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的学术理念场域——"求是"与"致用"之间的"视域融合"

“求是”与“致用”，作为学术研究的两种理念，它们之间究竟何者更为根本，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剪不断”的话题。不难看出，近代以来，中国学人关于学术理念的探讨一直在这两者之间左右摇摆：或主张学术研究就是“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纯粹“求是”，学者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或主张学术研究必须“学以致用”，求真只是手段，致用才是目的，学者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清末时期章太炎的“实事求是”与康有为的“通经致用”之争就是这两种学术理念的典型代表。当然，这种极端的观点必然逃不脱被扬弃的命运。梁启超曾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他给“学术”下的那个定义——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就是对康梁学派过于强调“致用”而“借经术缘饰其政论”致使“其业不昌”的反思的结果。     

蔡元培:称新生为“先生”

1916年冬季,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时的交通工具很简单,走马上任还需要坐马车。当蔡先生从马车上下来以后,看见学校门口,有许多人在夹道迎接。原来,这是学校的规矩,工友们必须遵循礼仪表示欢迎。随行人员对蔡先生说了声:“您请。”蔡元培先生一边往前走,一边脱帽向两边欢迎他的工友们致意,并和颜悦色地对工友们点头致谢,不住地说道:“谢谢诸位,大家辛苦了!”工友们见此情景,非常感动,纷纷赞叹道:“蔡先生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人啊!”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今天,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大肆宣扬的,但在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民国初期,蔡元培先生…     

“四种消费品理论”揭示社会发展新规律——读《我的“四种消费品理论”》

于光远先生的“四种消费品”理论，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个新发展。我们知道，消费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要消费就必然有消费品。而于老的精彩和深邃之处在于他从“四种消费品”人手，来让我们认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规律以及消费在社会进步中所起的作用。     

中国的科技，从科学创造四阶段说起

首先我想从我在2000年写的一篇短文关于科学创造四阶段谈起，然后谈谈对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些看法。 1 学问三境界和科学创造四阶段[1]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是我国近、现代之交时期的大学者，也是将中西美思想沟通融合，并形成自己独特美学体系的现代美学开拓者。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     

语言用法与意义、理论的证实或反驳、观察和科学基础

自从体漠提出著名的归纳问题：一切增加内容的归纳推理都是无效的,一切经验论者（包括“研究的逻辑”时期的波普）都接受体漠的观点。从罗素开始,大多数科学哲学家不满意康德对经验知识如何可能问题的先验唯心论的解决,而竭尽全力去寻求新的解答。其中卡纳普和波普好像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的共同点是,都认为较好或可暂时接受的的科学假说一方面要能容纳新的经验证据,另一方面要不违反逻辑。其不同点在于卡纳普以他努力构造的归纳逻辑作为选择假说的合理性标准,而波普则以反驳后件的演绎推理为标准。由于两人的目的不同,前者要尽可能…     

“文字学”与“汉字学”辨析

在语言学中,“文字学”这个术语常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以不同民族文字为对象,揭示人类文字构成和运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另一种是指“研究汉字的学问”。目前,无论是从术语规范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人们现今的实际使用状况来看,后一种用法已经很不合适了,应予以剔除。另外,“研究汉字的学问”目前还有着多种异称：“文字学”、“汉字学”、“中国文字学”等,为避免术语使用的混乱,应确定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汉字学”作为规范的正名。     

细节中的大师

鲁迅先生一生没有找任何人为自己写序或者介绍文字。也没有发表任何与名流政要往来交游的“借光”文字。尽管他的故交旧友中多的是达官显贵以及宋庆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林语堂这些名噪一时的社会名流。对鲁迅有知遇之恩的陈独秀曾经红极一时，甚至被爱因斯坦、罗素等人称为“东方思想界的大彗星”。这样的“大红人”。自然是用来往自己脸上贴金的理想对象，     

学术:在规范与自由之间

上世纪九十年代，学术界就提出了学术规范、学术传统重建的问题。但是，直到今天，学术违规的现象依然弥漫于整个学术界。在当今的学术领域，弄虚作假，剽窃抄袭，一文多用，一稿多投等现象蔚然成风；自我吹嘘、自我炒作的现象也时有所闻；更有甚者，拉关系、怕马屁、抢资源、买版面甚至制造“思想”等大手笔的“战略”举动也频频“露脸”。透视这些现象，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学术违规与学术腐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我国的学术传统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与其自身的“规范化”之间出现了冲突，造成学术研究不独立；同时，由于我们没有建立起一套严整的学术研究制度，学术研究中的自律、     

