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与诱惑：方言入诗的两难选择

方言与中国现代白话新诗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诗人对语言的提炼、纯化,外部势力强加于语言的“雅正”、“规范化”,使得新诗不断地去方言化。另一方面,新诗因语言整体走向上的白话化、口语化倾向而与原生态方言保持着血缘关系。新诗的去方言化与方言入诗,可以喻之为方言入诗的困惑与诱惑,它们构成了现代白话新诗语言维度上的钟摆现象,具体的摆向依赖于特定历史时期对新诗语言观念差异性因素的认识。     

浅说刘半农的文学创作

刘半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集战士、诗人、学者于一身的著名人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是冲锋陷阵的闯将,革命军中的马前卒;在白话新诗的开创上,他既是一位出色的理论家,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     

论戴望舒诗的艺术特色和历史地位

戴望舒,历来被认为是“现代派”诗人.但这是个太笼统太宽泛因而也是不确切的结论。确切地说,戴望舒是我国30年代“象征派”的代表诗人。戴诗富于情思美、象征美、散文美与音乐美。他对中国新诗的贡献,主要在于:(一)创作了一批风格独具的诗篇,强调了一种“文质并茂”的诗美学观.(二)创造了无韵自由诗体,丰富了中国新诗的品种。(三)推动了中国新诗史上象征诗派的发展,促进了它走向成熟。戴望舒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应当受到尊重。     

语言变革视野下五四新诗体式几个现象的阐释

白话代替文言的语言变革对五四时期新诗体式的生成和嬗变具有重要意义。白话语言特有的代词“我”、“你”及其蕴含的个体性情感是“告白式”情诗的前提条件;白话语言表述的清晰、连贯有利于表达瞬间流动的感思,一定程度上促成“小诗”的风行,同时过度的白话化也导致了“小诗”的衰落;白话语言的“欧化”彻底拆解了“诗界革命”中保留的古诗句式,为新诗的诗体建设扫清了障碍,同时面临着对诗歌文体特性忽视的问题。从语言角度可以更好的理解初期新诗体式衍变的一些现象。     

《尝试集》趋向散文文化的原因

众所周知 ,胡适是中国白话新诗的始作俑者 ,他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胡适的白话新诗较之他以前的文言诗的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祝宽在《五四新诗史》中评价道 :胡适“比他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一 )突破旧诗藩篱 ,大胆创建新体。 (二 )破坏旧诗格律 ,探索新诗的音韵。 (三)在探索中 ,重视了形象思维 ,创造性地运用了具体描写的艺术手法。 (四 )采用明白晓畅、接近口语的语言创作新诗。”我认为祝宽所说的这些方面 ,都是值得肯定的 ,也是实事求是的。当然 ,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一部诗集亦无例外。在《尝试…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英美体验"下的"中国诗学"诉求——论闻一多与新诗"规范化"

闻一多《红烛》、《死水》的创作及其新诗理论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规范”中国新诗的作用,但实际上它们都源自于作家“英美体验”下的“中国诗学”诉求。     

归来者:风格的重铸与主体的抬升——中国现代诗体建设系列论

“归来的诗人”在新时期恢复创作后大体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在理论上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总结了中国现代诗歌体式发展的基本经验;在创作上铸就了新的以沉思、论辩为特征的哲理化抒情风格;抒情主体更加注重对自我存在的思索与追问,抒情语调趋于自白和自审,意象营造趋于自喻化和象征化.部分诗人从现实主义走向超现实主义.“归来的诗人”既是对新诗传统的恢复,也是对新诗发展的总结与重整.     

诗歌之塔与早逝之命——对朱湘悲剧的解读与反思

朱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纯粹的诗人,毕生致力于新诗的创作与革新,以期通过诗歌来救赎人生,却以“与落花一同飘去,无人知道的地方”的方式告终人生。朱湘的悲剧超越了现实的喧嚣、焦虑与痛苦,完成了从“救赎诗”到“诗的救赎”的诗学之旅。对他的悲剧进行解读和反思有利于返回历史文化场,探寻朱湘新诗创作的精神之旅。     

“末代诗人”的灵光──试论徐志摩爱情诗创作的基本动因

“末代诗人”的灵光──试论徐志摩爱情诗创作的基本动因王建军“爱情诗”是徐志摩生前新诗艺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徐志摩创作爱情诗的基本动因，对我们重新认识新诗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价值。对此，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些考察。“诗人徐志摩始终是‘一个生命的...     

