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论之变迁与"诗缘情"的形成

战国思孟学派开始将天命论转入性情论讨论,诗＂言志＂说逐渐向＂缘情＂说转化,屈原明确地表述为＂发愤以抒情＂。两汉学者因重于讨论天人感应,试图调合性情之论,但受制于＂言志＂说本身所具有的道德约束,并没有真正解决＂缘情＂与＂言志＂的逻辑矛盾。魏晋之际,随玄学思潮而复兴的性情论,将个体性情的表达提高到超越群体意志表达的高度,为缘情理论提供了更为深厚的理论给养,从而促成了＂诗缘情＂说的最终成型。     

诗缘情而言志－试论诗的本体

关于诗歌的表现内容，有“言志”说、“缘情”说以及“情志合一”说。“诗言志”本有丰富的内涵，但作为儒家政本主义文学论纲，被人为地抽象化，于是有“缘情”说的矫枉过正。“情志合一”说则是双重否定之后，“缘情”与“言志”的整合。     

“言志明道”与“缘情尚文”——摭谈秦汉隋唐文章理论的双轨发展

我国古代文章学理论在唐代以前就初具规模。“言志明道”说明了社会生活乃至阶级属性对文章功能的干预作用;“缘情尚文”则显示了文章的发展有着自身的特点。纵观整个古代文论,“言志”与“缘情”、“明道”与“尚文”始终处于对峙发展之中.本文试以秦汉隋唐文论的状况分析为基础,找出文章理论双轨发展的规律。     

“言志”与“缘情”——论中国美学的儒道互补关系

中国美学很早就发现艺术创作内在的情与理的不可分割的审美统一关系,艺术虽然包含理性概念,但其中的情感内容又远非理性概念所能穷尽。儒家传统的“言志”说和道家传统的“缘情”说,分别代表中国美学对艺术内部思想与情感关系的解释的两条不同的美学路线。儒家美学的“言志”说主张“理”是艺术内在的情与理相统一的基础,文学所表现的情感内容应该符合伦理道德规范并受其自觉的节制与指引,由此而发展为“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道结合”的传统。而道家美学的“缘情”说,认为“情”是艺术内部的情与     

古代诗歌本体论之三种命题

＂诗言志＂、＂诗缘情＂和＂诗达义＂三个理论命题构成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体系框架。古代既有＂言志＂之诗,又有＂缘情＂之诗,而＂言志＂诗和＂缘情＂诗又都包蕴着思想意义,＂志＂、＂情＂、＂义＂是构成古代诗歌本体的三个基本要素。这三个命题显示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多元化特点,共同诠释了古代诗歌的本质属性,建构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理论体系。     

从《文赋》看陆机赋"体物"特色

对文学的审美离不开形式与内容,在审美过程中不能忽略任何一方面,大凡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也是文学艺术成熟的标志。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观点,把中国文论的重心由“言志”转向“缘情”,且对赋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效果也提出了更明确的认识。本文试从《文赋》中题材选取和语言艺术两方面来分析陆机赋在“体物”上的特色。     

“文”学之宏大叙事的解构——浅谈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文学观得到集中体现的一部著作，该文中他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文以载道”和“诗言志”两派，并且主“言志”而绌“载道”。但追溯中国古代文论史，“言志”与“载道”在这里都受到了误用，“诗言志”实则为“诗缘情”，它强调文学创作时自我情感的自在状态，为己而非为他人。这种“自己表现”的文学观，其实是对数千年来强调文学教化的社会功用的宏大叙事的解构。     

散文园地的一朵奇葩——评苗莉的《釉色英谈》

苗莉散文《釉色英谈》,自然真挚、缘情言志,格调高古超越,文采灵动璀灿,想象富赡飘逸。介绍古寨风光的同时展示了作者质朴素净的内心,赢得了读者的好评,成了散文园地的一朵奇葩。     

至美的口语化诗作——胡适《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语言赏析

胡适的白话诗,尤其是《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自出世以来,就争议颇多,毁誉参半。但胡适诗作的语言却颇具特色,其明显特征主要呈现为：语句凝炼,寓意丰富;情景交融,跳跃性强;缘情言志,节奏鲜明;口语入诗,散文特色。     

傅恒杰新散文《天堂鸟》的语言魅力

傅恒杰新散文《天堂鸟》以其独特的魅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细细品味，傅恒杰新散文的语言不仅缘情言志、意蕴深邃，而且凝练含蓄、朦胧蕴藉；其叙事语言则更是别具一格，具体表现是写景记事、简洁生动，绘物细致、形象传神。     

