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场域中规训技术的运用、抗拒及其规制——以学术沙龙为案例

高校作为封闭场域为规训技术的运用提供了空间。规训技术的有效运用得益于行政权力的天然权威,与压迫的、通过暴力和肉体惩罚实现的前现代权力迥异,高校行政权力规训技术的运用是非压迫的、温和持续的、毛细血管状的,具有生产性、网络化、隐匿性的特征。它使用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等技术手段,从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强化对教师身体的控制。以学术沙龙的举办为案例,教师表现出批判、调整或投机3种抗拒形态,致使政策目标难以达成,治理实效性低下。为避免规训技术的滥用,行政部门应当顾及学术组织的松散连接特性,不宜推行整齐划一的政策目标,必须科学地划定权力之间的边界,决策前、决策中和决策后应分别采用参与型、协商型和监督型的共同治理方式,做好共同治理的制度安排。     

规训、反抗、惩罚:权力理论视域下的《天堂》解读

从福柯的权力理论看,莫里森的《天堂》呈现的性别对立、代际冲突、黑人种族主义使鲁比镇处于权力场中。种族主义和父权制下的鲁比通过规训权力的行使来维持,规训权力则通过隐蔽的监视系统来保证实施,即通过教育、宗教、媒体、惩罚达到个体的自我规训。年轻一代通过争夺话语权,女性群体通过与修道院女性结盟来反抗和消解种族主义和父权制;摩根家族为首的权力主体则运用歧视、压制、暴力等手段对违抗者进行了惩罚。鲁比镇这个臆想中的天堂成为无法接受质疑的人间地狱,而原本用于规训的修道院却成为真正的天堂。莫里森通过天堂和地狱形象的逆转,为黑人指出,摈弃种族主义和男性霸权,天堂般的家园才有建立的可能。     

对教育规训与现代秩序的归顺与反抗——对影片《看上去很美》的解读

影片《看上去很美》的叙事在幼儿园＂小人物＂方枪枪对教育规训的归顺与反抗中推进,揭示了在现代教育中理性、权力、秩序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全面规训。影片从传统教育模式入手,反映出对现代教育的焦虑和担忧,具有超越时空的召唤意义,为当前教育规训提供了有益借鉴。     

空间视域下小说《加西亚家的女孩没有口音》中的家园追寻

《加西亚家的女孩没有口音》中家园空间是怎样失落的?重建是否可能?从空间理论看,空间是权力、意识形态的客体,是权力、意识形态产生的结果.权力对身体空间惩罚、对想象空间规训造成家园的失落;语言、意识形态阻止了在移民国的家园重建;而主人公重回故国,意欲找到家园,但也因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影响而以失败告终.权力、意识形态是家园追寻、家园重建和家园失落的直接原因.     

福柯规训权力视野下的《红字》解读

在福柯规训权力理论视角下解读<红字>中规训权力的运行机制以及主人公对规训权力的反抗,进一步反映了小说的主题,揭示了霍桑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关心和思考.     

学校场域中的规训权力

福柯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提出了＂规训权力＂的概念,并通过日常生活现象,深刻洞察了规训权力的产生、发展和演进。本文主要考察当代学校场域中规训权力的演进策略和学校教育对规训手段的促成,指出了教育活动中存在规训的弊端并提出相应的消解策略。     

社区矫正制度之省思

社区矫正并非人道主义的胜利,其本质依然是循着"理性"和"人道"获得的合理性来实施对人的权力统治和奴役,是一种新的更为隐蔽的权力规训技术;社区矫正的核心和焦点是对犯罪人的行为养成和再社会化,而非企图改造犯罪人的思想;社区矫正的存在和刑罚轻缓也没有必然联系,并不意味着国家刑罚权的惩罚力度的减弱。     

权力编织的牢笼——劳伦斯小说作品中的身体叙述

学界普遍认为D.H.劳伦斯是一位极力否定外部权力而崇尚身体内部力量的作家。然而,在其小说作品中,劳伦斯犹如一位一丝不苟的摄影师,不遗余力地抓拍权力在人的身体上留下的蛛丝马迹,展现了其对身体巨大的规训和铭记力量。在身体对权力的叙述过程中,劳伦斯的悲剧意识显现无遗：身体在世时始终逃脱不了权力编织的牢笼,只有通过死亡,身体才能完成凤凰涅槃式的飞升,最终到达＂耶路撒冷＂—自由和美的王国。     

跑酷文化的文明规训

通过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和逻辑分析法对跑酷文化的对抗性特征进行了分析和解读。结合文明进程、体育化和规训与惩罚理论,对跑酷文化的文明规训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跑酷具有对抗环境、对抗传统和关注自我三个典型的对抗性文化特征;侵犯城市公共空间是跑酷文化备受诟病的核心;跑酷文化的文明规训集中在消解侵犯城市公共空间,规训的方法是提供多种可被监控的实践空间。通过文明规训,跑酷文化已开始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     

福柯“微观”权力技术学研究

20世纪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巨匠福柯,基于对文艺复兴、古典时期、现代时期的惩罚史的谱系学考察,提出了微观权力技术学的概念。福柯的微观权力技术学是以主体自由为前提,具有隐蔽性、生成性、对抗性的力量策略。“知识——权力——身体”的内在逻辑揭示出现代权力运作的原理。通过对现代规训机制外在结构的展示,揭示权力技术学的实践体系,遍布于整个社会体系的微观权力构成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宏观权力网络。福柯的权力技术观具有非本质主义、非历史主义、批判性、实践性的特征,对于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权力理论在微观社会领域的实践效能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打开了一个关注民生的实践维度。     