新诗的立场:钱玄同与《尝试集》

钱玄同以小学大家介入新诗批评,并与当时的新诗人形成了某种对话关系。他以"用今语"与自由表达相结合,而新诗实验作为基于语言革命的文体实践,其目的正在于为崭新的时代激情寻找一种确切的表现形式。他主张新诗应脱尽文言窠臼,却并不反对胡适特别是一些青年诗人亲历亲尝,借铸词炼句保留鲜活的感受来诉诸读者。他强调新诗应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取消种种文妖以能文相炫耀的特权,而用白话写作确是关乎新诗人价值立场的传达,尤其是在对新旧两种镣铐枷锁均保持警惕的情况下。     

甘南藏区汉语诗歌的审美意识

新时期以来,在甘南藏区形成了以藏族诗人为主体的创作群体,他们绝大多数是藏族,但用汉语创作,由于地域环境、文化氛围和生活体验的影响,诗作既有浓郁的地域和民族文化的深刻烙印,同时又不乏对现代生活经验的深刻体会,以及由于宗教的影响而对神性的感悟,表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识。甘南诗人群落的创作,不仅推动了藏民族诗歌传统的发展,也扩展了当代汉语诗歌经验的边界。     

二十世纪末中国新诗诗意表达的语言焦虑与意义失落

“朦胧诗“后的现代诗歌写作,开始立足于语言本体,语言是这一时期诗人和诗作自始至终集中关注的核心问题.现代诗人对语言的重新认识和反思,在诗意追求中显示了一种深刻的语言焦虑.不理解这个时期现代诗歌诗意表达的语言焦虑,不认识其中语言表征的矛盾与混乱和它对意义失落的无限追寻,就不能有效的理解和阐释当代诗歌面临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宋代菏泽籍诗人四题

张詠、李师中、晁冲之、李昭玘是宋代菏泽籍优秀诗人,共存诗450余首。它们的内容涉及诗人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形式包括古体、近体的主要种类,风格亦自呈新貌,为牡丹之乡赢得了美誉,也为山东乃至中国文学史、文化史留下了一笔别具魅力的宝贵遗产。     

《花间集》体貌词浅析

《花间集》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共收录了晚唐五代18位词人的500首词作。《花间集》词作的词人都是男性,而词作中的主人公却几乎都是女性,其中有大量的描写妇女身体发肤、容貌情态的词语,姑且名之为体貌词。就形式来说,《花间集》体貌词包括词、短语两类,从语言形式、文学修辞等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可以对晚唐五代时期的语言研究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接受美学视野下台湾现代诗社对西方纯诗话语的自我诠释

从强调诗歌语言的自身特性出发,纪弦等现代诗社诗人反对诗的语言音乐化,主张“诗”与“歌”的完全分离。首先是字词的口语化的提倡和运用,其次是音步的非规范化提倡和运用,再次是无分行音步的提倡和运用。从他们的理论与创作实践看,他们对西方现代主义纯诗话语的接受出现了较大的偏差。这种偏差产生的原因既与他们接受纯诗话语的现实背景有关,又与中西语言的基本特性有关。     

杨炼早期诗歌和江河诗歌的重新比较

杨炼和江河被视为有同一审美创作倾向——即“史诗诗人”,经常被评家同时提起同时概括,称他们为“寻根文学”的最初范式。他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风格,如果把两个人的诗风做个比喻,杨炼的诗就好像海浪激荡的大海。而江河就是宁静的海滩。中国当代诗歌史缺少了对他们诗歌的解读。江河和杨炼试图从人类的发生地和历史的源头、从民族文化的根源那里重新出发,趟出一条人类存在的新的现实之路。     

论《水浒传》中"将"的语义与用法

《水浒传》中的“将”字语义和用法呈多样化,与明末白话小说《三言二拍》和现代汉语中的“将”字用法有不同之处,分析研究这些异同,找寻出“将”字从古代汉语的动词向现代汉语的介词发展演变的轨迹。     

中国古代论诗绝句的承传

我国古代论诗绝句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大系统中：在论量形式方面,主要表现为三条线索,即杜甫《戏为六绝句》论诗形式的承传、元好问《诗词三十首》论诗形式的承传及吴可《学诗诗》论诗形式的承传;在论量内容方面,则表现为两条线索,即偏于评诗论人的承传和偏于谈艺论理的承传。上述五条线索,组构出了我国古代论诗绝句的理论批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