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电影叙事的新道路——以女性形象解构视觉愉悦

在传统电影中由于话语权的缺失,致使女性形象丧失主导地位,呈现出单调、统一的特性。为了探究女性形象在女性主义电影中的重要性,采用穆尔维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以《跳舞,女孩,跳舞》和《伯德小姐》为例,讨论了这一话题的两个维度:一是女性形象如何通过女性的成长故事成为电影叙事主体;二是女性形象之间的关系叙事如何打破父权秩序,阐释了父权社会无意识对传统电影的影响及女性主义电影如何通过叙事解构视觉愉悦。由此得出: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电影叙事的核心元素,以女性形象解构视觉愉悦,是为女性主义电影叙事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韩国电影的发展现状及对中国的启示——基于波特钻石模型的分析

基于波特钻石模型对韩国电影发展的要素条件、需求状况、相关产业、企业战略以及政府政策方面进行分析，发现韩国电影蓬勃发展的原因在于。充足的资本投入，丰富的人力资源，广阔的市场需求，相关产业的相互依存促进，和企业与政府的共同努力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本文探讨了韩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借鉴之处：脚踏实地进行电影产业化，具体将重心放在加强电影保护政策和实施电影分级制度方面。     

从女性三部曲到反思三部曲--浅谈谢晋电影中道德与政治体系的体现

谢晋于1957年靠一部体育题材彩色故事电影《女篮五号》而家喻户晓。此后，这位第三代电影导演中的佼佼者开始了他的电影叙述和电影模式化的创造，一部部令人深思和感人至深的力作，掀起了一场场的谢晋电影风。然而在他的电影作品里，尤其是早期维护女权所创作的女性三部曲（即1957年的《女篮五号》；1961年的《红色娘子军》；1965年的《舞台姐妹》）和文革后的反思三部曲（即1980年的《天云山传奇》；1981年的《牧马人》；1986年的《芙蓉镇》），却是在一种道德与政治体系的相互置换模式中完成的，这一模式体现在谢晋所关注的女权形象、男性形象和对电影所构制的“家”和“国”中。     

《大西洋月刊》：被《小时代》的低俗“惊呆”了

人们完全猝不及防，就被这部明目张胆地炫耀财富、魅力和男权，表现“女性就想要这些”的电影惊果了。这部影片讲述四名女大学生的感情生活和职场抱负，但电影的主题是关于在一名帅哥的公司工作的女性向往奢侈的生活。     

香港警匪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基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视角

警匪片一直是香港电影中经久不衰的重要类型,电影中男性话语占主导地位,女性话语处于弱势地位甚至缺失。本文以近十年几部较卖座的香港警匪电影为例,运用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对影片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揭示男权文化对女性形象塑造的制约,并对香港警匪电影中女性边缘化的现象进行反思。     

谈电影《复制娇妻》中的女性主义思想

顺应全球女权运动的高涨,当代的女性电影,其中不乏隔靴搔痒的商业电影,但也有真正反映女性主义理论认同标准的成功作品.本文通过对美国影片<复制娇妻>的分析,透视其中反映出来的女性主义思想.     

韩国电影研究——韩国艺术电影综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异军突起，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冷峻的问题意识，专业的娱乐元素和俊美的影星而受到许多国家观众的喜爱。韩国电影的健康发展得益于韩国政府提供的宽松的生产制作和放映环境以及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得益于韩国电影人面对好莱坞商业巨片的强大冲击而保持的清醒认识。韩国电影锐不可当，然而阵阵“韩流”会给处在重重困境中的国产电影带来怎样的思考呢？为此，我们这期开设了关于韩国电影研究的专栏。 本刊还将陆续开设“日本电影研究”专栏、“伊朗电影研究”专栏、“印度电影研究”专栏、“香港电影研究”专栏、“台湾电影研究”专栏。竭诚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就此问题展开学术争鸣与批评。[编者按]     

张艺谋电影的明星现象

在中国当代导演中，张艺谋堪称制造明星的高手，演员们“遇张即红”，成为中国当代电影文化中一种引人关注的现象，其中还有两个有趣的特点，即其一，张艺谋更善于制造女性明显；其二，这此明星往往知名度极高，却又缺乏与之相应的票房号召力。本文主要从大众精神走向，张艺谋电影的女性倾向，大众对张艺谋电影的认同障碍等3个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     

浅谈民国时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与社会文化的自觉关系

民国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文化时期。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文化传播媒介中的不同形象塑造和编码方式，往往真切地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以民国时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为基准，希望通过对影像中不同的女性形象构建中，梳理出“她们”与当时社会文化之间的“自觉”关系。     

性别符号与女性服饰——电影中的女性服饰研究

以香港导演王家卫创作的九部电影中的女性为主要论述对象,将电影中的女性人物形象与女性服饰、造型等多方面的问题还原到具体的电影之中进行解读,分析电影中女性服饰与人物所承载的性别符号.     

