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长陵的布局看吕后的历史功绩

汉长陵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之陵墓。在长陵陵园内并置吕后的陵冢，这在西汉帝陵布局中是唯一的。从中可以窥见吕后在西汉初年为稳定和巩固西汉政权所做的重大贡献。吕后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助刘邦诛杀异姓诸侯王，稳定了汉初的政局；刘邦死后，吕后继续执行刘邦在位时期的政策，保持了汉初政策的一贯性。     

五行生胜与秦汉政治

在古代,五德说是从天道角度证明政权正僭的主要理论工具。战国末年的学者邹衍是此种理论学说的始作俑者,他以五行相胜为框架,创建了五德终始说,构造了一个从土德黄帝开始、至火德周朝结束的帝德谱。秦始皇接受邹衍学说,把本朝的属德确定为水,使邹衍版帝德谱完成了一轮循环。西汉高祖以汉为水德,并获得了张苍的论证。武帝太初改制,以汉为土德,使在文帝时代就已经酝酿的德制改革成为了事实。西汉末年,五德终始说为新五德终始说所取代。后者的创立者刘向以五行相生为框架,从木德包羲（伏羲）开始,推演出汉为火德。但其帝德谱未能证明作为＂尧后＂的汉与尧同德,这一缺陷后来为其子刘歆所弥补。刘歆通过所谓的《世经》,以在木德与火德之间安插＂闰统＂和让＂少昊金天氏＂继黄帝的办法,实现了尧汉同为火德。但其动机不是想维护刘汉的统治,而是想为新莽篡汉张本。在两汉之交,谶纬家们还通过＂感生＂安排,在五行相生的框架下创制了第三个帝德谱。这个帝德谱以＂玄圣＂孔子,取代了＂闰水＂秦朝。     

东汉北地郡治内徙考略

经过对史料的分析认为，北地郡自秦到西汉一直是边地重镇。西汉末年，北地郡受到羌胡内侵，自此辖地萎缩，郡治内迁。东汉，北地郡复置。其郡治虽沿用旧名，但实际地点却已不在西汉故地，而是随着羌乱多次变动。到东汉永初六年（141年）前，北地郡治已内迁关中。     

论汉初"孝治"思想

汉初统治者和思想家从中国农业社会家庭本位角度出发,选择了经儒家改造过的"孝"作为内在精神支撑."孝"能使家族和谐,也就意味着稳定了建立其上的整个政权.同时,通过"孝"把家族秩序与国家秩序结合起来,能使整个社会秩序化.汉初刘邦有意识进行"孝治"尝试,至文景时期把"孝治"发展到西汉的一个高峰,"孝治"构成"文景之治"的重要内容.     

西汉政治史观的演变历程及社会原因探析

西汉时期,政治史观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刘邦的政治史观是模糊而功利的,在汉初政治、经济衰敝的形势下,不得不沿袭了秦的水德之制。汉武帝时,其政治野心及对升仙的喜好,使之选择了土德之制。汉武帝晚期的"尧母门"及汉昭帝时期眭弘的"汉家尧后",使西汉中后期政治史观产生了巨大变化,五行相克被五行相生原理取代,汉为火德的政治史观逐渐确立。王莽巧妙地利用西汉后期政治史观的这一变化,建立了土德之制。西汉时期政治史观的每次变化,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并对西汉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试析西汉时期发生在西域的三次矫制

西汉时期,在西域发生了三次著名的矫制事件。本始三年,常惠擅自征兵攻龟兹,宣帝为抑制霍光势力,未赏罚常惠。元康元年,冯奉世矫制发兵平定莎车。因儒生势力的牵制,冯奉世未封侯。建昭三年,陈汤矫制发兵诛杀郅支单于。此时保守势力占统治,使陈汤最终被免为庶人。他们三人建奇功于异域,却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对这三次矫制事件的分析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更加准确地把握西汉的西域政策。     

东汉废太子皆得保全原因探析

东汉时共发生了三起废太子事件,其中除刘保最终继承大统外,其他均以王侯终了。与西汉及隋唐的废太子不同的是东汉的废太子都得保全,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其子孙也能得其荫德,这其中原因复杂,既有表面现象,也有深层的原因;既有人为作用,也有社会大背景的影响。     

六安王刘庆墓的研究价值

六安城郊数以千计的汉墓,凝结了汉文化成型期主要而珍贵的历史信息,六安王刘庆墓是其代表.刘庆墓又是西汉后期诸侯王地位变化的里程碑.孤立地研究六安王刘庆墓,必将悖离历史真实与科学真理.     

