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者的文道思想述论——以吕祖谦、叶适为中心

南宋乾、淳之际的浙东学者大多兼擅经史文章,他们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与朱熹等理学家相比显得平实,对文道关系的理解也较为通达,对南宋以来的重道轻文思想具有纠偏意义。吕祖谦认为文道二者并行不悖,意图统合程学之＂道＂和苏学之＂文＂,但其思想显得博杂而欠通贯;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叶适则仰溯三代文道合一的精神,强调为文要有关治道,流露出浓厚的崇古和事功色彩,实与欧阳修、王安石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遥相承接。但是吕祖谦的伦理本位和叶适的事功本位思想,对＂文＂也造成了一定的疏离和损害：吕祖谦随着对道的领悟趋于深入,后期逐渐疏远了文章华藻。陈傅良、叶适宣扬以＂治＂为道的政治哲学,则表现出向＂泛文学＂的复归,虽然表面上提升了文的价值,但却使文学落入儒家功利思想的桎梏。     

叶适反传统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叶适作为南宋时期“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集永嘉事功学派之大成,倡导“经制事功”之学,其经济思想以功利主义为基础,反对贵义贱利。以他为代表的“永嘉之学”俱以讲实事、究实理、求实效、谋实功为特色,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反传统意义。拟站在经济学角度,对其以功利观、理财观、反抑商思想为代表的反传统思想内涵予以具体分析,并就该思想的现实意义提出拙见。     

编辑职业发展的三个重要方面——“思想”、“技能”及其“再提高能力”

如何提高期刊质量,首先要提高编辑水平。作为期刊编辑,要从三个方面去提高：一是＂思想水平＂,简称＂思想＂;二是＂技能水平＂,简称＂技能＂;三是＂再提高能力＂,这是造血能力。这是期刊编辑的三把＂尚方宝剑＂。     

永嘉之学的性理回转——蔡节及其《论语集说》述论

活跃于宋理宗时期的蔡节,是永嘉学派传人。尽管他与朱熹后学交往密切,任职地方期间兴建书院,举荐理学人才,推动程朱理学传播,而且其《论语集说》亦大量征引朱熹之说,但他并非朱子学派成员,被视为宗朱之作的《论语集说》,实际上应是永嘉后学《论语》诠释的代表。《论语集说》在文献征引上的拓展,透露出以《论语》诠释为中心、以性理之学为本位、集诸儒之大成、续二程之“道统”的思想意图;在诠释体例上的创新,既能够充分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又有利于突出自己的独到观点,从而使之成为折衷诸说、自出机杼的《论语》诠释佳作;在思想义理上的融会,将永嘉之学本有的性理与事功两个面向统合到对“天理”的真知与实行,反映出永嘉后学对事功的性理回转,构成永嘉之学在南宋后期演进的重要环节。     

高中新课改背景下集体备课的思考

高中新课程标准下开展集体备课要做到＂三明白＂;严格要求＂四定＂;做＂五备＂;教案要做到＂四度调整＂;管理要实现＂三通＂。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谈幼师专业《教材教法》教学

幼师专业教材教法的教学中,笔者发现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结合专业的特点,谈了四点做法：一是分析＂鱼＂;二是制作＂鱼杆＂;三是寻找最好的＂鱼饵＂;四是锻炼学生的＂捕鱼技术＂,让她们学会＂渔＂。并结合具体实践阐述对每点做法的理解,介绍具体做法,分析实施成效。     

吕祖谦教育哲学思想管窥

吕祖谦是南宋中期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他在博采众家之说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教育哲学思想体系。吕祖谦的教育哲学思想即“道与心一”的宇宙本体论观点、“人性本善,气质有偏”的人性论观点及“内圣成德,外王事功”的理想人格论,彰显了其教育思想的内在逻辑。     

试论“和”视域下的企业文化建设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企业的和谐发展是重要的基础。从＂和＂视域下的企业文化建设入手,着重从企业与员工之＂和为贵＂、企业与企业之＂和而不同＂、企业与社会之＂义利之和＂的角度阐述这一问题。企业与员工之＂和为贵＂理念,包含：追求企业中员工个性的和谐发展;追求员工与员工关系的和谐;追求管理者与员工关系的和谐;追求员工与制度环境的和谐;追求员工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之间的和谐。企业与企业之间＂和而不同＂的理念,包含：合作是生存之道;合作就是减少内耗。企业与社会之间＂义利和合＂的理念,包含：企业要强调＂义以分之＂;企业要强调＂义以为上＂;企业要强调＂义利之和＂。     

想象之花绽放

作文需要虚构,因为虚构可以让学生有话可说;虚构可以在＂艺术真实＂中表达＂真实的思想＂;虚构可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智力核心是创造思维的发展,创造思维离不开想象思维,而想象力要靠虚构来激发。虚构不等于撒谎,虚构也不等于虚情假意,虚构可以让想象之花在心田绽放。     