男性文化霸权和女性自我表达的迷失——新媒体时代女性身体事件透视

女性身体成为新闻热点,背后隐藏着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宰制。这种宰制借助新媒体、商业资本、道德、法律规范等组成一个庞大的男性文化霸权同盟,既不断地炮制女性身体事件,又不断地对女性身体以规训。同时,女性身体事件中女性也存在着以身体作为书写的方式,表达自己,冲击男性文化霸权的规训,塑造女性自我新形象。但男性文化同盟以其巨大的向心力,不断地诱导这些女性追求着“假的需要”,走向自我迷失。我们要反省男性文化霸权,也要反省女性在自我表达过程中出现的迷失。     

韩国影视产业发展模式的文化价值研究

韩国影视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重视商业营销的运作,同时相比其他国家来说,它更重视影视剧中所传播的文化价值。这种注重文化价值的运作模式不仅通过影视剧影响本国观众的价值观念,同时也影响到了其他国家的认知。对于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中国来说,这种文化价值的传播方式有着极大的借鉴功能。     

《聊斋志异》中贤德类女性形象的“他者”地位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一座艺术高峰。作品中描写了大批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构成了《聊斋志异》作品中最亮丽,最有魅力的部分。在近五百篇小说中描写女性形象的就接近二百篇。其中有一批贤德类女性,如林氏、颜氏、庚娘、细柳、珊瑚等都是作者尽力刻画的贤妻形象。在男性看来,她们的确很贤德,因为她们符合男性所设定的标准。但我们去认真分析她们的处境,会发现她们一直处于＂他者＂的地位。本文通过对贤德类女性形象加以分析,来阐述她们的＂他者＂地位。     

随园女弟子诗歌创作的社会文化影响

清代袁枚晚年大量招收女弟子,虽然女弟子在诗坛的地位并不高,但女弟子们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结社与男性唱和,与师为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士子的生存理想。她们独抒性灵,以表现真情至性为旨归,语言自然朴素,以情感人,对清代中后期女性诗风的演变,甚至对整个女性文化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爱在追寻中迷失——对《无字》中吴为悲剧的深层分析

吴为是张洁长篇小说《无字》中的女主角，在爱的追寻中迷失了方向，最终自杀。文章认为，导致吴为悲剧的原因集中于两点：一是男权意识在当代社会的延续和冥顽不化，二是女性对男权的认同和内化。真爱的追寻要有男人的自觉，更要有女人的自省。     

伦理政治思维对女性形象表现的偏至——对茅盾文学奖部分获奖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考察

传统伦理政治虽然早已消亡,而伦理政治的思维模式却依然存在于文学作品中。通过对茅盾文学奖部分获奖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考察,可以看出伦理政治思维对女性形象的刻画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肯定,而这种肯定在获奖作品中最为根本的表现为女性对男性价值观念上的认同;二是在性关系上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地位。但女性自我的生命意识却被忽略了。     

基督教的生育观与西方女性作家的生育想象

从性别层面来看,以《圣经》为主的基督教的生育观植入了十分浓厚的父权制思想,其中的女性生育遭到了深重地压制。这种压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上帝造人神话对女性生育能力的篡夺;以上帝的名义压制女性生育能力的再现;管控女性的生育活动。而西方的女性作家基于自己的身体体验,其创作与基督教中的生育观念形成一种互补,从而给读者展现了一系列具有女性特色的生育想象。     

棒杀与捧杀——试析对柳永词的两种极端评价

柳永词因其对歌妓舞女的露骨甚至色情描写而在宋代被人以淫艳鄙俗之名棒杀,但在当代的批评中,其词却又被拔高到为妓女写心、代女性立言的高度。这两种评价都不免走入极端。诚然,柳永词在男性视角下的女性描写有局限性,但其花情柳思、俚俗之体对宋词的发展亦有深厚的涵养;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由男性掌握话语权,女性缺乏自己的声音,在男性意识的笼罩之下是不可能出现真正代女性立言写心的词作的。     

论五四女作家笔下的上帝形象——以苏雪林、冰心为例

五四女作家和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一样不否定上帝的男性身份,但在女性经验下,她们更易于用母亲形象或女性形象表征她们对上帝的体验。苏雪林、冰心的创作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她们一方面用上帝慈爱的＂父亲形象＂对抗中国家族宗主社会中威严不可侵犯的父权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凭借自己的女性经验彰显上帝的女性和母性形象,寻求觉醒的女性所信靠的力量。五四女作家笔下上帝形象的特征折射出文化交流与对话中中国知识女性的独特性反应。     

中韩技术转让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技术转让法律制度对技术后进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十分重要,各国立法的科学性及执法的有效性等方面的差异常导致实践中效果的不同。比较中国和韩国技术转让法律制度方面的异同,并从韩国经验中寻求可以借鉴的内容,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有积极意义。中韩技术转让的法律规定皆分散于多部法律之中,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法律实施、监管等方面的差异,导致效果有很大不同:技术转让法律制度在韩国近30年工业化发展中起到了其预期作用,而中国则没有。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韩国政府或企业对引进技术的后续研发十分关注,在消化、吸收再创新方面取得成效,帮助自己尽快形成了技术能力;而中国未能做到。借鉴韩国某些经验,完善中国相关法律制度,是提升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为便捷和有效的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