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丝绸之路史上的“三绝三通”

<正>在古代丝绸之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中原王朝与西域往来的三次断绝与三次恢复,史称"三绝三通"。公元9年,王莽篡汉自立,国号"新",此后施行错误的西域政策,引发天山南北持续动荡。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派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出兵焉耆(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附近),中伏大败。李崇率残部退至西域都护府治所龟兹乌堡城(今新疆轮台县西北),     

试析别失八里与明朝的关系

明朝建立后,逐渐开始与西域诸国交往,到明成祖时规模较大,之后逐步放松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本文拟就西域势力较大的别失八里与明朝的关系作一略述。     

岑参西域诗史地学价值论略

岑参一生两次入幕西域，写了大量的西域诗篇，涉及重要历史地名70余处，大多均可确考，与地名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众多，对于考订唐天宝时期历史地名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颇具意义。对岑参西域诗中的史地研究进行梳理，凸显其历史学中的价值，有助于我们更深入了解唐天宝时期的西域历史状况，可据此勾勒出史学意义上的唐代西域历史地图。     

投笔从戎入虎穴

班超在不惑之年毅然投笔从戎,随汉军西征。其间他荡平匈奴势力,恢复了西域与汉朝中断了65年的关系,使“丝绸之路”得以畅通。班超完成了统一西域的宏伟大业,其英名威震西域和中亚。今天,班超及三十六勇士的雕像仍然屹立在喀什盘橐城,面向西方,继续充当西域的守望者。     

关于防范和抵御“三股势力”分裂破坏活动的若干思考

"三股势力"被西方反华势力所豢养和利用,是威胁我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其犯罪行为是我国法律严打的重点之一。防范"三股势力"的分裂破坏活动是治本之策的重中之重,必须着力在坚持"三个不动摇"、强化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继续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健全民族团结教育与践行体系、提高预防和处置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的能力、牢牢掌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依法严厉打击"三股势力"势力犯罪行为等一系列工作上下功夫,切实取得老百姓满意的成效。     

2017年热点科技事件回眸

 科技发展过程中,争议、质疑和激辩如影随形,这使得科学内容更加丰富和多元化,同时也促进了科学进步。基因编辑、遗体头颅移植、人工智能等热点事件在2017年激起了阵阵涟漪,"设计婴儿"、大望远镜建与不建、上百篇研究论文被撤稿、马兜铃酸或引发癌症等争议不断。本文遴选10件2017年科学界、新闻界关注度较高的科技事件,以期为读者做一回顾。     

论禄余、撒加伯领导的反元斗争

元至顺元年至三年,乌撒土官禄余和罗罗斯土官撒加伯领导的反元斗争,是继蛇节反元之后又一次由彝族上层领导的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的反元斗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元朝中期以后;统治阶级极端腐朽,社会黑暗,各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不断掀起反抗的浪潮。另一方面,则是彝族封建领主制扩展势力与中央王朝地主制扩大统治区域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致使双方兵戎相见。     

高强度中厚板辊式矫直策略分析

以开发厚规格、高强度品种钢过程中频繁出现的矫不平现象为背景,采用弹塑性差分的曲率积分方法,研究了高强度钢板矫直过程中塑性变形率、残余曲率和矫直力的变化规律,分析得出额定矫直力和塑性变形率是制约高强度钢板矫平的主要因素.针对矫直能力小的矫直机提出采用增加矫直道次、改变矫直辊距以及静压矫直三种方法来解决高强度钢板矫不平问题的矫直策略.现场实践证明静压矫直方法能够矫直传统矫直不能矫的高强度板材.     

清朝晚期自救运动分析

清朝晚期,统治者从维护阶级统治出发,在面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实行了三次自救运动。这三次自救运动从主体来看是从地方势力向中央势力直至最高统治者。从基本内容上看也是从经济到政治直至国家体制。这场自救运动虽然没能挽救清政府的命运,但客观上为中国全面走向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浅谈新疆反恐新形势下的测绘外业组织

目前新疆反恐维稳面临的总体形势是好的,但由于"三股势力"的渗透破坏更加激烈、境外敌对势力的阴谋进一步升级等原因,近年新疆暴恐事件频发。测绘外业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测绘外业人员面临的危险更高,如何确保测绘外业的防恐安全,是所有在新疆从事测绘活动的单位都不容回避的问题。结合近年来新疆暴恐事件发生的规律以及测绘外业工作的特点,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西汉政治史观的演变历程及社会原因探析

西汉时期,政治史观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刘邦的政治史观是模糊而功利的,在汉初政治、经济衰敝的形势下,不得不沿袭了秦的水德之制。汉武帝时,其政治野心及对升仙的喜好,使之选择了土德之制。汉武帝晚期的"尧母门"及汉昭帝时期眭弘的"汉家尧后",使西汉中后期政治史观产生了巨大变化,五行相克被五行相生原理取代,汉为火德的政治史观逐渐确立。王莽巧妙地利用西汉后期政治史观的这一变化,建立了土德之制。西汉时期政治史观的每次变化,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并对西汉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试论西汉转运贸易的发展

