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信文学文化意蕴再探讨——对郑惠生、马相武二教授争论之回应

短信文学联通并移动着的文学性显现使它最终成为一种文学样式而在文学家族中独树一帜.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学归属层面的思考,更有在生活、文化等层面的意蕴启示:它是文学与生活交往的成功范例,使得日常生活更加审美化;极大地显示出作为一种创新文学内在的民间诉求,并带来了一种平等、自由、开放的公众文学活动环境;又是当今社会碎片化伦理变迁的表征;还对文学生态施加一定影响,促成文学创作和观念的游移.     

当代城市文学的精神嬗变、价值与可能

城市文学注重日常生活话语的传统在当代一段时期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否定,新时期以来这一传统得以承续。但是这一作为市民阶层利益的文学表征形式,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注重个体日常生活话语并且被标榜为＂纯文学＂的城市文学缺点也较为明显：在当下语境中政治意识的阙如。而同样描述城市市井生活的一部分底层文学对现实的政治介入相对而言更加有效。     

论毕飞宇《推拿》对当代底层人物形象塑造的启示

新世纪以来,出现了大量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但大多作品只是通过作家的想象来塑造底层人物形象,这种带有想象成分的底层人物塑造必然造成对底层的误解。毕飞宇的《推拿》以"沙宗琪推拿中心"一群盲人推拿师的生活为主塑造了全新的底层人物形象,王大夫、金嫣、都红等人的性格和命运都是趋于常态、健康而有活力,这种全新的底层人物形象对当下底层文学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被苦难”的底层——论作家群体在底层文学中对苦难的极致化书写

底层文学中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即是对底层苦难的表现。然而随着底层文学的发展,作家群体对苦难的书写呈现出一种极致化的书写方式。那么这一现象有何表现?如何解读?带给我们何种启示?笔者将就此展开个人分析。     

文学媒介化与新世纪文学生产方式的变迁

传播视域下文学与媒介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媒介文学化”与“文学媒介化”两个维度。考察新世纪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发现，“文学媒介化”借助于新媒介（网络与手机）得到了大力彰显。网络文学与短信文学既是“文学媒介化”的结果，也是“文学媒介化”的“新宠”。“文学媒介化”不仅使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革，也使短信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更，从而在整体上促使新世纪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变迁。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的困境与美学出路——以短篇小说中对女性情感的书写为例

苦难是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关注的主题，这其中底层女性的情感困境得到有力的书写，但有批评者指责底层文学夸大苦难及缺乏文学性。对此一些创作者和论者则提出各自反驳的理由。底层文学主要问题在于思想资源的匮乏。强化现代性眼光，并且结合形式突破，这是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关学出路。     

论接受视域下的底层文学苦难叙事

苦难成为底层文学描写的一个焦点,备受底层文学作家的关注。受大众文化的影响作家对苦难的关注变成"比惨比狠"的残酷叙事。这种对苦难的过分渲使底层文学中的底层形象与官方底层叙事和底层读者期待视野中的底层形象存在极大的反差。这使底层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遭遇尴尬情景。对传播视域中底层文学苦难叙事的分析应引起作者的重视,这将关系到底层文学的发展前景和未来走向。     

简论底层文学的人物形象

底层文学关注社会转型时期底层人的命运转折,塑造了农民、工人、外地人等底层人物形象。表现了底层人遭遇社会转型时的命运沉浮,以及与命运抗争的顽强与欢笑,也反映了人性的升华和扭曲,表达了对时代的体认与对人类的悲悯情怀,具有一定的悲剧意识。底层人物形象真实地记录了转型时期的底层生活,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深厚的人民性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批判与启蒙的合奏——关于底层文学叙事立场的一点思考

底层文学,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坛不能回避的热点话题。在底层文学叙事中,底层陷入困境既有环境原因,也有自身原因。因此,既对导致底层苦难的外部环境保持敏感和警惕,又明白单单怪责外部环境可能产生的歧误;既看到底层自身的精神痼疾,保持启蒙的信仰和勇气,又时刻意识到启蒙者自身的局限,是当下中国作家在进行底层书写时应有的理性立场。     