关于"我国的一个哲学学派"

于光远先生在这两篇文章中再次阐述了中国哲学自然辩证法学派的特点 ,对“人工的自然”、“天然的自然”、“社会的自然”概念又做了进一步的论证与说明。他也对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名称是否变更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还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修订和编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和《中国自然辩证法词典》提出了主张和具体的思路。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在文中提出了新的科学技术的哲学问题 ,提出了认识论的新的途径问题。于老严谨的学风 ,缜密的逻辑思维、清新的理论思路 ,字里行间所洋溢的激情 ,很难让我们与一个年届九旬高龄的老人联系起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入到中国哲学自然辩证法学派的建设中来 ,参加到于老将主编的《社会的自然大辞典》中来。有志于此的学者请与《自然辩证法研究》编辑部联系。     

不哲的哲学怎样哲起来

我们大学现时的哲学课本身就不太哲。这是当前中国教育和学术中存在的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里突出的一个。哲学教材缺乏必要的难度和应有的深奥，或简言之，没有问题意识。教材里几乎未见到“难”或“深”的问题。“费心思虑、绞尽脑汁或令人不得不长考”，那好像只是学数理化或电脑软件设计等专业学生的事。哲学而缺乏难度深奥，那还叫哲学吗？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感慨地写道：“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你捧读中国古典哲学，无论是《周易》还是《老子》、《孙子》；当你披阅古希腊罗马哲学，无论是爱利亚学派还是麦加拉学派，你仍然感到其中有难度有深度。而这，正是其至今仍具魅力的奥秘之一。《老子》八十一章，第一章就说：道，乃‘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里且不谈老子的‘道’究竟为何，但他关于道之玄妙及善为道者微妙玄通的看法，毕竟是点出了哲学真谛或至少有合理之处。爱利亚的芝诺难道不知道阿基里斯可以追上乌龟吗？他是知道的。但是他通过思辨，仍然提出了著名的四个‘芝诺悖论’。在那个人类哲学童年时代，他通过艰难地哲学思索，提出了这些至今仍令不少人感到其难的困惑，尽管他当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郭和平：《无难度无深奥的哲学无魅力》，载《青海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但我们的哲学课成了知识课，讲知识背知识考知识，     

赛博人类学:关于学科的争论、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赛博文化。在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自然科学家的推动下，一门新的学科——赛博人类学诞生了，它在传统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虐拟技术，对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创新，提出了诸如“超文本”和“超媒体”方法。赛博人类学研究领域有：科学家民族志、性别与科学、虚拟现实、虚拟社区、网络社会等。但是也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建立新的学科赛博人类学。     

消费技术—技术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来自“四种消费品理论”的启示

时代问题是于光远先生一直关注并潜心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他作为一位颇具影响的著名理论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睿智的思想所选定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早在1996年，于光远先生就先后在其发表的两篇分别题为“文明的亚洲和亚洲的文明”(也称“当代与当代文明”，载于光远著：《文明的亚洲与亚洲的文明》，经济     

智者魅力 学界楷模──遗传学家谈家桢

谈家桢先生是一位中等身材、体胖型、慈祥而豁达的老人。他从年轻时起，至今仍保持着堂堂仪表，从不见他乱发，浓胡之状。他穿着得体，合乎身份又不显浮华。他戴着一副金丝边框眼镜，一派学者风度，总给人一种干练、清新、精神的感觉。他至今仍改不了“乡音”，说起话来一口浓重的“宁波官话”。他谈锋甚健，思路清晰，观点鲜明，言必有中。他感情丰富，富同情心，但爱憎分明，喜怒于形。当遇不平、不公、丑恶之事激动时，声如洪钟，声色俱厉，极具感染力。平时待人接物，不论是对熟人或生人，有社会地位的或是刚出茅庐的小青年或一般的服务…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藏《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有感

