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盗窃罪的认定

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和网络游戏的盛行,网络盗窃现象时有发生,但学术界关于虚拟财产是否可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仍存在很大争议。本文试图从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数额计算以及盗窃虚拟财产行为界定的角度,说明虚拟财产可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论盗窃犯罪的刑事责任

所谓盗窃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一定的手段,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某些特定物品的犯罪活动。盗窃犯罪与盗窃罪仍有区别,它较之盗窃罪所侵犯的客体范围更广。其发案率在我国各种刑事案件中,始终居于首位。这种犯罪不仅侵犯着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财产权利,而且严重危害着社会治安,影响着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因此,打击盗窃犯罪活动,严惩盗窃犯罪分子。是十分必要的,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能够准确及时地根据案犯的犯罪行为及由此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依法追究其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即刑事责任,准确地定罪量刑。但是,由于近年来盗窃案件日益增多,犯罪     

流动人口聚集地的盗窃犯罪现状研究——以东莞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聚集地的刑事案件大量增加,盗窃犯罪是其中的常见、多发犯罪。东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流动人口占到常住人口的四分之三,对这一地区盗窃犯罪进行抽样实证研究,根据实证数据分析流动人口聚集地的盗窃罪特征,以期在盗窃罪的预防、打击工作中采取更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预防和减少此类犯罪。     

有关盗窃罪犯罪客体及行为对象的探讨

盗窃行为不仅直接损害了财物所有人的所有权,还破坏和冲击了实际占有人的权利行使,不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通过对各种盗窃罪犯罪客体学说的分析,认为能够正确反映盗窃行为人所（欲）影响或者改变的、处在具体联系中的行为对象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的,只能是他人对于公私财物的占有权,并展开了对“占有”的理解。在坚持盗窃罪的行为对象必须是他人占有的财物的观点下,认为秘密将自己被他人非法占有的财物盗回,可以作为是一种私力救济行为;将自己已被依法没收、扣押而丧失占有的财物盗回则是侵犯了国家对财物的合法占有权而成立盗窃罪。赃物也应根据其具体的性质纳入盗窃罪的行为对象。对于盗窃罪犯罪客体及行为对象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平衡盗窃罪的打击范围合理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大学生盗窃犯罪之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学生盗窃罪犯罪逐年增多，并成为教育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大学生盗窃犯罪法理出发，立足于大学生盗窃犯罪的现状，分析其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探讨大学生犯罪的预防与处理。     

盗窃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想象竞合犯案件的罪数问题新论

1两个据以分析的案例 实践中,行为人以关系公共安全的财物为对象实施盗窃行为,其行为不仅涉嫌构成盗窃罪,同时也触犯危害公共安全方面的犯罪,以下两个案例即具有典型性。     

论盗窃罪

盗窃罪是古今中外刑法中最普通的犯罪,也是最古老的一种犯罪形态。人类社会自从有了财产的私有制,有了物质生活条件的剩余,就出现了盗窃犯罪。在社会主义法制逐渐完善的今天,盗窃罪仍然是最为普遍的犯罪现象,刑法修订后,虽然对盗窃罪有了进一步的规定,解决了很多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但依旧存在着一些问题。     

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和实践的冲突

在各类犯罪中盗窃罪发案率最为频繁。为了准确、有力地打击盗窃罪，维护社会治安和保护公私财产不受侵犯，“两高”颁发了《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盗窃罪的法律适用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然而，本文认为该“解释”对被盗物品的数额认定和划分盗窃既遂、未遂的标准与司法实践有冲突，可操作性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它的不科学性，有待作出修改，以求进一步完善。     

单位犯罪主体刍议

单位犯罪主体具有依法成立、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等特征。单位犯罪主体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刑事责任的根据及其界定

对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根据问题,学界一直存在着二犯罪主体说和一犯罪主体说的争论,在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处罚的形式根据是刑法规定,而深层次原因在于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在人格上具有双重性。同样,对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的界定也有不同认识,但均有失偏颇,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应该是指有资格代表单位,并在其履行职务的过程中以单位名义组织实施单位犯罪行为的自然人。     

论犯罪社会学的理论价值

古典刑事法学派将犯罪仅仅理解为一种客观行为，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就是表现在外部的行为人的行为及其危害。但是在实际司法实践中，犯罪产生的原因不是单一的，作为犯罪行为主体的犯罪人本身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从社会的角度去理解犯罪行为，将犯罪人本身引入到犯罪研究体系的中心，对于更为有效地预防犯罪、减少犯罪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论盗窃未遂的定罪处罚

