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道德意蕴

嵇康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在司马氏利用名教控制天下的情况下，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来反对虚伪名教的束缚，提倡个性解放，主张万物要遵循自然规律与法则，顺应其自然本性发展。实际上嵇康并不是反对一切道德和名教，而是通过“任自然”来回归到原初时代。顺应自然和人之性情的名教，是要超越现在而回归过去无欲、无贪的状态。     

浅谈嵇康的独立人格追求

魏晋时代，儒家正统思想失去了约束力，魏晋名士开始思考生命个体的意义。嵇康意识到个人主体的价值，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对礼教加以否定。与此同时，嵇康构想出一种于名教中得逍遥的理想人格，即“至人”，并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尽管他的理想人格在失道的魏晋时代难以实现，但他对独立人格和个性自由的追求依然对后代封建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也给现代人以启示。     

魏晋玄学之解读

玄学是两汉经学的转化形态，玄学不玄，外玄内儒，其内在价值导向还在儒学。可从三个方面对玄学进行解读：政治层面上，玄学是名教遭黄巾起义冲击，统计阶层本身破坏，以及经学家自身的逾越而陷入危机后，魏晋名士们为挽救名教，以服务于现实政治为鹄的，援道入儒而兴起的哲学思潮；哲学层面上，玄学是从两汉神学目的论转变为“有无本末之辨”的本体论，实现了哲学思维的转变与跃进，为现实统治进行本体论论证；价值层面上，玄学是魏晋名士试图从不同路径建构新的价值体系的尝试。     

女中名士谢道韫的“林下风气”

玄学思潮的兴起,带动了魏晋时期社会风气的转移。崇尚自然、追求个性、向往自由成为时代的风尚,魏晋时期的妇女也深受影响,她们努力冲破名教伦理纲常的束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与风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神风貌。一代才女谢道韫更是以其旷达玄远的“林下风气”成为魏晋新女性的典型,深得时人的赏识和敬重。     

魏晋风度解读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士人追求的一种具有时代影响力的人格美。把魏晋风度分为魏晋之际 ,晋中 ,晋末三个时段 ,论述了魏晋的士人们在这三个不同时期用或争、或躁、或狂、或放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同的风格 ,以及他们在玄学上的共同追求。     

明内圣外王之道——郭象政治哲学发微

郭象玄学的主要目的是想把阮籍、嵇康和裴各执一偏的自然与名教重新统合起来,构建一套适合时代要求的政治哲学。郭象的政治哲学以其对人性的思考为运思起点,而从圣凡关系、君民关系和群己关系这三个维度展开,并始终贯穿着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这条主线。虽然郭象统合名教与自然的努力并不成功,但足以证明魏晋玄学并非脱离现实的学问。     

略论魏晋玄学与文学的自觉

魏晋时代,儒家思想出现衰(?)之趋,玄学得以形成与发展,这对文学独立自主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试图通过玄学自我裂变,人的意识觉醒、魏晋士人放达任性诸方面阐述玄学与文学自觉之关系。     

《娇女诗》和魏晋风度

魏晋时期品藻人物的风气十分兴盛,魏晋人把人物品藻由社会的实际需要转入到一种纯粹的审美活动,人们极力追求仪表美。在魏晋风度中,魏晋人追求自然之情,追求个性。左思的《娇女诗》以喜爱的口吻描绘了两个女儿的娇美、对美的追求和无拘无束的行为,这些都不可避免的带着时代的烙印。     

东晋门阀政治与玄言诗的风格特征

东晋政治格局的典型特征就是门阀政治,士族在各个领域都掌控着话语权,文学领域也不例外.玄言诗“淡”之风貌与门阀政治下士族名教自然合一的人格建构以及门阀政治营造的社会环境有深切的关系.     

浅论《世说新语》之俗

雅俗之辨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化价值标准,而在魏晋南朝时代,雅俗对举更是成为品评人物整个人格乃至一切精神产物的尺度。《世说新语》在对魏晋名士风度的描绘中,不仅刻画了魏晋士人高蹈脱俗的“雅”的一面,同时也充分表现了魏晋士人“俗”的一面,主要体现为俗情、俗趣、俗语。     

从向秀变节看“名教”与“自然”之争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魏晋玄学的一个核心话题。嵇康之死是向秀的学术立场由“自然”转向“名教”的直接原因，政治对学术的干预才是向秀改变学术立场的根本原因。向秀变节是政治干预学术的经典案例和影响儒学发展历程的一件大事。     