西汉时期，转运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是西汉政府的放任政策，为转运贸易的发展从法律上开了方便之门：原因之二是西汉时交通及运输工具的进步，大大地促进了转运贸易的发展。     

西汉时期的和战辩论与民族政策

西汉王朝建立之后,面临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影响到政权的巩固.因此,围绕如何处理与匈奴等族的关系,引起了西汉朝廷上下激烈争论.在当时的官僚士大夫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主张和亲安抚,另一种则主张武力征伐.西汉一代,关于和战的讨论屡有发生,对西汉时期民族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阳汉代画像石墓志题记题刻和现存汉代碑刻的初步研究

南阳目前发现的汉代画像石墓题记题刻有许阿瞿墓志汉画像石、唐河郁平大尹冯孺人画像石墓题记题刻、杨官寺西汉画像石墓题记题刻、方城"胡奴门"画像石题记等。现存的汉代碑刻主要有:张景造土牛碑、李孟初神祠碑、赵蓟碑、南阳都乡正为弹碑等。这些珍贵的汉画像石墓墓志题记和汉代碑刻记录了汉代的社会历史、书法等内容。对研究汉代的历史文化、书法艺术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东汉北地郡治内徙考略

经过对史料的分析认为，北地郡自秦到西汉一直是边地重镇。西汉末年，北地郡受到羌胡内侵，自此辖地萎缩，郡治内迁。东汉，北地郡复置。其郡治虽沿用旧名，但实际地点却已不在西汉故地，而是随着羌乱多次变动。到东汉永初六年（141年）前，北地郡治已内迁关中。     

两汉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比较研究

两汉是中国妇女地位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西汉和东汉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西汉时期,伴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开始,社会出现开放的风气,对规范妇女方面采取了较宽容的态度,女性在婚姻关系中有相对的自由权利。但到东汉时期由于封建礼制的完善,对儒家思想和女性道德观念的宣传,男性自我地位提高而女性地位降低,女性开始自觉遵守不合理的伦理道德规范,地位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中国西汉至清代北方农牧民族战争及其与温度变化的关联

本文重建了中国西汉到清代(206BC—1911AD)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战争变化序列,进而分析了民族战争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双方共发生战争832次,平均每10a发生3.9次;根据战争频次可划分为西汉低发、东汉高发期,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低发期,宋元明清高发期3个阶段;在百年尺度和30a尺度的气候变化上,气候暖期多对应战争高发,冷期多对应战争低发.2)农牧战争中,有71.3%的战争为游牧民族发动,但最终61.1%的战争为农耕民族获胜;相比于暖期,冷期农耕民族主动发动战争的比例增加,但胜利的比例降低.3)气候变化作为战争事件背景,对战争有间接影响.冷期时,农耕、游牧双方实力均有减弱,形成退让态势,战争频次相对较少;暖期游牧民族多次发动战争,可能是由人口膨胀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游牧民族强盛时社会结构性需求扩大引起的,同时暖期的气候环境为游牧民族南下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战争掠夺所带来的低成本高收益也诱使游牧民族引发与农耕民族的战争.     

西王母"本来面目"初探--兼及西王母形象之演变

西王母的故事家喻户晓 ,脍炙人口。作者通过对先秦典籍《穆天子传》、《山海经》的分析 ,认为西王母是古代西方蛮荒部落某一以狩猎为生民族之邦国名 ,也是该邦国的首领名。该邦国当时正处于母系社会时代 ,并可与周天子分庭抗礼。作者又采用现代社会学和民俗学的知识 ,对《山海经》中描述的西王母“蓬发戴胜”,“豹尾虎齿而善啸”等怪异现象 ,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 ,特别是对“胜”乃“野鸡翎”的诠释 ,推翻了郭璞释“胜”为“玉胜”的传统说法 ,令人耳目一新。此外又论述了西王母由一蛮荒部略首领 ,经魏晋方土的“造神”运动 ,逐步演化为首屈一指的女界尊神的过程 ,于破除迷妄 ,不为无补。     

略论《二年律令》中刑罚的从重原则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是西汉初年的法律辑录,较系统地反应了汉初适用刑法的若干原则,其中规定对触犯皇权、群盗犯罪、背反人伦以及官吏违法等犯罪行为予以从重或加重惩处.     

两汉屯田制中的三个问题

屯田制是西汉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它是由秦时更戍制、汉初的募民实边和北方的假田制演化、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制度。居延汉简中反映出其时是军屯、民屯共存，军官、田官共管的管理形态。这种形态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