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重塑——从《玩偶之家》看易卜生戏剧的传播与接受

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西方各种戏剧流派传入中国,其中现实主义戏剧思潮蓬勃兴起,在这种背景之下,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迅速传播开来,掀起了一场"易卜生热",使易卜生这位"现代戏剧之父"被中国人熟知,而其中《玩偶之家》的影响尤其之大,鲁迅、胡适、郭沫若等文学大家都对娜拉这一形象进行了中国式的解读,进而又对易卜生思想进行了解构与重塑。     

浅谈易卜生对中国的影响——以《玩偶之家》为视角

易卜生的戏剧在中国文学界乃至中国社会曾有过广泛影响。《玩偶之家》这部作品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得到了较多接受和关注。女主公"娜拉"挣脱枷锁、为争取自己权益离家出走的行为对中国女性的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父权、女性和男性--关于《玩偶之家》的女性主义解构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社会戏剧”中最早的一部讨论家庭关系的戏剧作品。劳娜的出走一直都被认为是女性对男性统治下的社会的反抗，是女性对自身价值的肯定。文章试图重新审视这部戏剧中的性别问题，从而揭示易卜生和他笔下的人物劳娜，都无法真正摆脱父权社会的意识形态。劳娜，作为易卜生男性经验的创作人物，自始至终陷于父权社会的权利话语中，她的出走并非真正觉醒只是对海尔默没有履行父权社会加之于身的责任的幻灭。     

翻译的政治与接受的可能——“五四”启蒙话语中的《玩偶之家》

无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娜拉”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本文分析《玩偶之家》在跨语际过程中的翻译的政治和接受的可能,试图回答“娜拉”成为文化偶像的原因。在五四启蒙话语中,《玩偶之家》反思现代性的面相,被对于现代性的渴望与设计所遮蔽并且替代了。“现代”的诱惑与诉求,已经内在于《玩偶之家》翻译和阐释的文化规划之中。     

谈易卜生对郭沫若的影响

易卜生《玩偶之家》与女主人公娜拉的形象给了郭沫若宝贵的启迪。他的历史剧代表作《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中的主人公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娜拉的叛逆性格,是娜拉带郭沫若走近易卜生,而这其中的距离远近又与郭沫若本身的思想个性不无关联。从易、郭剧作中个人主义的人物风采,以及易、郭两人的女性观,探讨了易卜生对郭沫若的影响。     

略论《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形象

易卜生在其代表作《玩偶之家》中塑造了娜拉这一独特的女性形象。她从一个完全依附于丈夫的传统女性转变为与丈夫决裂,最后离家出走,踏上寻求自我旅程的新女性。在细读文本后,发现娜拉的这种转变不是无迹可寻的,她在彻底觉醒,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个体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很多新女性才具有的特性。因此娜拉最后摔门离家并不是在认识到自己婚姻的虚伪本质后的无奈之举,而是自我觉醒后的必然结果。     

娜拉走后怎样?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以娜拉离家出走而提出了妇女的社会问题.娜拉走后到底怎样?长期以来引起人们深深思考.为此,鲁迅于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娜拉走后怎能样?》为题发表演讲,指出在尚未取得独立的经济权的娜拉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回来",二是"堕落".但实质上娜拉出走前已潜藏着独立意识和具有战胜生活困难的坚强意志,因而娜拉走后既不会"回来",也不会"堕落";而将以一个独立的人的形象傲立于社会之中.     

穆斯林兄弟会崛起:进步还是倒退

中东: “娜拉出走以后”“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遗留给世人的经久未衰的这个命题,如今放在剧变狂潮后的中东同样适用.任何一场革命,或者说更改甚至抛弃原有制度和秩序的变革,毫无疑问都是令人热血沸腾、意气昂扬的,给予人无穷希望,同时又使人抱持焦虑问号,但只有革命之后的安排抑或选择,才能够将持续了近两年的“阿拉伯之春”推向高潮.     

