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的再思考

针对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思想在社会上引起的争议，提出了应从时代的角度去把握“以德治国”的深刻内涵，“以德治国”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德治”，其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必须。为了贯彻“以德治国”思想，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文化道德素质。     

论江泽民的"以德治国"思想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提出的一种新的治国思想。本文从分析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的腐败、贫富差距、社会治安、道德滑坡等诸多社会问题出发，从正确处理“以德治国”与古代“德治”思想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入手，积极探求实现“以德治国”的道德途径，即实行德政与德教，以期对“以德治国”的现实针对性、科学合理性和操作可行性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论述。     

实践"以德治国"推进"以德治教"--兼论高校如何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以德治国”思想,颁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得以深化和具体化。“以德治国”是“以德治教”的政策基础。“以德治教”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高校是贯彻《纲要》、推行“以德治教”的重要阵地。加强高校道德主体的道德建设,不断提高高校干部、教师、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才能在高校深入贯彻执行《纲要》,推进“以德治教”,实践“以德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的再思考

针对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思想在社会上引起的争议,提出了应从时代的角度去把握"以德治国"的深刻内涵,"以德治国"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德治",其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必须.为了贯彻"以德治国"思想,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文化道德素质.     

关于“以德治国”思想的几点认识

“以德治国”思想是适应时代要求的治国方略。本文着重论述了德治与法治的相互关系、“以德治国”思想的重要意义和现实针对性，阐述了实施德治的重要举措。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紧密结合

主要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紧密结合，是我国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阐明了当今所提的“以德治国”是对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德治”的批判继承。     

以德治国与儒家伦理的命运

以德治国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 ,这种新型德治就是要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以德治国”的治国理念中 ,儒家伦理成为今日新道德建设批判继承的宝贵思想资源 ,儒家伦理的精华应该回采和重铸     

儒家德治思想简述

我们要理解和把握“以德治国”思想的深刻内汤，就要了解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了解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主体内容，由孔子、孟子、荀子等到儒学家奠定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的德治思想，是一个内容完整、逻辑性强的思想体系。对儒家德治思想的认识和了解，对我们正在实施的“以德治国”方略有着积极的意义。     

“以德治国”与高校德育

“以德治国”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创新 ,是我党关于道德建设思想的概括和提升。“以德治国”的提出 ,对高校德育提出了更高要求 ,有效地抓好高校德育 ,是落实“以德治国”的重要工程。要抓好高校德育必须理顺德育管理体制、构建德育体系、改进方法、加强师德建设、重视校园文化建设 ,要重视大学生社会实践 ,要给予经费上的保障     

正确认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治国思想的新发展。这两个治理国家的路径共同体现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促进作用，并且统一于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规律。“治理”意味着调整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法治”与“德治”分别从对立性与同一性两个方面着眼于社会矛盾的解决。矛盾对立统一的规律要求必须将法治与德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必须将法治置于解决社会矛盾的主导性地位，同时以德治来保证法治的社会主义方向，忽视二者的结合或巅倒二者的关系，都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治理国家的终极目标发生背离。     

说滕文公之"文"

我们平时所说的战国时期的滕文公 ,实际上是滕元公 ,至于他为什么后世称他为“文”,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 :其一 ,作为谥号的“元”和“文”差别并不是很大 ;其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谥法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其三 ,我们还要注意到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文化影响的渐进性。     

国书馆“传统”与“现代”论

从藏书结构、服务模式、管理方式等方面阐述了传统图书馆模式的特点,并从图书馆的虚拟化和图书馆管理的人本化方面分析了现代图书馆的发展走向。     

从“无兵的文化”到“竞逐富强”

一个民族的兴盛与一个民族是否具有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和决心有关,也与一个能够发挥市场优势的制度安排有关。因此,在一个以竞逐富强(thepursuitofpower)为原则而发展起来的现代世界中,中华民族在进行经济与政治制度变革的同时,必须改变自己文化上无兵的传统。     

对“以人为本”中“人”的几种理解的辨析

学界对"以人为本"当前主要有四种理解。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人民群众",是从政治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少数人"范畴;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全体公民",是从法律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部分公民"范畴;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人类",是从人类共同利益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自然"和"物"范畴;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具体的个体的人",是从工作落实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理论层面抽象的"人"范畴。应在特定的范围内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超出其特定适应范围便容易导致对其中的"人"的误读。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中的"人",无疑应当是指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而学界所作的拓展性理解则是适应于特定范围、解决特定问题的。     

论《酉阳杂俎》的“史性”特征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初期,对于小说的功能,论者往往定之以＂可补经史之阙＂。因此在古代小说的发展之初,小说常在作者的写作态度以及叙述故事、塑造人物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史性＂特征。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虽然成书于＂始有意为小说＂[1]（P39）的唐朝,但是从其创作态度、写作方法、内容题材等来看,仍具有突出的＂史性＂特征。     

审判质量管理的“满意”与“公正”之间

公众对案件的"满意度"与"司法公正"的内涵本身存在的原理性冲突,当事人对事件结果公正的不同理解、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导向,直接影响着公众对司法案件的认识和评价。一旦舆情被某种因素引导,社会舆论就容易发展趋向于一种或几种极端的论调,产生"群体极化"现象。其中非理性的部分社会舆情将产生巨大的力量,可能引发"满意"与司法公正的较量。"河北王朝案"就是发生在审判质量管理背景下舆情与司法的一次激烈冲突。因此,应弱化以"满意度"作为案件质量评估的指标,从而回归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的本质。     

"真"的创世与"真"的毁灭--《花腔》之"花腔"叙事

<花腔>的发表引起评论界的关注.<花腔>的出众之处不完全在于文本作者得意、论者激赏的"先锋性"的两套叙事话语体系的设置,更在于通过调用"真"的创世与毁灭的叙事智慧对历史话语权的质疑和对"红色"知识分子荒谬人生的深刻阐释.     

对"矛盾"、"对立"范畴的再认识

韩非的“矛盾”富言属于逻辑矛盾。他的“矛盾”思想则是非此即彼、非彼即此,二者必居其一。这种仅仅在对立两极中的思维方法并非完全正确。哲学上的辩证关系,借用“矛盾”、“对立”范畴来表述,也不十分恰当,因为矛与盾不是对立的双方,而辩证关系也应包括对立统一、鼎立统一、多立统一。所以我们必须确立立体矛盾观,即对立面-中介-对立面,或正中反矛盾论,或同异反分析法。     

重新审视"环境决定论"——《人文类型》所给予的启示

自然环境为人类文化的创造提供了活动舞台,对人类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是不言自明的。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探求文化特质地理分布的简单原因,在于环境决定论的解释模式是基于世界性探险而搜集到的大量有关人类差异材料进行分类和解释的一种简单的方法。文章从早期理论学者开始进行追述和回顾,认为:如果将强调或者突出“气候的作用”的学者归为“环境决定论者”,这种扩大“气候”外延的论说方式不能成立。     

从“实然”与“应然”解“世风日下”之迷

古今中外,哀叹“世风日下”的呼声不绝于耳,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世风日下”观念更加强化。笔者在文中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道德观念领域的“实然”与“应然”的矛盾入手,对“世风日下”观念在当前社会中异常强化的原因进行了探析并对道德嬗变的走向进行了展望,对于解决人们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迷茫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