论魏晋士人人生境界的美学意蕴及其意义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且颇具风采的一个时代。这一时期玄学盛行,崇尚精神解放,它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崇尚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形成了魏晋士人独有的哲学、自由的美学精神,形成了魏晋士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自然＂人格。理想人生境界的确立,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风范,其影响是甚为深远的。     

礼的流变与阮籍的自然之道

周礼和儒家之礼都是对社会的规范、对人的约束。阮籍不赞同也不反感它的存在；魏晋之阮伪礼之风甚嚣尘上，不仅亵渎了礼的原则，也践踏了人类的善良与本真。于是，阮籍率意任性，践行自然之道，以此呼唤自然人性的回归。     

魏晋之际士人心态变迁述论

魏晋之际,士人心态发生转变。嵇康越名任心,傲物受刑;阮籍和光同尘,归趋难求;山涛弃老庄自然,遵周孔名教。他们或激进,或消沉,或转向。而促使士人心态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局。     

论魏晋南北朝文化与文艺的多元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呈多元化发展,从哲学而言,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有无之争、言意之辨、形神之鉴等命题对文艺思想和创作颇有影响.汉代的礼文化被“通达“、“任自然“所代替,情诗渐多,玄学之盛直接导致玄言诗的产生,山水赏会使以陶、谢、宗、王为代表的山水诗画达到相当高度.道教对游仙诗和志怪小说的影响,佛教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魔术、绘画、雕塑、音乐的影响,则可以看到宗教与文艺的关系.胡汉文化分别在南北地区融合、发展,又生出了诸多差异,形成了南北文风与艺术的诸多不同,造就出多姿多彩的面貌.     

魏晋士人身体美学的学理省察——以《世说新语》为核心的探讨

魏晋士人对于身体主体的审视,依然以"神契道境"为本,却已不舍形色容止,形色容止之美才是葆有清逸之境的确切落实。察其因由,形神表里符契的层次性身体构成是其隐在之底色,自《人物志》显其端倪,魏晋士人身体观承此底色,一转孟子践形论之德性身体诉求,再转两汉以形神骨相辨福寿贤愚之材质属性义。不同于庄子超越形神、妙契道境的自然身体观,魏晋士人贞认即形即神、清逸之气贯注的才性格调之体。以形色见神意,开出其身体美学之学理依托。     

言象意的世界——试论中国古代文论系统

论者多以为中国古典文论缺乏系统,然系统不仅存在于理论家个人之专著,尤存于整个民族世世代代的集体努力。本文以为中国古典文论极有系统,其框架即魏晋“言意之辨”之理论产物“言象意”。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先秦哲学言意之辨和魏晋玄学言意之辨。第二部分描述文学“言象意”理论的崛起。第三部分是重点,对文学“言象意”系统进行整体与分层的描述。     

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人性善恶之辨

人性之善恶的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人性善恶之辨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的人的社会性本质理论,＂现实中的人＂是马克思主义思考人性之善恶问题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人性善恶观的内容主要包括：善恶观念的来源问题,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的问题,善恶观念的本质内容问题,善与恶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及其关系问题,善恶评价的根据问题。马克思主义人性善恶之辨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科学性、实践性、辩证性、前瞻性。要科学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人性善恶之辨的内容和特征的时代价值。     

由经师到名士:从两汉到六朝学习主流角色的转换

从西汉到六朝,知识分子人格由儒家向玄学转化,学习主流角色也由经师到名士转换,由孔儒圣人人格而援儒入道、玄同彼我到儒玄双修,儒释合一,从而形成名教与自然相统一的新型人格.把人从汉儒礼教、神学的泥潭中解放出来,恢复其自然属性,培养其独立品格.人的名节、功利观念淡薄,珍惜个体生命.反映到学习方面,人们从经学模式桎梏中解放出来,学习领域空前扩大,学习兴趣极为广泛,知识群众博学洽闻,多才多艺,风流文采,诗词歌赋,形成一个富有才性的时代.学习思想总的看来体现了人性之觉醒,思想之解放的特征.     

王弼其人其学

王弼是魏晋玄学阵营中卓然超群的人物，是中国哲学史上超一流的哲学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著述颇丰。从王弼的思想体系建构过程看，他找到了一条综合儒道关系的途径和方法，突破了汉代的学术传统，构筑了一个自具系统的经典解释方法论体系。他通过重新解释《老子》和《周易》，从本体论的高层次解决了有与无、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完成了融合儒道思想、从中阐发出新的本体论哲学并使之发挥应有作用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