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的界定

2007年11月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将《刑法修正案(六)》第七条所规定的罪名确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有哪些?是否包括医疗单位的工作人员?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主体能否成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农村基层干部)人员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中处于何种地位?这些问题困扰着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在本文中,笔者欲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方面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进行探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我国民事诉讼实践

自最高人民法院（1995）2号《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始,以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为标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起来。然而实际操作中却无统一的标准,一律排除或者一律肯定非法证据都会带来不利后果,在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和公民隐私权等权利保护之间有个利益权衡的过程,需要法院来具体衡量。     

行政诉讼的几个问题

行政诉讼对于行政执法是非常有效的监督手段。行政机关对每一起案件作出处罚,采取每一种行政管理强制措施,都存在通过行政诉讼检验其执法行为正确与否的可能。因此,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增强对新形势下行政诉讼的认识,切实做好应诉工作。一、理性直面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该法第十一条受案范围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除不可诉的行为外,只…     

略谈“报告”与“请示”

国务院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对“九类十五种”公文中的第七类的“报告”与“请示”,作了确切的规定: “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用‘报告’。”“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和批准,用‘请示’。”在这个条文中,明确地规定了在什么情况下,用“报告”,在什么情     

法官在证据准入判断中的角色分析

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将于2010年7月1日执行。关于法庭中法官角色讨论亦即将再次引起学者们高度关注。刑事诉讼,就其整体而言是关于事实认定程序、各方行动过程、法官确定判决的各种法律关系的综合;而就其具体而言,是以实现法令为目的的,法庭及当事人进行各种诉讼行为的综合。在各种国家机器中,法官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法官是国家刑罚权的实施者。也是保护被告人不受迫害、歧视的护佑者。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002年10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首次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引入行政诉讼,对于人民法院从行政诉讼证据学的角度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及对指导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中依法收集和运用行政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及排除规则浅探

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了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在实践中,存在着对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不好操作,质证、认证过程中规定过于笼统等问题,需要从这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论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

为了制约行政机关在实体法律关系中的行政权力．保证法作关系主体间的平等关系，我国《行政诉讼法》在证据问题上作了严格的规定。木文试图围绕行政诉讼证据的规则与行政诉讼证据的内容形式之间的关系和行政诉讼证据的特点以及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特殊性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并适当参考借鉴英美国家有关这方面的规定，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的机制。     

论民事诉讼中的自认

文章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制度的若干规定》中对自认所作的规定，借鉴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自认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对自认的含义、自认的构成要件、自认的分类及其效力、自认制度在实践运用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析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失权制度

在2002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确立了证据失权制度，它的设立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文章就其设立必要性、我国的相关规定及设立的建议等谈谈个人拙见。     

试论职务犯罪案逮捕审查权上提在西藏的实施

2009年9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以保障《规定》的顺利实施。根据全国实施的情况看,效果显著,逮捕审查权得到优化。但是,鉴于各地的地方特点,在西藏全面实施《规定》,需要借鉴其他省份的有益经验,进一步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检察系统信息网络化建设和人民监督员队伍建设,以切实保障《规定》在西藏的顺利实施。     

刑法解释若干问题探讨

在中国,刑法解释学还是一门幼嫩的学科,刑法解释的许多方面还不成熟,还存在许多争议。检察机关是否应具有刑法的司法解释权？刑法解释的具体方法是否排除扩张解释？客观解释论是否与罪刑法定相冲突？笔者就这三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证据协力义务视野下的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协力义务的范围与强度同非法证据的数量呈反比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确立了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然而,司法实践中却屡屡出现对非法证据的效力作出截然相反认定的案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非正当性造成了上述困惑。应以证据协力义务取代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对已形成的非法证据不予排除,并追究非法取证者的刑事、民事责任。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基于比较法视角的分析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标志着案例指导制度的建构初步形成。案例指导制度具有填补法律空白、解决法律模糊问题及协调法律矛盾的价值。但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存在可以进行规范调整的法律规定不明确、司法实践还没有形成有序的体系、如何具体运用案例并没有进行规定或者说明、案例指导制度的制定主体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监督机制尚待完善等问题。在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过程中,需要从以上方面进行完善,同时也要注意案例的推陈出新。     

对主任检察官责任制的几点思考——以主诉检察官责任制为比照

主任检察官责任制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在部分省份试行的一项改革措施,目的在于改革传统办案模式,确立检察官的执法主体地位。这项改革与1999年试行的主诉检察官责任制在目的意义方面有其相似性。通过与主诉检察官责任制相比照,分析其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从而明确主任检察官权责、改革现行的案件审批体制、建立健全相应的保障制度,才能确保主任检察官责任制改革取得实效。     

小区业主资格探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业主之外的物业使用人的权利义务作出了规定,这将有助于改变小区物业管理的混乱局面,但相关的规定还不够细致。借助国内外立法例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区分房屋所有权人之外的相关物业使用人在小区物业管理中的权利义务：房地产开发商不应具有业主资格,承租人的业主资格可区别对待,赋予专有使用权人代表以业主资格。     

论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及诉讼化改造

我国将死刑核准权收归了最高人民法院,并颁布了相关司法解释对死刑复核程序的运行进行规范但是,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在性质上还具有浓厚的行政审批色彩,是一种诉讼程序与行政审批程序相结合的综合体。根据正当法律程序,我国应对控、辩、审三方主体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合理调整,把死刑复核程序改造成为诉讼化程序。     

论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推定

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适用传统理论认定其因果关系困难重重。为此,国外发展出优势证据说等因果关系推定学说,我国现行法并未规定因果关系推定,司法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但也出现了创造性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理论的案例。为终结同案不同判的现状,我国应当在立法上对因果关系推定做出原则性规定,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案例指导的方式,帮助法官灵活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理论,以期在环境侵权个案中达成公平正义的判决。     

人民监督员制度司法实践初探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为确保其职务犯罪侦查权和起诉权的正确行使,2003年秋季引入了民主监督制度,不仅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也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刚性监督力度。学理上宜探讨人民监督员制度化的必要性和价值目标,在检察权制衡下实现监督权同检察权的良性互动,同时国家应立足于中国司法制度实践,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化路径展开研究,分析制度缺陷,从实践和理论上对制度予以完善。     

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与受贿罪的认定——对“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的反思

针对司法实践中查处受贿犯罪时经常遇到的疑难、复杂问题,“两高”发布了及时查处、依法惩治新类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解释。细加分析“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的规定,不难发现其立场有违刑法受贿罪的规定,并且条文中“及时”、“掩饰犯罪”之用语不明确、欠严谨。因此,对“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进行反思,有助于厘清异议,正确适用刑法和司法解释解决受贿罪定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