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证伪度"、"确认度"到"逼真度"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是否具有只重视经验证伪而完全否认经验“证实”的片面性,学术界对此的回答基本上是肯定的;而他的科学哲学思想是否前后一致,则是学术界的一个重大分歧。本文试沿着波普尔的思想轨迹,通过对他先后提出的三个理论评价标准的深入剖析,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The Construction of Atom Models: Eliminative Inductivism and its Relation to Falsificationism

Falsificationism has dominated 20th century philosophy of science. It seemed to have eclipsed all forms of inductivism. Yet recent debates have revived a specific form of eliminative inductivism, the basic ideas of which go back to F. Bacon and J.S. Mill. These modern endorsements of eliminative inductivism claim to show that progressive problem solving is possible using induction, rather than falsification as a method of justification. But this common ground between falsificationism and eliminative inductivism has not led to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ationship, if any, which may exist between these two methodologies. This paper reviews several versions of eliminative inductivism, establishes a natural relation between eliminative inductivism and falsificationism, which derives from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odels and theories, and carries out this investigation against a case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tom models. The result of the investigation is that falsificationism is a form of eliminative inductivism in the limit of certain constraints.     

Is Falsification Falsifiable?

This is a response to a claim by Sven Ove Hansson to the effect that Poppers dictum that falsification lies at the heart of all pursuit of science has once and for all been falsified by his study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Nature during the year 2000. We claim that this is based on a misunderstanding of Poppers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terpreting it too literally, and that alternative readings of those papers are fully compliant with falsification. We scrutinize Hansson’s arguments as well as giving an overview of Poppers falsification theory.     

评波普尔对归纳问题的取消

波普尔认为,科学知识即理论内容的增长是科学进步的最为重要的标志。然而,科学理论的内容丰富程度与逻辑概率之间正好是反变关系,因此,科学的目标不是追求理论的高概率,而是追求理论的低概率,不是追求理论的可证实性,而是追求理论的可证伪性。既然归纳推理是确立结论真实性或概然性的推理,所以,归纳推理是与科学目标背道而驰的,因而应当将它从科学方法论中清除出去,相应地,休谟提出的归纳问题也就一并被取消了。然而,当波普尔引入“逼真性”概念以后,他的验证方法便不可能是完全演绎的,或多或少地含有归纳的成分。因此,波普尔对归纳问题的取消是不成功的。     

中美科技类博物馆科学传播的若干对比研究

传播什么是科学传播的首要问题。结合两阶科学传播理论,对中美六家有影响的科技类博物馆网站进行内容调查,量化分析其科学知识、科学理论、科学研究过程、科学工作心得、科学研究之社会意义五种类型内容。统计结果显示,中美科技类博物馆网站在内容的丰富程度和科学传播内容类型上差异较大。美国科技类博物馆网站在实践上较好地达到了两阶科学传播观念层面的传播,对我国科学传播内容构建有借鉴意义。     

物理学革命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张力

二十世纪初爆发的物理学革命在科学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核心思想和方法纲领都有深远影响。通过分析物理学革命对科学哲学三个流派的影响,开辟了在语境论基底上融合证实、证伪和范式方法的新视角。     

科学语言的形成、特征和意义

文章立足于科学与语言互动发展的历史过程,介绍了科学语言系统的形成和科学术语的主要来源,阐述了科学语言的基本特征。文章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了科学语言在解释和理解科学,以及形成科学知识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走出形而上学的区分--论社会建构主义中的本体论问题

社会建构主义的直接批判对象是自主性的科学观，即认为科学知识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它以某种形而上学的存在为基础，或者是先验的理性逻辑，或者是先验的认识能力，它们使得科学世界和人类的其他领域区分开来。因此，自主性的科学观是以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区分为前提的。社会建构主义通过将科学的基础还原为历史性的存在，超出了这种形而上学的区分。     

科学何以必定有"必然"效用?

科学未必是真理，事实上却必定有“必然”效用。何以如此?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有赖于探明科学的本性，有助于深刻地认识科学。从科学的对象、目标、方法和结果看，科学具有经验和超验双重性格，且其超验始终以经验为基础并受着经验的严格约束；而作为科学成果的科学定律等的获取、运用及其效果的确定，都是在同一经验现实中进行的。科学的这种“基于经验而超越经验”的品性，或者说科学的“经验超验”的实质，正是未必是真理的科学必定有“必然”效用的根据和保证。     

从公众科学素养看科学全球化中的中国教育

在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中,学生及待升学群体的科学素养最高,但是从中学开始,中美两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差距开始加剧,尤其是在大学阶段,这种差距更大。而且从高中或中专开始,随着教育程度的升高,其科学素养的增长幅度却是在明显下降。文章通过中美两国公众的科学素养调查结果的比较,从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两方面分析了这一现象形成的部分原因。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在科学全球化与境中,中国的科学教育尤其需要一种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丰富思想文化资源,并融合世界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有机合成,综合创新,在继承中超越的创新文化来开启国人探索自然、热爱科学的心智。     

科学革命中信仰的改变--兼评科恩的科学革命观

科学革命的重要特征是信仰上的改变。信仰改变跟“经验“与“体验”的比较密切相关。关注信仰改变，对科学革命、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坚定性与转换性相结合、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结合，是具有科学价值的信仰改变的重要朝向。     

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

“民间科学爱好者”是一个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从事所谓科学活动的特殊群体,与“业余科学爱好者”相比。其最大特征是不能与科学共同体进行正常的交流。大规模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存在是某种社会问题的反映,它与1980年前后的社会氛围有关,与大众语境和大众传媒对科学活动的误读有关,也与其自身偏执的心理倾向有关。对此问题的研究,既有利于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又可以为科学传播提供借鉴。     

