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盗窃罪犯罪客体及行为对象的探讨

盗窃行为不仅直接损害了财物所有人的所有权,还破坏和冲击了实际占有人的权利行使,不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通过对各种盗窃罪犯罪客体学说的分析,认为能够正确反映盗窃行为人所（欲）影响或者改变的、处在具体联系中的行为对象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的,只能是他人对于公私财物的占有权,并展开了对“占有”的理解。在坚持盗窃罪的行为对象必须是他人占有的财物的观点下,认为秘密将自己被他人非法占有的财物盗回,可以作为是一种私力救济行为;将自己已被依法没收、扣押而丧失占有的财物盗回则是侵犯了国家对财物的合法占有权而成立盗窃罪。赃物也应根据其具体的性质纳入盗窃罪的行为对象。对于盗窃罪犯罪客体及行为对象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平衡盗窃罪的打击范围合理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大哥大”被窃号怎么办?

这种盗用他人的电话号码通话与其他的盗窃罪有所不同。一般的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的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盗窃的公私财物,既包括有形财物,又包括支柱成果等无形财物。而盗用他人的电话号码通话,每通话一次,被盗的电话户主就等于被盗窃人支付一次电话费,犹如被人窃走一笔钱款。因此,盗用他人电话号码通话达到一定数额的行为和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是相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92年《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盗用他人长途电话帐号码号造成损失,数额较大的应以盗窃罪…     

盗窃罪既遂未遂标准之探析

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关系到盗窃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认定,关系到追诉时效的认定,关系到共同犯罪是否成立等等,因此有必要对之进行探讨.对于盗窃罪的既遂未遂,不能一概以控制说作为认定标准,应当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区分不同情况,依据不同标准来确定.     

对"多次盗窃"问题的探讨

在规定期限并在特定场所盗窃三次以上，不论盗窃财物的数额多少，应认定为盗窃罪，认定这种盗窃罪的依据是现行刑法关于“多次盗窃”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盗窃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对“多次盗窃”作了较为具体的解释，但对“入户”、“公共场所”、“期限”等关键问题解释得不够明确，在司法实践中令办案人员难于操作。本文中，笔者就“多次盗窃”的期限、场所、数额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具体的说明，对“解释”解释得不够明确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盗窃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想象竞合犯案件的罪数问题新论

1两个据以分析的案例 实践中,行为人以关系公共安全的财物为对象实施盗窃行为,其行为不仅涉嫌构成盗窃罪,同时也触犯危害公共安全方面的犯罪,以下两个案例即具有典型性。     

论盗窃犯罪的刑事责任

所谓盗窃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一定的手段,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某些特定物品的犯罪活动。盗窃犯罪与盗窃罪仍有区别,它较之盗窃罪所侵犯的客体范围更广。其发案率在我国各种刑事案件中,始终居于首位。这种犯罪不仅侵犯着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财产权利,而且严重危害着社会治安,影响着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因此,打击盗窃犯罪活动,严惩盗窃犯罪分子。是十分必要的,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能够准确及时地根据案犯的犯罪行为及由此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依法追究其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即刑事责任,准确地定罪量刑。但是,由于近年来盗窃案件日益增多,犯罪     

劳务用工人员成为贪污罪主体的法律思考——从一起劳务用工人员成为贪污罪主体的案例说起

随着国家各级机构人事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出现了大量的劳务用工人员,并且其中部分人员所从事的工作具有一定管理、组织及监督等职权的内容,但他们既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又不属于单位正式职工的范畴。一些人在这个过程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了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对于他们上述行为能否认定为贪污罪？在理论界不乏争论。上述行为人如在单位中从事的为公务,并从中实施了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应构成贪污罪。行为人是否从事公务应为判断是否构成贪污罪的重要标准。     

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和实践的冲突

在各类犯罪中盗窃罪发案率最为频繁。为了准确、有力地打击盗窃罪，维护社会治安和保护公私财产不受侵犯，“两高”颁发了《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盗窃罪的法律适用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然而，本文认为该“解释”对被盗物品的数额认定和划分盗窃既遂、未遂的标准与司法实践有冲突，可操作性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它的不科学性，有待作出修改，以求进一步完善。     