论苏轼以道为主的艺术表现思想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时指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①任何文学和艺术产品，当然都不外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艺术并非照搬生活，它是艺术家主观心灵对现实积极加工的结果。在中国哲学史上，道家在精神自由上的提倡影响到艺术理论远超过儒家。     

文学审美泛化与文学的超越意识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当前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文学审美对日常生活的关照一方面带来了文学审美领域的拓宽,一方面也引发了精神丧失的危机。处理日常生活描摹和日常生活关怀的关系,合理把握审美边界和审美内核的关系,是正确处理文学审美对日常生活关照的关键。     

气象浑沌 难以句摘——中国古代文论的整体有机结构观

基于中国文化的整体有机结构,中国古代文论也以这种整体把握的方式去审视文学,建构成一套富有诗性特征的思维方式.中国文论家在观照、把握、思考、评价作品时,也总是将其看作一个血肉丰满的生命整体,并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基于这种整体的思维,中国文论常以气论文,以结构论文,以圆通论文.西方文论是一种逻辑性文论,所讲的文学整体是机械性整体.中国古代文论是生命性文论,是一种整体有机结构观.     

文学真的死了吗?——论文学后现代性对人类中心主义主体性原则的消解

随着后现代文化形态的充斥,网络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文学的存在与否持怀疑态度。美国著名学者希利斯.米勒教授提出的"文学终结"论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学生与死的论争。文学是否会消亡?可从文学的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人类中心主义主体性特征消解的角度,正视文学的重重危机,但这并不是对"文学之死"的肯定。从米勒《文学死了吗》一书中可以找到文学不死的理由,即无论文学外在形式如何变换,都是引向文学内视性的现实"魔法",最终指向的都是另一个无言的、隐性的、等待被发现的世界。     

文学史实的概念分析与文学史的范式反思

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把文学史实当作自明的、毋须验证的基础来对待．文学史料学和文学编年强化了这一观念。文学史实这个概念本身也使研究者认为文学史实是历史中存在的事实的集合。为了指出这种观念的根本局限．必须引入范式以转换视角。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是在20世纪早期的文学史书写中形成了稳定的范式,文学史实也是此时锻造出来的概念,它恰好不是真的事实,而是在范式形成过程中塑造出来的理论观念。指出这一点,是为了引发对既有文学史范式的反思和重构。     

茅盾与《文学》月刊

1933年7月,由茅盾作为隐形主编的《文学》月刊在上海创刊,它在国民党严密的文化控制下发展成长起来,在血雨腥风中不屈不挠,艰难地走过了五个年头,是新文学史上继《小说月报》之后、抗战之前寿命最长的大型文学刊物。茅盾拥有独特的批评观,他将编辑策略中的"名人效应"与"陌生效应"巧妙地结合起来,团结了各种风格流派的作家,成就了一批文坛新秀,使《文学》月刊成为30年代文学史上的"明星"杂志。     

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文质分野--"道学"与"人学"视介

中国文学以“五四”后的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相对应，分为新旧两个阶段，这一界说已被文学史家所共识。作为两种文学的文质分野，是以传统文学“道学”的消泯和“五四”新文学“人学”的建构为视界；而“人学”的人本和文本两个层面所达到的审美高度，构成了“五四”文学的新质。     

文艺民俗学的困境及出路

以民俗学为背景的学者从借助民俗学破案释疑到建立独立的文艺民俗学学科,所走乃是一条自觉建构理论的路径,而从事现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学者走的却是一条批评实践的路径。文艺民俗学的理论建构如今遭遇瓶颈,文艺民俗学的批评实践与理论建构亦未形成良性互动。从文艺民俗学的意识形态、符号和学科属性等三个维度进行深入反思,或许有助于我们突破当前文艺民俗学理论建构的瓶颈;通过对作家文学的文艺民俗批评以盘活文艺民俗学理论谱系亦并非一种奢望。而走向文化批评才是丈艺民俗学成功突围学科困境的重要路径。     

论底层文学苦难叙事的美学缺失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体制的改革和文学自身的发展,文学愈加关注当下社会的弱势群体,当代文学创作中兴起了＂底层文学＂热。作家们在进行底层叙事时以代言者的身份凸显了底层的苦难。可作者描写底层人物时过分关注他们的生存困境,使底层文学的苦难叙事因距离感和悲剧精神的缺失,在美学品格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