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渎职罪主体问题

渎职罪主体的有权解释将某些＂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事实上改变了渎职罪的犯罪主体构成要件,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解释权侵夺刑法立法权的表现。渎职罪的主体应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

国家工作人员是我国《刑法》对一类特殊犯罪主体的称谓。由于其职务的特殊性,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实施一般主体所不能实施的职务犯罪。我国《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根据其身份的不同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作出了不同的规定。为了保障《刑法》的正确实施,应当根据法理学和刑法理论对《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进行重新界定。     

论权利监督与司法公正——对司法公正与司法监督的一些思考

我国宪法第 41条规定了公民享有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民法通则》第 1 2 1条规定了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 ,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据此 ,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享有控告权和索赔权 ,实行权利监督。上述根本大法和基本法律的规定 ,是公民、法人对国家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行权利监督的法律依据 ,因此 ,实行权利监督的权利是宪法权利。文章针对目前权利监督严重弱化、甚至虚化的事实提出了应当强化和实化权利监督的观点。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构成特征的若干问题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主体包括在行政执法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中直接从事行政执法的人员或直接受行政机关委托具体从事行政执法的人员,行政执法机关正职负责人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纪检人员和监察人员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徇私舞弊”不应当作为本罪的构成要件。“不移交”是指不向司法机关移交。“刑事案件”的判断应以行政案件涉嫌触犯《刑法》为标准,本罪的客体是行政执法人员依法移交刑事案件的职务行为的合法性。     

论职务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

文章分析了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标准,并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刑法第93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问题:一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三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四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斡旋受贿犯罪的独立性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将斡旋受贿犯罪的主体从＂国家工作人员＂延伸至五类非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将《刑法》第388条之规定从受贿罪中独立出来单立罪名十分必要,成为独立的罪名不但有助于消除立法目标与刑法基本理论的冲突,而且有利于打击和预防犯罪。为了使立法简约,不会使司法实践中陷于被动,应将《刑法》第388条统一为斡旋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刑法思考——以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为分析视角

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应立足于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从刑法理论的角度对“从事公务”、“国家机关”范围、“委派”以及“准国家工作人员”等问题进行探讨。进一步明确“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应完善相关立法,具体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明确相关概念;其二,明确界定标准;其三,明确“委派”的涵义;其四,明确“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围。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职业心理危机问题探略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心理危机的基本特性是有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基本职业特性所决定的。但归根到底,是有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基本职权,也就是其权利和义务的相互关系的影响所决定的。文章分析了其职业心理危机的主要特性和表现,并提出了对策。     

浅析受贿罪中受贿主体

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颁布,突破了受贿罪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的限制,新增加了5种受贿罪主体,完善了受贿罪主体的范围。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受贿罪的范围仍有一定的困难,原因在于立法者并没有对＂从事公务＂、＂国家机关＂等概念作出具体的立法解释,也没有明确＂近亲属＂、＂关系密切人＂的具体范围,导致对受贿罪主体的认定不统一。本文拟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结合现行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影响受贿罪主体认定的问题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剖析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对相关制度的立法完善提出建议。     

贿赂概念研究

贿赂就是作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对价的不正当报酬。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品格和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应当坚持贿赂的物质利益说。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中美比较研究

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舆论监督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我国舆论监督却日益被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名誉＂诉求所阻却,所以,我国学习借鉴美国司法机关面对＂名誉侵权＂的指控而对舆论监督所采取的保障机制和法治理念。舆论监督与政府机关、政府官员名誉权的本质关系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政府机关不享有名誉权,并提出了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冲突的解决的若干措施。     

论知识社会背景下的立法原则——《刑法修正案（七）》第二百五十三条解读

在刑法中，针对侵犯名誉权的罪名主要有两个：诽谤罪与侮辱罪。刑法并没有将侵犯隐私权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不过，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中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履行公务或者提供服务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或者以窃取、收买等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体现了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因此，有人认为将“人肉搜索”行为在刑法中予以规范未尝不可。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浅谈公安派出所“九小场所”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的法律关系和执法形式

消防监督工作是国家赋予公安机关的重要职责,是预防火灾、减少火灾损失和保护国家财产、公民人身、公民财产安全的重要措施。公安派出所是公安机关的基层单位,公安派出所开展＂九小场所＂消防监督执法是消防监督工作的新举措,如何端正认识、完善执法范围和形式、加强培训和管理,值得我们消防工作者积极探讨。     

论对“绑架犯罪既遂后释放人质”的处理

绑架罪的既遂以绑架行为实际控制人质,将人质置于行为人实际支配之下为标准。因此,根据我国犯罪中止的一般理论,行为人绑架犯罪既遂以后又释放人质的不能成立犯罪中止,属于犯罪既遂后的悔罪表现。为了保障人质的生命、身体安全,鼓励犯罪人及时放弃犯罪,防止社会危害性进一步扩大,对于绑架犯罪既遂后释放人质的情形,国外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已经将其作为减轻处罚的情节加以规定。从刑事政策和立法宗旨考虑,应当将＂释放人质＂解释为我国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情节较轻＂的情形,但应将＂释放人质＂限定为出于行为人自愿,且必须将人质释放至安全场所。     

论职务杀人罪

本文针对不时出现的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滥用职权非法侵犯他人生命权,而我国现行刑法对此类利用职务之便杀人犯罪并无明文惩处规定的现状。对职务杀人罪的犯罪特征及刑法增设职务杀人罪罪名的必要性进行阐述,并结合广东普宁市1997年“87”民警故意杀人案进行深入剖析,建议在我国刑法典中增设职务杀人罪的有关条款     

招摇撞骗罪的重构探讨——兼论诈骗罪、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构建

在行为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或职称去骗取财物的情况下,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笔者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些矛盾,可以考虑对诈骗罪、招摇撞骗罪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在立法上进行重构。     

论公诉权的回归与完善

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由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共同调整。一旦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到其他利益主体的侵害,需要代表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专门国家机关通过公诉手段救济。完整的公诉权应当包含刑事公诉权、民事公诉权和行政公诉权。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应然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人,由检察机关掌握刑事、民事、行政公诉权具有正当性。     

我国刑法中从业禁止规定之刍议

作为非刑罚处理方法之一,从业禁止是一种以行为人的危险性、再犯可能性作为适用根据的预防性措施。从业禁止中的"职业"缺少刑法性标准,其应当是有较高的行业标准或者涉及广范围公共利益的职业,并可与刑法分则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中涉及的职业内涵相对应。"被判处刑罚"不包括死刑、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除外。公安机关对违反从业禁止的人的行政处罚权缺少合法性依据。但应当肯定,从业禁止刑法化严密了行政性规范和刑法制裁体系的法网。     

浅议贪污罪犯罪对象——以法惩处公款旅游

社会迅速发展,贪污犯罪类型和形式不断变化,已超出刑法的规定。传统贪污犯罪对象的界定已不能满足目前廉政建设的需要。公款旅游等此类行为,极大地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由于无法可依,导致＂非罪化＂处理结果。因此,应完善贪污罪立法,顺应社会发展,扩大犯罪对象,维护国家廉政。     

“委派型”国家工作人员再认识

我国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了"委派型"国家工作人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这类人员已经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公务"的特征。因此,本文主张该类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畴,并对此类人员实施的行为予以重新定性,同时提出修改刑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