黄铁矿烧渣处理含铊重金属废水的研究

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解放了人类,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科技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这在作为当代科技成果集中体现的计算机网络空间中尤为突出。“圆形监狱”一说作为一种以空间来象征权力的理想范例和极致模板首先由边沁提出,而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进一步将其描述为全景敞视主义。不管从技术基础、监视模式、空间划分、权力等级等各个方面看,似乎与任何束缚、控制、权力、统治、规训无涉的新型社会空间——网络空间,却在本质上不啻另一种新型的全景敞视“圆形监狱”,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无形却又无所不在的信息监控网络中,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统治和渗透手段。因此,传统社会空间中那种明显的、赤裸裸的权力与控制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以更加全面隐蔽而富有迷惑性的方式渗入网络空间中。这表明,随着现代性的进程,本身作为一种人工产物的网络科技,有可能脱离人的控制而走向未知的自主发展,成为后现代资本社会的新型统治手段而具有负面效应。     

论量刑标准公开化的理论正当性

量刑权是法院独有的权力,是人民法院针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应当受到何种处罚的最终裁定权.量刑标准公开化不仅有利于对当事人所犯罪行惩罚程度进行掌握,更有利于提高量刑的公开性、公正性和公信力,也是现代刑法发展的历史潮流和时代方向,而且也是维护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规范和约束自由裁量权、统一司法尺度的重要手段.     

基于先验知识的混凝沉淀过程神经网络建模

结合最优化方法中的惩罚函数,把先验知识通过惩罚函数加入到神经网络的性能函数当中,从而达到在少数据样本的神经网络训练下最终所得模型更加符合先验知识的要求.文中通过对具体的混凝沉淀大时滞过程进行神经网络建模仿真,发现该方法训练所得模型可靠程度更高.文中还对约束条件的强弱和惩罚因子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空间转向视角下的科学传播场域的嬗变

科技馆与社群媒体作为科学传播的两种代表性场域,在科学传播的生产实践、场域空间性质以及权力运作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科技馆因陈列和传播的需要而生,是一种不可移动的地方空间,其中的权力运作表现为权利集中、规训意味强。社群媒体则因其碎片属性,起到了桥接科学馆与个人私领域的作用,是没有物理边界的流动空间,其中的权力运作则表现为权力弥散、规训意味弱。两者虽然有明显差异,但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则呈现一种相互补足的关系,使得科学传播的循环得以持续进行。考虑到两者之间的差异性,若两者空间重叠的范围越广,则科学传播的效果越好。     

体育教育的身体社会学解读

从宏观意义上说,体育是一种特殊的身体活动,体育文化就是一种身体文化.体育教育是一种身体教育实践,是对身体的社会规训,也是身体社会化的纽带,体育教育的目的最终是为了重塑身体的主体性.为了扬弃消费社会的身体异化,也须强化体育教育的身体研究,实现真正的身体审美.     

论福柯的权力观

作为后现代理论的突出代表,福柯在理论界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他的权力观无疑是他理论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福柯权利思想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谱系学"时期的权利观,阐释他的权利观。福柯指出权力来源的多元化,无中心性以及分散性,用微观权力学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宏观权力学。他还进一步运用生命权力的两种技术,即规训权力和调节权力,来体现现代社会中对人的监视与管理机制。     

《分成两半的子爵》中的身体符号化及其悖论

当前的身体研究主要围绕身体的符号化和非物质化进行，在错综复杂的话语包围下，身体处于失语状态。卡尔维诺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以反讽的方式对这种状态进行反思：一方面，小说展示了基督教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机制对身体的编码和规训，规训的目的是促使人实现身心的完整和谐；另一方面，规训的结果却是制造出种种夸张变形的残缺身体和人格（例如“半边人”）。目的和结果之间的悖论颠覆了以完整和谐为核心的基督教“元叙事”，揭示了一切事物都是充满矛盾的自反性存在（无论是符号体系，还是人自身），实现了对身体符号化的反讽，身体的复杂性本质在意识形态遮蔽下借助非正常的残缺形态发出了声音。     

三重门前的二阶欲求——解读《雪花密扇》

《雪花密扇》通过雪花与百合、尼娜与索菲娅的友谊,揭示了从前现代到后现代以家庭为单元的父权规训,以及在这种宰制下作为母辈与子辈的女性在权力、地位、身份方面的差异。而当差异与规训共谋,母辈就成为父权宰制女性的践行者,子辈间的友谊则演变为同化和征服。这就是应社会要求被迫塑造身体的雪花和塑造气质的索菲娅共同面临的"三重门",以及导致她们情谊离合的"二阶欲求"。     

意识形态与政治性话语诉求的认识性装置——对1960年代历史小说的知识考古学分析

1960年代的历史小说表达了作家们在向历史诉求的过程中与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彼此生死相知,以及他们对现实的介入性言说,而这种面向历史的精神旨归和介入现实的话语呈现,又隐约地透露出作家在现实规训下的复杂心态,1960年代的历史小说也成了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诉求的认识性装置,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权力、制度、意识形态等对文学与人的规训以及这种规训的隐秘成规。     

解读《黄色墙纸》中的身体政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女性主义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短篇小说《黄色墙纸》被女权主义者“重新发现”,国内外学者对该作品的关注持续升温。文中女主人公“我”被禁锢在四壁高墙的房间里,身体被牢牢地束缚在由家庭和社会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规训网中。处在身体规训的“疗养”状态下,女主人公“我”并没有真正地按照丈夫——父权、医权的代表所期待的方式进行休息疗法和中止“工作”。笔者认为小说一方面体现了福柯的身体政治理论。“我”的身体处于被规训的状态下,但另一方面“我”在努力摆脱规训权力,通过身体言说质疑强加在女人身上的各种社会规训的合理性。本文尝试借由身体政治理论来反映女性身体言说的曲折与迷雾,分析小说中加在女性身上各种社会规训背后的身体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