德一方面取消亚里士多德生产创制活动的独立地位,使之成为理论思辨的补充;另一方面又把实践仅仅限定于道德实践,并将其推向独立于且高于理论思辨的彼岸。马克思继承并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实践观,将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作为实践概念的基础性内涵,进而把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活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马克思实践观深刻揭示了实践概念的本质,开创了一种以人的生产劳动为基本内容、囊括一切人类活动的广义的实践哲学。     

"崇高"在古代西方文论的演进

"崇高"这一美学范畴,在西方文论中源远流长:源发于朗吉努斯,至博克则气象益新,而康德总绪其成.着重梳理了这一发展史程,在线性纵贯中多有阐发.     

析康德哲学中的主体性思想

人的主体性思想是康德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康德哲学的精髓和灵魂。本文通过对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和“人为自身立法”两个命题的分析 ,论述了康德哲学在知识领域和道德领域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和康德对主体性学说的巨大贡献     

"和":中国古代乐舞的精神主旨

中国古代乐舞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它随着人类的生产实践产生,然后又因为人类不同层面的需要,实现了向着政治道德主体和审美主体的两次转变.在前一转向阶段,舞蹈具有浓厚的社会功用色彩;在后一转向中,舞蹈艺术独立的审美意识得到了自觉的张扬.而在整个舞蹈主体价值转向与超越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精神--"和"这一思想始终贯穿其中.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李香君的“情”与“节”

纵观《桃花扇》全剧,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表现出轻“情”重“节”、抑“情”扬“节”的特点。可以说,《桃花扇》一剧是以“情”为主线,以“节”为旨归。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其中既有时代原因,也受当时社会思潮、作家因素的影响。     

说说“词组”和“短语”

“词组”和“短语”都可以用来指称“比词大又不成句”的语法单位。比较而言,用“短语”来指称这一级语法单位更合适一些,但在使用时需赋予其新的内涵。我们认为用“短语是由词或超词形式借助一定的语法手段构成的、比词大又不成句的语法单位”来界定“短语”会使其指称范围更加科学、全面。     

“一点儿”和“有点儿”小议

“一点儿”和“有点儿”是意义相近但用法有所不同的一组词。前贤对它们的联系与区别作过研究,本文用大量例句结合现代理论对“一点儿”只能修饰动词或形容词的否定式的原因加以解释,并对“有点儿”在修饰动词或形容词的否定式时只能用否定词“不”而不能用“没”的原因加以解释。     

从“世界史”到“全球史”的演变

从“世界史”到“全球史”的演变是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入的结果,也是史学研究不断扩展并克服自身发展危机的必然产物。“全球史”克服了“世界史”存在的弊端,为史学发展增添了新思维、新内容和新方法。“全球史”可以视为广义“世界史”的补充和重要组成部分。     

论《文章流别集》及其与《文章志》的关系——《〈文选〉成书考说》之一

《流别集》“为世所重”的主要是其所附之“论”而非“集”本身;《隋书》“辞赋转繁”乃举“辞赋”以概其凡,而“继轨”“取则”者与《流别集》之间,其体例亦非丝丝入扣。这与《南齐书·文学列传·论》所云与该列传所载有异略同,故以之说《流别集》有所失照。就今存佚文考察,《流别论》分为论“体”与解说作品两个部分。《文章志》乃独立于《流别集》之外的传录体书目。故考察《流别集》对《文选》的影响,不当涉及《文章志》。     

《老子》中“有”、“无”的地位是否平等

《老子》中“有生于无”的命题，郭店竹简本作“天下万物生于有，生于无”，部分学者据此认为，老子只有有无平等的观念而不主张无先于有。对老子思想的整体把握，以及从哲学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角度来论证，无先于有的观念并不能轻易地从老子那里剔除。“无”与“道”在形上层面同一，因而较“有”优先，有无的对等关系只在形下的经验世界才能成立。     

“疼痛”持守诗意的根性——简论龙克“疼痛”诗歌及“疼痛诗学”

针对达州诗人龙克诗歌创作的“疼痛”现象和倡导的“疼痛诗学”，指出龙克以“疼痛”为词根或关键词，不仅由此出发去理解、拷问诗歌，雄心勃勃地建构他的“疼痛诗学”；而且，疼痛也像一道血迹斑斑、永难愈合的伤口。无休止地到处撕咬着他的诗歌。阐述了在经历、穷尽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花样繁多的革命性语言方式和文本样态之后，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标举“疼痛”既是龙克个人新的写作生长点的突破口，也是当下中国诗歌新的写作生长，最。     

论《文选》“奏记”类

奏记以公府为对象,作为上行文的郑重性略次于奏笺。《文选》“奏记”类唯选阮籍《诣蒋公》一篇,为辞太尉蒋济之征辟而作。李善注引《晋书》以“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论其辞征之由,几成定论。其时司马氏与曹氏集团的斗争尚未表面化,阮籍辞征和对司马集团的政治态度无关,纯属个人服膺老庄处世观念的结果。     

李秀成的“保民为乐”与洪仁玕的“革故鼎新”

太平天国运动留给后世两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即李秀成的“保民为乐”思想和洪仁开的“革故鼎新”思想。“保民为乐”提倡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是一种人道精神、人本精神;“革故鼎新”建立在对近代社会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仿效“西法”,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精神。李秀成和洪仁开是同时代的人物,但思想认识上有差距。李秀成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改朝换代”的水平,远远落后于时代,它不可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不可能将中国推向富强。洪仁开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提出了《资政新篇》;从太平天国本身说,《资政新篇》没有得到实施,但是,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整体来观察,其所规划的各种改革,在洋务运动时期大多数得到实践。但《资政新篇》过分强调“法制”,丢掉了“伦理道德”。李秀戍的“保民为乐”思想弥补了洪仁开的“革故鼎新”思想。两者都值得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