信用卡诈骗罪司法认定研究述评

2005年我国通过《刑法修正案（五）》后,信用卡诈骗罪又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对于信用卡诈骗罪和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性质和司法认定存有较大争议。对信用卡诈骗罪的司法认定,持实质的解释论,考察刑法用语的真实含义,用实质的、正义的标准界定构成要件的内涵与外延。认为盗窃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使用的行为,只构成一般盗窃罪,而不构成盗窃金融机构罪。     

论盗窃罪中单位之犯罪主体问题

现行刑法在盗窃罪中未将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加以规定，但单位盗窃在现实生活中日益泛滥，且单位盗窃行为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同时单位有能力承担由其盗窃行为所引发的刑事责任，并符合刑罚目的。故本文认为单位应作为盗窃罪的犯罪主体。     

试论国有大中型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策略

商业秘密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资源,对于国企日常经营与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商业秘密具有秘密性、价值性、实用性和管理性四个基本特征。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包括直接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违背信任关系或合同约定披露商业秘密,以及第三人故意使用不正当手段泄漏商业秘密。     

论“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一罪与数罪

根据新刑法第238条第三款的规定，一般人认为，“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应构成非法拘禁罪。给者认为，“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不只成立非法拘禁罪，而应结合该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并区分该债务是否合法、索取的财物与债务数额比较之多寡、使用暴力的不同时间等案情，分别以非法拘禁罪、绑架罪、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甚至以非法拘禁罪或者绑架罪与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     

盗窃虚拟财产行为的定性研究

虚拟财产不等于电磁数据,刑法对虚拟财产的保护应当区别于对电磁数据的保护;虚拟财产具有价值,属于财产的范畴;对于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可以盗窃罪论处。     

盗窃转化为抢劫罪相关问题分析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按照抢劫罪定罪处罚。转化型抢劫罪是犯罪性质的转化,只要罪犯实施了暴力等行为就构成既遂。而行为人入室盗窃后使用暴力脱逃转化为抢劫罪的前提,不仅要看行为人实施的暴力是否发生在当场,而且还应看其实施的暴力程度是否达到了使他人不敢或者不能抓捕的限度。     

以盗窃所得财物进行敲诈勒索案件之定性

盗窃罪和敲诈勒索罪是侵犯财产犯罪中的常见的犯罪行为,近年来,出现了犯罪分子用盗窃所得的被害人财物向被害人进行敲诈勒索这样的案件,关于这类案件犯罪嫌疑人是否应该批捕以及以何种罪名起诉在全国各地的处理不尽相同,本文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分析,对相关类似案件的定性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以便服务司法实践并为其提供参考。     

如何定性非法转移股权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侵犯财产型犯罪,按照犯罪的方式分为四种具体类型：第一,公然强取型犯罪;第二,侵占型犯罪;第三,秘密窃取型犯罪;第四,骗取型犯罪。由于侵占型犯罪有多种行为方式,包括了窃取,因此,其与秘密窃取型犯罪界线比较模糊。例如,恶意秘密转移股权的行为,在定性上就存在分歧。     

论知识社会背景下的立法原则——《刑法修正案（七）》第二百五十三条解读

在刑法中，针对侵犯名誉权的罪名主要有两个：诽谤罪与侮辱罪。刑法并没有将侵犯隐私权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不过，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中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履行公务或者提供服务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或者以窃取、收买等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体现了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因此，有人认为将“人肉搜索”行为在刑法中予以规范未尝不可。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对受贿罪行为对象的界定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贿赂的本质特征是贿赂与职务的关联性。本文通过对我国历代有关贿赂的法律规定和世界各国有关贿赂的法律规定来分析和探讨有关贿赂的理论聚讼。     

论盗窃罪的想像竞合犯

司法实践中,盗窃罪与其他犯罪之间存在想象竞合犯的问题.而且,对此问题如何认定和处理一直是个难点,本文结合刑法理论和司法解释进行了探讨,以期为刑事司法实践正确认定处理盗窃罪的想像竞合犯提供参考.     

论盗窃未遂的定罪处罚

对我国《刑法》中的“盗窃未遂”进行了分析,认为盗窃未遂行为理应追究刑事责任。对盗窃未遂行为的判断标准应该从盗窃数额、盗窃次数以及其他情节这三个方面来考虑。盗窃目标数额巨大,一年内实施3次以上,且非危害性不大、小偷小摸的盗窃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盗窃行为,应以盗窃未遂定罪,且都可以独立作为盗窃未遂的判断标准,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其中一种情况即可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