论传统哲学对中华武术发展的影响

采用文献综述法、逻辑分析法、资料对比法,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武术创造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大影响为线索,分析武术整体技术体系形成背后的古代哲学思想,以期作为当前研究武术文化、充实武术理论的参照。     

侠的沦落与古典主义的终结——韦小宝形象的现代性意义

武侠小说的诞生和发展是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相伴随的,这也使得现代武侠小说带有很重的古典主义色彩。在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建立之后,金庸的《鹿鼎记》塑造了韦小宝这样一个好色贪财、无赖油滑而又颇讲义气的反英雄形象,这标志着侠的沦落和古典主义武侠文学创作模式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武侠文学终于获得了现代性的内涵。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抗灾意识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灾荒文学的本质就是折射这一关系,中国古代文学不但刻录了灾荒的历史痕迹,更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抗灾意识与生生不息的精神,展示了中华民族热爱自然、珍惜生命的生态观和生命价值观。     

金庸小说中的情爱诗学

金庸小说在武侠叙事之外，还有一个言情叙事的存在。其作品通过言情叙事来彰显人的生命价值，从情爱本质的拷问中展示人性的复杂与深刻，情侣们携手江湖还表现了金庸小说对诗意生存理想的追寻。小说中丰富的言情话语已经构成情爱诗学。     

论平江不肖生的“奇侠”路向

平江不肖生在1923年开创中国现代武侠小说新局面之时,从"无稽"到"荒诞",他首创了"理之所无,事或有之"的"奇侠"观,遵循的是证伪主义的思维逻辑。在小说的形式结构上,以突出"奇"的特色为核心,自由穿行于幻想与现实之间。他的这种"奇侠"创作路向,不仅是奇幻武侠的创作方法,也极大地影响到他的现实武侠。"奇侠"的创作路向,对于认识今天的奇幻文学,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太极拳源流及发展趋向的研究

太极拳自产生发展以来,不断吸收中国古代哲学和古代养生文化,同时与中国古典武艺相脱离,发展至今成为一种以健身和修身为主的民族传统体育.现代的太极拳已不太适应武术竞技体育比赛,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传统武术.因此,太极拳应从竞技武术、传统武术中剥离出来,形成自己以健身和修身为主体的东方健身体育,为其更加自由的发展,拓展更加广阔的理论和生存空间.     

简论第一次商业电影浪潮中的武侠片

武侠片作为中国第一次商业电影浪潮中的重要电影创作现象,是中国传统侠文化与复杂现实相互交汇的产物,也是欧美武打、剑侠电影影响中国影坛,《银星》杂志大力推崇＂新英雄主义影剧＂观念,以及古装片在严酷的商业竞争环境中寻找出路的必然结果。就具体的制作而言,武侠片带有明显的类型电影特征。但是,作为商业电影的武侠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带有诸多的正负效应。     

论张恨水小说流行之因

张恨水的小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其小说之所以长热不衰,主要在于他在写作时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与时代意识,并且将缠绵悱恻的言情小说与惊险紧张的武侠传奇熔于一炉,在艺术形式上将传统章回小说和现代小说新技法融为一体,在思想内容上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跳出了鸳鸯蝴蝶派一味言情的才子佳人式的窠臼。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略述

本文从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渊源以及与民族文化、中国古代哲学的关系着手,对中国传统武术文化进行了探讨,以此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发扬武术文化博大的精神内涵,理解东方文明的精髓,对民族的自立、自强和凝聚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王韬武侠小说思想探微

王韬的武侠小说以乱世为背景，侧重描写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行侠仗义；二为王前驱：三犯上作乱。王韬创作武侠小说与他所处的时代及其政治思想有关。因为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动乱时世，安全没有保障，便萌生了对解民倒悬、救民水火的侠客的幻想。王韬希冀用创作补现实人生之憾，于是带剑长行的侠士不但要行侠仗义，还要完成作者“下马草檄、上马杀贼”的救国英雄梦。望梅未必能止渴，画饼何尝能充饥？承载着作者“救助梦”和“英雄梦”的侠客总是遭遇尴尬：武功盖世的剑客因为填不饱肚子而上山落草，想要为王前驱的侠客大多步了梁山英雄的后尘。王韬的侠客梦最终未能摆脱时代梦魇和人生失意的影响而显得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