当一套透着金光、装帧精美的李俨、钱宝琮先生科学史论著全集摆上书架，心里真的闪过一种顶礼膜拜的感觉。数学家都知道向大师学习的重要。１９世纪挪威数学家阿贝尔（Ｎ．ＨＡｂｅｌ１８０２～１８２９）有句名言：在我看来，一个人要在数学上取得进步，他就应该向大师而不是他们的学生学习［１］。一般，大师是指科学或艺术方面的重要的前辈，他们的工作具有典范性或某种理想、完美的特征。阿贝尔这一忠告中的智慧，造就了许许多多优秀数学家。数学史研究和数学本身的研究有很大差异，但注重向大师学习的精神应是一致的。对于中算史这一学…     

真理为何不平等?

从认知角度看,什么样的真理是重要的?我们根据什么样的标准去比较不同真理的重要性?解答这个问题,不但对我们学术研究方向与研究基金分配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有助于我们对许多其它重要哲学问题的回答。本文探讨了两个当代哲学家戈德曼(Alvin Goldman)与格林(Stephen Grimm)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分析了他们的观点中的一些严重缺陷,并提出一种新的理论,用以修补这些缺陷。     

心与身的交汇－－柏格森“二元论”及其实质

柏格森的“二元论”重新定义了物质，并利用当时的大脑神经科学的最新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身心观－－即身体不是精神或记忆的仓库，而仅仅是生命体行动的工具,精神或记忆无论如何都不是大脑的产物。他的“二元论”本质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二元论。实际上是一种现代哲学的典型思维方式，其一方面来自于对传统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又是他的新体系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它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这也使柏格森成为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现代哲学的伟大先行者。     

“冷点问题探索”与“中国哲学世纪”

哲学的品格是不事喧哗、不事张扬、不事铺陈、不自骄矜。哲学因而就同书斋结下了难解之缘。“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中解救出来”，因而就是把鱼儿从水中“解放”出来，那结果将是鱼儿的不幸、哲学的死亡。哲学研究的永远是“冷点问题”，而不是热点问题。哲学是学术世界中的“冰岛”。 哲学乃是纯粹意义上的“书斋”学问，充满“书卷气”。真的哲学家常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仙风道骨。哲学家永远是书生。他是书痴，只同古往今来的灵魂交流。当然，你也许在官场游刃有余、如鱼得水。但你也同时失去了纯粹哲学家的品格、贞操和魅力。我们有…     

解释自然类：依据自然齐一性回应归纳问题的理论基础

诉诸自然齐一性反驳休谟关于归纳问题的怀疑论立场,需要自然类理论研究的支持。蒯因提出一种关于自然类的"消去主义",他潜在地接受一个无需诉诸自然齐一性回应归纳问题的立场。然而,蒯因的立场依赖投射性概念,不可能避开自然齐一性;类本质主义可以反驳"消去主义",为自然齐一性提供一定的辩护。康布里特基于"自我平衡性质说"回应归纳问题,他接受一种弱的自然齐一性,但是他的方案难以摆脱关于归纳的解释循环。类本质主义和"自我平衡性质簇说"都采用描述自然对象性质的方法解释自然类,而从关于性质的形而上学研究来看,它们都存在解释划分或使用自然类的实际的问题。关注关于自然类的新解释,有可能为研究归纳问题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难堪的美国副总统

在美国流传着一个小笑话：一个新入行的记者要给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写讣告，因为拿捏不准，只好向总编请示：“是否要把他曾当过副总统一职写入其中……”“当然不能”，老练的总编辑毅然决然地打断了他的话，由此可见此职的“重要”程度。另外，副总统也一直是百老汇剧目中一个备受奚落的形象。     

正“风”重在修“德”

何谓“德”？我们无意在这里作词源学或语义学上的细究。从人与社会关系这一特定的场境或角度来看，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义：其一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它指的是社会对于生活其间的每个成员所应遵循的特殊规范、行为准则和要求；人们按照这种规范、准则和要求去做便是“德”。这种“德”具体到各行各业就产生了相应的、各具特点的职业道德，如教师要讲师德，医生要讲医德，从事学术研究的要讲学术道德等等。其二是价值论意义上的，通常与人的品质。品性、人格、人品等相近概念相联系，主要指一个人做人的资格（权利）和为人的品格（义务）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