从视觉文化论太空美术与科学传播

太空美术是建立在太空科学与宇航学发展基础上的美术形式,同时具有科学与艺术的特质。它把科学知识融入了图像世界,成为我们了解太空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太空美术和太空摄影相近,但又是不可代替的两种视觉语言形式,太空美术在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文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给现时期的科学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模式和启示。     

认识的图画--丹皮尔《科学史》中的认识论思想

丹皮尔认为科学是对自然现象的理性研究,是心灵就世界所绘的图画,但图画只是图画,科学无法反映世界的形而上学本质,因此,他反对用理性形而上学来统一科学认识的企图.他认为,科学图画的形成如同七巧板的拼凑,起初并无规则的七巧板,在认识发展的某一时刻则能拼凑成一幅合规则的图案,但是,由于认识是一无止境的过程,因此,认识的图画永无完全拼合之日.丹皮尔认为科学认识有它固有的局限,它不足以反映存在及其整体,因此还需哲学、宗教的补充,但他又反对把科学归并在它们之下,他坚持它们各自的用处,这就决定了丹皮尔对认识的统一性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多模态大数据语境下科技术语翻译标准分析——以新冠肺炎和新冠病毒术语翻译为例

科技术语翻译在全球贸易、科技传播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还存在不准确、不规范和不一致等现象,例如在线词典、机器翻译引擎、在线百科等提供的新冠肺炎和新冠病毒的译法。梳理了科技术语翻译标准和多模态大数据语境理论框架。基于科技术语与翻译方面权威的规范文献的国际国内标准和术语翻译标准的相关研究等可归纳为准确、简明、一致、规范的术语翻译标准;多模态大数据语境则指术语可通过文本、图片、网页等多模态语境传播,整个网络具有多模态语境互文性。文章以新冠肺炎和新冠病毒术语翻译标准化为例,基于网络、数据库检索、图文等互文性语境,以及现有相关研究,分析在科普和学术论文场合的翻译惯例,根据术语翻译标准,更全面归纳了标准化汉英翻译,包括优选术语、全称、曾称和简称等,示范了英语科技论文中全称和简称的写作方式等,可为在线词典、机器翻译中术语优化和科技名词规范等术语翻译标准化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对近代科学革命以前的科技关系的考察

近代以前的科学史不能看成单纯的科学思想史,把科学思想史与科技关系史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对古代科学、科学思想的特点以及它们的缓慢发展进行较合理的说明.     

传统宗教意识和中国科学发展

冯友兰提过一种看法：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现代科学。这种观点从未得到过学术界的讨论。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自然观念的存在分析来进行这样的考证。文中以《庄子》和《中庸》为基础，对道家和儒家中国式的存在关怀以及它们为何对现代科学观念下的科学研究不感兴趣进行考察，并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这两部著作中包含了一种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与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终极关怀完全不同。为了佐证这一观点，文中对徐光启和伽利略进行了简要比较，并提出这样一个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不得不透视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宗教意识。     

爱丁堡学派解构默顿科学社会学的三元向度

20世纪70年代伊始,默顿科学社会学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判,其中,爱丁堡学派可谓是最激进的代表。爱丁堡学派主要从三个方面对默顿科学社会学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其一,极力批判默顿科学社会学对科学知识进行“黑箱化”处理,倡导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其二,质疑默顿科学规范理论,不仅直接批评了默顿科学规范的独特性和有效性,还强调与默顿科学规范相悖的科学中的利益和权威等因素;其三,对同行承认作了本质上不同于默顿的解读。与默顿迥异,爱丁堡学派认为,同行承认只是科学奖励制度的一个中介环节,激励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最终因素是包含利益因素的科学家个人的特定要求和需要得到满足。     

科学动力学因素的函数关系分析及其启示

借助数学函数关系式来表达科学动力学因素,深入研究了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与科学发展的关系,阐释了随着科学文化哲学发展带来的科学形象的改变。针对科学这一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把科学发展视为知识、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心理、伦理诸因素的函数,论述了科学函数关系式从单纯认知的简单函数式,到多因素的不同复杂函数式的变化与论争,暗示出当代不同哲学思潮在科学哲学前沿热点问题上论争中的某种亮点与致命盲点,导致当代科学哲学及文化哲学思潮的困境与危机,由此可以推断科学函数式将复归到多因素集合的认知函数式,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过程,是基于现代科学文化哲学的科学发展。     

应用科学与应用科学革命

人们常说的“科学革命”,实际上指的是“基础科学革命”;应用科学对于科学、应用科学革命对于科学革命像是个婢女,处于从属的、被掩盖的和被漠视的地位;这实际上为近现代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脱节,以及为基础科学的大部分成果很难或几乎不可能转化为生产力,埋下了隐患。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成就排列表明,历次应用科学革命之后实际上都发生过应用科学的革命性发展,因而导致历次技术革命的发端,只是由于“婢女”被漠视,才使人感到科学与技术、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之间的关系好像断了线。文章根据搜集到的大量历史事实,加以排列,认为不论从历史事实还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逻辑关系考虑,都应该将这个空缺补上。为此,提出了应用科学革命与基础科学革命的区别、应用科学革命的必要性、应用科学革命的范式结构和历史分期。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看到：过去所谓的“科学革命”实际上是基础科学的发展和变革的产物;世界科学中心在国家间的转移经常是由应用科学的发展和变革引起的;所谓“大国崛起”不过是产业革命发展的阶段性变革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