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新移民文学翻译——对小说《扶桑》英译的个案研究

移民文学在多元文化系统的位置比较特殊,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留学浪潮推进的第三代海外华人文学。这种中国新移民文学,由于各种原因,其受到的多方意识形态的操控十分明显。本文拟以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和勒菲弗尔的重写和操控论为主要理论依据,选用中国旅美女作家严歌苓首部以移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扶桑》及其英译本为分析对象,主要从译入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源语原著选择的主导性、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选择及译作风格把握的操纵性及赞助人对书名翻译的干预和对新书宣传的导向这三个方面探讨多元系统内各种文化语境制约因素对新移民文学翻译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文革时期美国文学翻译的操控——以荣如德的《爱情故事》译本为例

勒菲弗尔认为意识形态、诗学、权力关系和赞助人等因素影响着翻译，其中，意识形态是操控文学翻译的主要因素。将以文革时期荣如德的《爱情故事》译本为例，探讨该时期特殊的的美国文学翻译现象，并揭示意识形态如何对翻译策略进行操控。     

解读文化翻译的第三空间

翻译的文化转向使文化翻译勃然兴起,在文化的多元性不断丰富的当今世界,文化翻译观对比语言学翻译观具有现实的进步性,语言学的对等论已束缚了翻译的进一步发展。多元系统理论及解构主义理论为文化翻译的第三空间提供了理论解读,文化翻译的第三空间是不同于原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文化交融和冲突的空间,译者作为这一空间的操控者应该尽量以第三者的视角,客观、不偏不倚地审视翻译过程。     

从意识形态操纵角度看翻译的本质

翻译是文化交流活动,它是不同文化语境的转换,并受制于文化之间的各种权力关系。中国传统翻译研究的标准是“忠实”,其主要侧重点是原著与译文之间的文本对比。本文分析操控论的渊源、发展及它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并试图借鉴西方操控学派的研究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进行分析,揭示“意识形态”对翻译本质之影响。     

从操纵派翻译理论的角度看外国电影的“改写”

以安德烈.列弗维尔为代表的操纵派翻译理论认为,文学系统内赞助制度、诗学和专业人士三方面的约束力,改写了文学作品的面貌。作为社会系统中另一个重要的子系统,电影作品也受到这三方面力量的操控,尤其是引进外国电影时对电影本身的改写。赞助制度内的相关机构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电影类型的选择及翻译的改写以"建构"某种预期的"文化",诗学因素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以强化影片的成功,而专业人士通过语言的力量影响着外国电影的面貌。     

浅析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不仅是文字语码间的转换,更涉及到两种文化之间的文流与对抗。意识形态对翻译有很大的影响,在翻译的过程中,从选材到翻译策略的运用无时不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本文以《安妮日记》的两个版本为例,从选材与翻译策略方面就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做粗略探讨。     

意识形态对“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影响

上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强调了翻译与目标语体系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强调了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层层面面，如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译者所选用的翻译策略等。在中国翻译发展史上，“五四”时期是一个特殊而典型的时期。当时的内忧外患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感，使他们意识到文学也可以承载政治使命与科学启蒙职责。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在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都明显地受到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文学作品翻译中译者的操控和多元翻译标准

本文探讨了翻译的标准问题以及由多元系统理论衍生出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操控,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例,进一步说明了多元互补的翻译标准和译者如何在语言、句式选择上的操控以及改写原文。     

翻译与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史上三次大规模的翻译高潮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社会意识形态、语言和文学方面。可以说,中国文化延绵数千年,一直发展到今天,翻译功不可没。     

试析意识形态对情景喜剧幽默翻译的操纵——以《生活大爆炸》为例

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以美国幽默情景喜剧《生活大爆炸》为例,考察幽默情景喜剧中文字游戏类、禁忌语和中国元素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意识形态的确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对不同幽默类型的翻译都有一定程度的介入和操纵;同时在幽默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使用了不同的策略,使幽默翻译最大程度地接近译语观众的生活认知和情感体验。     

论五四时期(1917-1927)翻译文学的繁荣

五四时期(1917-1927),中国文学和文化处于转型期,急需引进大量外来文学和思想来破旧立新,因而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极度繁荣。从源语的角度讲,选择的原作质量更高、范围更广;从译入语的角度讲,译者的素养和译作的水平都得到极大提升;当时翻译文学的繁荣还体现在报纸、杂志、出版机构的增多,以翻译为主要职能的文学社团不断涌现,翻译目的更明确,翻译活动更有组织性。     

论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

重点阐述意识形态理论观照下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华夏集》(Cathay)的翻译,主要从译前文本选择和翻译语言风格选用两个方面来揭示隐藏在翻译活动背后的操纵因素——意识形态。通过对比分析与例证得出结论:文学翻译活动不可避免的受到某一特定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控。同时,本文在结尾指出译者应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尽可能降低意识形态对翻译行为的操控,从而保证跨文化交际平等顺利的进行。     

专业翻译中对目标语读者信息需求的预测——以文山学院学校简介英译为例

专业翻译与原文至上的文学翻译截然不同，是注重翻译过程操控，以满足目标语读者信息需求为导向的翻译。本文描述的是专业翻译中对目标语读者信息需求的预测过程。     

浅谈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及他对The Lysistriata不同版本改写的诠释

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以及他所阐释的关于操控文学翻译的若干要素:意识形态,文学观念及赞助人对翻译研究,尤其是文学翻译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基础上,探讨各要素在多个译者对The Lysistriata的不同翻译的体现。     

从《骆驼祥子》的两个英译本看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根据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通过甄选伊万.金(1945年版)和施晓菁(1981年版)翻译的两个《骆驼祥子》英文译本,针对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翻译的影响程度及其在译文中的具体表现进行了剖析,同时通过两位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的译者在《骆驼祥子》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相似或相异的翻译策略,尝试性地探讨了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翻译的操控。     

操控论视角下《安妮日记》的改写与翻译

操控论使翻译研究超越了翻译标准和文本对比讨论的局限,转向了对语言因素之外的文化和政治等宏观因素的关注。以操控论的视角对《安妮日记》进行观照,可以发现该作的改写与中译行为深受社会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这三个方面的影响与制约。     

文化语境对文学作品中人名翻译的影响——从《飘》的两种译本谈起

人名翻译究竟该采取归化还是异化策略一直是翻译家们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文学作品中的人名翻译更具有其特有的复杂性,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译者除了要考虑人名本身的文本内语境外,还要考虑到接受语文化语境的影响。本文以《飘》的两种不同译本为例,从诗学规范、文化历史传统、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对其人名翻译进行比较分析,得出文化语境在译者对人名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有着重大的影响。     

从勒菲弗尔的操控论看意识形态对晚清文学翻译的操控——以林纾、严复、梁启超翻译为例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简单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研究应该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从勒菲弗尔的操控论角度对晚清文学翻译进行审视,探讨意识形态对其产生的操控。     

多元系统理论对汉诗英译的体现——以《枫桥夜泊》译本为例

多元系统理论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翻译理论。它是将翻译文学置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本文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行了阐述,试图以其为理论基础对汉诗英译进行分析,以进一步检验多元系统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     

隐形的操控者——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

翻译从一开始就不只是语言层面简单的双语转换,而是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实践活动。本文主要从译者选材及对译本的改写两方面研究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作用,有助于我们从文化层面更深层次理解翻译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