汉代的吴越文化

汉代是吴越文化民族性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主导人口与基本居民由越人变为汉人 ,使吴越地区的文化面貌发生激变 ,此后二千多年吴越地区的文化个性 ,在汉代已基本形成。汉语代替越语 ,尚武变为崇文 ,文艺与科技发达 ,养生与隐逸盛行等等 ,是汉代吴越文化的新特点     

清浙籍金石学家黄易对汉画研究的贡献

清代浙籍金石学家黄易不仅是武氏祠的发掘者，汉画馆藏的开创者，同时在汉画像石研究方面亦有开山之功。武氏祠重见天日所引发的汉画像摩拓、著录与研究之风，其影响更为深远。     

《汉书·艺文志》“儒家”杂说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是东汉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汉书·艺文志》将儒家列于《诸子略》十家之首,可见刘氏父子和班固对儒家的重视。文章就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儒家、孔子与六经之关系逐一梳理各家之言,择善而从,兼发己论。     

三方博弈下的秦汉共同体及皇帝的利益代言

经过东周五百余年战争洗礼,华夏共同体普遍深植了功利主义思想,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大一统的秦汉国家所以能维持,必定是内部各大利益集团的利益基本维持了平衡。把秦汉历史放入共同体框架内考察,在当时其内部存在着自耕农、地主与皇帝及其政府三大集团的利益博弈,而共同体就在这三方博弈中运行、盛衰。秦之二世而亡,汉之盛衰起伏,表明的是在这个共同体内部,只有当皇帝切实代言自耕集团的利益时,共同体才能平稳前行,同时也暗示了官僚职业化的必然趋势。     

中国西汉至清代北方农牧民族战争及其与温度变化的关联

本文重建了中国西汉到清代(206BC—1911AD)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战争变化序列,进而分析了民族战争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双方共发生战争832次,平均每10a发生3.9次;根据战争频次可划分为西汉低发、东汉高发期,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低发期,宋元明清高发期3个阶段;在百年尺度和30a尺度的气候变化上,气候暖期多对应战争高发,冷期多对应战争低发.2)农牧战争中,有71.3%的战争为游牧民族发动,但最终61.1%的战争为农耕民族获胜;相比于暖期,冷期农耕民族主动发动战争的比例增加,但胜利的比例降低.3)气候变化作为战争事件背景,对战争有间接影响.冷期时,农耕、游牧双方实力均有减弱,形成退让态势,战争频次相对较少;暖期游牧民族多次发动战争,可能是由人口膨胀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游牧民族强盛时社会结构性需求扩大引起的,同时暖期的气候环境为游牧民族南下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战争掠夺所带来的低成本高收益也诱使游牧民族引发与农耕民族的战争.     

试论西汉转运贸易的发展

西汉时期，转运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是西汉政府的放任政策，为转运贸易的发展从法律上开了方便之门：原因之二是西汉时交通及运输工具的进步，大大地促进了转运贸易的发展。     

儒者化与经学派别化:论西汉前后期统治集团身份的转变

西汉建立,为达到统一的封建国家的专制统治,首先要有一个在政治思想上统一的政治集团。因此,以文、景帝两帝发其端,以武帝大力推崇,从而使汉代统治集团儒者化。至宣帝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则开始出现经学派别化。首先是齐鲁学派之辨,进而是经今古文学派之争。统治集团儒者化,确立了儒家学者在政治统治当中的主角地位;而统治集团的经学派别化,则使经学变成某一权力集团的政治工具。     

马援征交阯出发地点考

建武十六年（40年），交肚雒将女子徵侧等起兵反叛，汉光武帝派遣马援平叛。依据对史料的整理与分析，可确定马援得到南征命令的地点在皖城。     

从汉初郡国并行制的演变看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

介绍了汉初诸帝剪除异姓王、分封同姓王，削藩、平定七国之乱，实行“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等事件；说明了汉代中央集权逐步加强的过程；总结了中国历代分封、削藩对地方政区制度的影响。     

两汉时期官吏的致仕制度

我国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官吏致仕的现象，西汉时期官吏致仕制度正式形成。致仕制度既是汉代官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养老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汉代官吏致仕的主要原因是高龄导致的身体状况不佳。汉代官吏致仕，形式上是主动退休，实质上是在礼俗和制度约束下的被动退休。汉代官员致仕后回家养老的基本费用得到保障，保证其晚年生活无后顾之忧；而且很多官员受到政治礼遇，可以继续发挥余热。汉代官吏致仕后死亡时也享有一定的丧葬待遇。     

西汉时期的和战辩论与民族政策

西汉王朝建立之后,面临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影响到政权的巩固.因此,围绕如何处理与匈奴等族的关系,引起了西汉朝廷上下激烈争论.在当时的官僚士大夫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主张和亲安抚,另一种则主张武力征伐.西汉一代,关于和战的讨论屡有发生,对西汉时期民族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代日食记录的可靠性分析--兼用日食对汉代历法的精度进行校验

通过细致的文献分析和研究,参考前人的已有工作并结合当代日食计算程序,逐条对两汉时期保留的日食记录的可靠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讨论,指出了前后<汉书>、前后<汉纪>、<通志>、<世史正纲>、<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及地方志等诸多文献中一些记录的错误情况,分析了一些错误的原因并予以修正.在此基础上指出,汉代在日食的观测和记录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最后采用汉代历法家的思路,利用可靠日食记录对<三统历>、<四分历>的合朔推算精度进行了分析,发现<三统历>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后天问题,并且在东汉初期变得非常严重,<四分历>虽然通过历元的调整暂时缓解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该历法所取得朔望月长度并没有实质进步,所以,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