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合同缔约过失责任中的责任性质的认定

法律设定缔约过失责任,旨在以法定责任形式弥补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调整范围存在合同义务和漏洞,全面保护缔约方的合法权益,保障交易全面,维护诚信原则,维持市场秩序。     

论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国际民商事交往的日益频繁,涉外侵权案件显著增加,侵权范围也不断扩大,有关涉外法律适用问题的探讨也日趋复杂。通过对国际私法上的一些涉外侵权适用原则进行分析,我国涉外侵权法律适用的立法规定是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当侵权行为实施地法与侵权结果发生地法不一致时,应基于利益衡量原则适用对受害人更为有利的法律。     

税法实践中的法定主义与诚信原则

税收法定主义与诚信原则是调整税收法律关系主体的两个不同的主张或准则.在税法实践中,既不能因坚持税收法定主义而轻视诚信原则,也不能因提倡诚信原则而放弃税收法定主义,只有相互适应对方,才能充分发挥两者相辅相成的作用.本文拟从分析税收法定主义与诚信原则的关系入手,就当前两者在实施"依法治税"方略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略呈管见.     

罪刑法定原则视域下刑法修正案的时间效力

刑法修正案的时间效力问题关系到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及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修正案与原刑法典之间在时间效力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由于立法的疏漏,在现行刑法框架内,这种冲突难以得到解决。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行为时法主义与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刑法修正案在时间效力上应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并据此对相关条文进行修改。     

金融侵权行为认定及惩处探讨

金融侵权行为是一种特殊的行业性侵权行为，必须依法认定金融机构的储蓄侵权行为、借贷侵权行为、贷款欺诈行为、证券欺诈行为、票据欺诈行为等。公民、法人因多事侵权行为而遭受损害的，有权依法索赔。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触犯法律规定的，还必须依法追究单位和个人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我国一般涉外侵权法律适用问题刍议

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是国际私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确定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既存在着一些传统原则,如侵权行为地法原则、法院地法原则、双重可诉原则,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原则,如最密切联系原则、意思自治原则等。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不断深入研究我国司法实践问题,逐步完善我国一般涉外侵权行为立法,特别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通过,标志着我国涉外法律适用领域的重大突破和进步。     

论伦理法律化的社会意义

伦理是约定俗成的、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自律性规则;法律也是以人的行为为调整对象,其实质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由国家政权保障实施的强制性规则.伦理与法律关系极其密切,伦理是法律的重要来源之一,是法律建立的基础.但是,其“软法性”又决定了单靠伦理不足以维护社会秩序,故法律又是伦理实施的切实保障,因此“法律伦理化,伦理法律化”.     

金融调控法与金融监管法的比较分析

按法理学有关法律部门调整对象单一性的理论，金融法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由金融调控法、金融监管法以及金融交易法等三部分建构。但长期以来的经济法学研究忽略了这一点，尤其是表现在宏观调控法研究上，轻易把性质迥异的金融监管法或金融交易法划入调控法范畴。鉴于此，我们必须对金融监管法与金融调控法的差异作一定区分，以求对金融法与宏观调控法的理论研究之发展和完善有所裨益。     

物权行为概念的法律思考

文章主要从法律行为理论角度探讨了物权行为的内涵，认为物权合意独立构成物权行为，交付和登记非其构成要素。本文还从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事实行为等相近概念之间关系进一步阐明其内涵。     

交往行为理论下的裁判效力优化探析——以法律确定性与裁判可接受性之间的张力为出发点

交往行为理论是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提出的解释社会行为与推动共识达成的交往有效性理论,并提出了实现有效性诸要素。裁判行为作为一种典型的交往行为,也具有在交往行为理论指导下实现效力优化的可行性。裁判行为中的交往有效性转化为法律有效性,在发展中逐步形成法律确定性与裁判可接受性两种要素的张力。交往行为理论通过对有效性要素的要求,实现一种渐进式的正当性赋值,弥合法律确定性与裁判可接受性之间的矛盾,从而促成司法裁判的共识达成与效力优化。     

依法治国与国际法律文化

国际法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与理念，因而同样形成一种法律文化即国际法律文化。国际法律文化来源于人类不同文化与法系，因而具有概括性。当国际法进入一国法律秩序时，建立在不同价值与理念基础上的两种法律文化必然会产生冲突，这种冲突的解决模式将对一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强调法治，离不开国际法的指引与示范。     

法治视野中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社会生活领域。独立的市民社会是法治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促进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发展，并孕育社会普遍的法治理念。市民社会权利以各种形式制约国家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和重要社会条件。中国在探求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市民社会的基础作用与决定作用，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富有价值的借鉴意义。同时，有必要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做出正确的鉴别、吸收。     

罪刑法定视野下的经济严打

经济严打即对经济犯罪实行的严打。在经济严打期间追究的经济犯罪案件增多、判刑从重，经济严打的开展表明严打刑事政策的进一步深化。经济严打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依然尖锐，它违背了罪刑法定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禁止处罚不均衡的刑罚的刑法价值理念以及正当程序的要求。应该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严”取代“严打”，在立法上实现有区别的刑罚配置，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纳入法制轨道。     

论法制文明推进过程中的冲突

中国当前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产品经济转为商品经济，由专制(人治)社会转到法制(法治)社会。在法制文明推进过程中，我国社会存在着冲突种种：传统道德与法治观念；人治思想与法治观念；人情与法律规范；商业道德与农业道德等。在这些冲突中，政府应用舆论工具大力倡导法制文明。     

试论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

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为我国从人治走向法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根据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分析了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在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推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规则、解释与法治实现

规则是法治实现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长期以来我们对规则的重视程度不够。这是今天中国法治搞不好的最重要原因。人们对规则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法治实现的程度。对规则的解释需要根据规则本身的特性来决定。对明确的法律规则只需认定,而不需要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对法律规则的解释,应坚持文义解释优先原则,但文义解释优先绝不是死抠字眼,而是在权利义务、职权责任关系中释放法律规则的意义。     

逻辑固法:对法律逻辑作用的感悟

虽然在近百年的西方法学中,逻辑的功能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但必须看到,法律与逻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法律方法论的角度看,逻辑规则在解释法律、论证法律的时候有固定法律意义的功能。所以,法律学人必须认真地对待逻辑尤其是形式逻辑。这对法律思维方式的形成、法制建设、法学教育等有着重要的意义。     

法律修辞方法对构建法治意识形态的意义

法律修辞方法是指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方法,在谋篇布局的基础上,以寻找言说关键词进行说服的思维活动。由于法律修辞方法主要是“把法律作为修辞”以此进行说服,因而法治意识形态的属性比较明显。只要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把法律作为修辞”,那么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法律就有了话语权。然而,由于法律修辞方法以说服、信服为目标,因而不能刚性地依据逻辑的推论,或片面地以权力进行压服。法律修辞方法所寻求的,是以形式法治为主,并附之以实质法治的方法;旨在思维的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比较,目前进行的法治意识形态建构,主要是矫正片面的权力思维或实质主义思维的弊端,理顺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的关系。在权力政治言辞过剩的情况下,倡导“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说服方法。这对法治意识形态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律师的法律监督权研究

法治理念要求限制权力以保障权利,实现依法治国的美好愿望需要一定的主体对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律师担负着维护社会正义、保障人权、促进法治实现的使命,是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社会力量。律师自身的特点使得其在行使法律监督权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可以赋予律师独立的法律监督权,并通过完善律师的权利和构建律师法律监督的机制来促进法治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