论《荆棘鸟》中神父拉尔夫的人格结构

考琳·麦卡洛在《荆棘鸟》中塑造了拉尔夫神父这一人物形象。他的性格复杂。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他人格结构之间的矛盾性上。透过对他神性的＂超我＂;欲望的＂本我＂;煎熬的＂自我＂三重人格结构的分析,使我们看到现代社会人性与神性的对立依然是制约人性发展的重要原因。     

论薛季宣、陈傅良对理学性理的兼容

南宋孝宗隆兴、乾道间至光宗绍熙时,理学主流派的性理之学与永嘉事功之学同时昌盛,后者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兼容前者的合理因素,具体表现在薛季宣"问阵而称俎豆"和陈傅良兼重"勇猛"与"详密"。他们对理学性理的兼容,其核心旨趣是传统儒家的"中道"思想,为叶适创建事功"治统"体系奠定了思维基础。     

徐侨理学思想钩沉

徐侨,南宋理学家。他是朱熹理学在浙江的早期传播者,是宋理宗时期朱熹理学官方化的积极推动者,也是南宋后期继续张扬朱熹心性之学的重要学者。因著作不传,其理学思想隐而不显。今试从明刻《家传》以及其他史料中,对其道统、经筵、心性等方面思想作出钩沉与分析。     

龚育之与自然辩证法、科学学的不解之缘

简要回顾龚育之在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领域的学术历程。他从制定科技政策的实际需要出发,研究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论;他站在时代发展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高度反思科学的力量,提出＂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他捍卫科学尊严,始终站在破除迷信和反对伪科学的前列;他强调科学与人文要相互融合,呼唤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和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     

浅议领导者“领”与“导”的辩证关系

所谓＂领导＂,顾名思义,对部属负有＂领＂航＂导＂向的责任。＂领＂者＂,带领＂之谓也,要求部属做到,首先自己就要做到,身先士卒,树以表率＂;导＂者＂,教导＂之谓也,凡事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领＂是以行带人＂,导＂是以理服人,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缺一而难称之为＂领导＂。     

时代的救赎：两种不同的时代救亡方式——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辨别

学术界大都认为广义的＂五四运动＂包括了＂新文化运动＂;在词语使用习惯上,或将两者替换使用,或合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使用,代称该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复杂的事情。两者关系之密切由此可知。但两者之间还是有着较大的区别。＂新文化运动＂最初名称不一,甚至被认为是敌人的诋毁称呼,只是到了后来才被逐渐为大多数人所认同;＂五四运动＂则最初是指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实际上,＂新文化运动＂是针对辛亥革命之后的社会现状所进行的思想文化补课,属于思想文化层面上的救亡,具有间接性;而＂五四运动＂则是爱国情感的直接表达,指向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问题,属于政治层面上的救亡,具有直接指向性。两者虽有联系,但不宜混淆,因为这样必会遮蔽其中一者的主体地位。     

简论叶适的认知与学习心理思想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南宋时期浙江永嘉(即今温州市)人。官至兵部侍郎。著作有《习学记言序目》和《叶适集》。他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他的认知与学习心理思想中,包含着进步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我国古代心理思想.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追寻原母神——关于宇宙创生神话的探索

关于宇宙起源,中国的老庄学说和古希腊创世神话都显示出了宇宙混沌的观念,却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阐释,老庄学说把宇宙之混沌抽象为＂道＂;而古希腊创世神话则把它具象化为一个生育了众神的原母神卡俄斯。无论是老庄学说中的＂道＂,还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混沌神卡俄斯,作为混沌时期孕育万物的生命之源,都具有原母神的意义。     

苏轼葬郏探因

苏轼葬郏原因学界大致有三说：从1330年开始的＂练汝说＂;从1608年开始的＂形胜说＂;从2002年开始的＂求是说＂。认为苏轼葬郏是无奈的选择,苏轼葬郏原因探索要依据材料全面调查研究。     

浅析墨子的教师道德思想

墨家学派是先秦时期的“显学”之一,墨子的学说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特征。他的师德思想体现了“兼爱”的政治主张,他重视教师的社会作用;重视道德教育;主张要具有言行一致,以身作则的师德规范;提倡教师要有“强说人”的教育态度;要注重因材施教;重视学生的＂博与约＂结合,提高认识能力,注意环境育人作用等。这些思想是我国古代教师道德思想中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仙凡之隔：船山诗学视域中的二曹诗歌

关于曹丕、曹植二人诗歌高下的问题,自钟嵘《诗品》以来,论者大都认为曹植诗歌胜于曹丕。船山先生却认为二人诗歌有着＂仙凡之隔＂,曹丕有着＂独至之清＂,所以他的诗歌属于＂仙＂品,他本人则被推许为＂诗圣＂;而曹植诗歌＂建立门庭＂,因而属于＂凡＂品,其本人也被贬为＂驵才＂。船山先生立论的内在逻辑在于：首先,他以《诗三百》作为后世诗歌趋赴的理想,追求一种天然本真的诗歌境界;其次,他采取正反相形的方式评诗,其肯定性评述常有精微之论,但否定性评述有时则失于偏颇。二曹诗歌的个案体证了船山诗学的这种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