对我国《刑法》中的“盗窃未遂”进行了分析,认为盗窃未遂行为理应追究刑事责任。对盗窃未遂行为的判断标准应该从盗窃数额、盗窃次数以及其他情节这三个方面来考虑。盗窃目标数额巨大,一年内实施3次以上,且非危害性不大、小偷小摸的盗窃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盗窃行为,应以盗窃未遂定罪,且都可以独立作为盗窃未遂的判断标准,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其中一种情况即可定罪处罚。     

中国盗窃罪的考察——以许霆取款案反思盗窃金融机构之量刑

自古以来,历代王朝都把盗窃罪当作重点打击的犯罪.近期广州许霆案而引发社会强烈反响,从无期徒刑到5年有期徒刑的突变,引来了人们对盗窃罪的思考与反省,究竟我们的法律哪里掉了链条.本文就以许霆案为切入点,对中国盗窃罪及其中加重处罚的盗窃金融机构作一些初步考察与探讨.     

盗窃罪既遂未遂标准之探析

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关系到盗窃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认定,关系到追诉时效的认定,关系到共同犯罪是否成立等等,因此有必要对之进行探讨.对于盗窃罪的既遂未遂,不能一概以控制说作为认定标准,应当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区分不同情况,依据不同标准来确定.     

论公然以非暴力手段获取他人财物行为的性质

公然以非暴力手段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是对行为人在明知财物的所有人、占有人在场的情况下,仍然以非暴力的手段获取他人财物行为的称呼.我国传统刑法学理论认为该行为构成抢夺罪,但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提出的“公然盗窃”说主张盗窃行为不应该仅仅限于“秘密窃取”,“公然窃取”亦可以成立盗窃罪,因此,“公然以非暴力手段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盗窃罪.“公然盗窃”说坚持成立盗窃罪不必须具有“秘密性”,但抢夺罪一定要具有作用于财物的“暴力性”;通说则认为抢夺罪的核心在于“公然性”,不一定非要具备对物暴力的行为,但盗窃罪必须要具有“秘密性”.通过对两种理论的阐述和比较,认为在我国现有的立法框架下,将“公然以非暴力手段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认定为抢夺罪更加合理。     

对"多次盗窃"问题的探讨

在规定期限并在特定场所盗窃三次以上，不论盗窃财物的数额多少，应认定为盗窃罪，认定这种盗窃罪的依据是现行刑法关于“多次盗窃”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盗窃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对“多次盗窃”作了较为具体的解释，但对“入户”、“公共场所”、“期限”等关键问题解释得不够明确，在司法实践中令办案人员难于操作。本文中，笔者就“多次盗窃”的期限、场所、数额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具体的说明，对“解释”解释得不够明确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大哥大”被窃号怎么办?

这种盗用他人的电话号码通话与其他的盗窃罪有所不同。一般的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的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盗窃的公私财物,既包括有形财物,又包括支柱成果等无形财物。而盗用他人的电话号码通话,每通话一次,被盗的电话户主就等于被盗窃人支付一次电话费,犹如被人窃走一笔钱款。因此,盗用他人电话号码通话达到一定数额的行为和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是相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92年《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盗用他人长途电话帐号码号造成损失,数额较大的应以盗窃罪…     

犯罪构成的犯罪主体条件——年龄不是犯罪构成的必备条件

根据刑法第14条和第15条规定，存在主观罪过的行为人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危害行为，就可构成犯罪。刑法第17条是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不是犯罪构成年龄的规定，年龄不是犯罪构成的必备条件。刑法在规定犯罪主体条件时，只强调行为人存在主观罪过，没有规定行为人要达到多大年龄。犯罪，就是存在主观罪过的行为人实施刑法所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刑法客观主义视野下对犯罪着手的认定

刑法客观主义强调行为及危害作为犯罪的客观方面,是犯罪的本质也是刑事责任的基础和裁量刑罚的根据。客观主义与法治观念更为契合,它追求正义。从刑法惩罚的是行为这一本质出发,对犯罪着手进行了再认定,并且也说明了在刑法客观主义的视野下对犯罪着手的认定因实行行为而异。     

一个案例引发的对盗窃与诈骗的思考

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在实务中时常遇到。每个罪名的成立都离不开其本质特征即犯罪构成。文章通过一个关于盗窃与诈骗定性的典型案例,来对盗窃与诈骗的犯罪构成进行简要分析,有助于实务中盗窃与诈骗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