翻译效应视野下的《玩偶之家》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影响

本文以翻译效应学为理论依据,通过考察《玩偶之家》在中国翻译的时代背景,论述其传播效应和接受效应。最后,通过对《玩偶之家》在中国产生的综合效应,论证翻译的传播功能及其在文化传播中的积极效应。     

中东:“娜拉出走以后”

"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遗留给世人的经久未衰的这个命题,如今放在剧变狂潮后的中东同样适用。任何一场革命,或者说更改甚至抛弃原有制度和秩序的变革,毫无疑问都是令人热血沸腾、意气昂扬的,给予人无穷希望,同时又使人抱持焦虑问号,但只有革命之后的安排抑或选择,才能够将持续了近两年的"阿拉伯之春"推向高潮。     

娜拉"不可能有新的出路"吗?

笔者以为娜拉走后能做一个独立自尊的人,因为:其一,娜拉有强烈的追求男女平等地位的思想、自尊自重的人格,其二,娜拉有外柔内刚的性格,有忍受辛劳、挣钱独立生活的实际能力;其三,林丹太太暗示了娜拉出走后能成功地做一个独立自尊的人;最后,妇女解放在挪威已有良好的气候和土壤,为娜拉提供了较为良好妁社会环境.     

浅析家庭暴力中的新形式“冷暴力”

家庭"冷暴力"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但在国内因为认识上存在的偏差和社会的不重视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的一颗"毒瘤",成为婚姻的第一杀手,家庭"冷暴力"的形成既有社会转型、社会压力的原因,也与家庭结构、人际交往方式的变化等因素有关。对于家庭"冷暴力"的预防可从心理、社会、法制等几个方面入手。     

家校合作视野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机制探究

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对大学生的教育和培养不仅是一项关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希望工程＂,也是一项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的＂社会工程＂。其中,高校和家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探索构建家校合作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机制,不仅是新时期、新阶段提高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实效性的应急之举,也是着眼于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客观需要,更是一个亟待解决和完善的现实课题。     

社会权——社会法的基石范畴

社会权是社会法的基石范畴。一个学科的范畴通常可以分为普通范畴、基本范畴和基石范畴三个不同的层次,其中,基石范畴是把一个法的部门从法体系中相对地独立出来的核心范畴。＂私法公法化＂、＂社会问题＂、＂社会整体利益＂及＂社会安全＂等范畴都难以成为社会法的基石范畴。问题群中属于本源性的问题才能成为基本问题,功能性范畴、目的性范畴只是解决本源性范畴所导致的结果和目的,而本身不是本源性范畴或基石范畴。社会权和社会法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社会权的产生和发展催生和推动了社会法的产生和发展。社会权作为社会法的基石范畴,既能制约、控制和引导社会法的发展目标,也能很好体现权利本位的法的价值和理念;既有利于构建一个有内在逻辑的社会法体系,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新课程理念下高等师范生创设“问题导学”型课堂能力的培养

近年来,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和逐步深化,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正面临一个新的阶段.其中最显著特点之一就是由"教"的课堂向"学"的课堂转型,即"教师导学"向"问题导学"转变.培养高师生创设"问题导学"型课堂,以实现与一线基础教育的无缝对接,是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迫切需要.     

高等学校“文物美育”研究

《全国教育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纲要》在谈到美育课题时曾提出,应重视“研究美育与本土优秀传统艺术”的关系,“研究新时期学校美育的发展前景”。如何考虑“本土优秀传统艺术”资源与“学校美育”的关系？可以由“本土传统”的文物资源入手,从美学基本范畴着眼选择“文物群”,有内涵指向展开审美教育,培养学生劳动创造观念与审美实践能力,培养学生民族审美传统与乡土情感。培养学生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意识与科学精神,形成一个在高等学校进行“文物美育”的思路及机制,从而走出一条有效利用文物资源开展审美教育的新路子。     

论苏童小说《米》中“米”的主题意蕴

随着社会生活中意象形态的凸显,文学作品也随之有了反映社会和人类的新角度和新方式,作家的言说方式也因之越加隐喻化和象征化。《米》是苏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了一个人具有轮回意义的一生。文章由人物形象入手,结合中心意象及线索“米”的发展,提出了五龙穷尽一生追逐的“米”正是食欲和性欲所构成的欲望话语,展示人性恶的深刻与震撼,而五龙一无所有的来到城市到搭载一火车米死在归乡途中更是提出了有关欲望、暴力、挣扎、循环的宿命的思考,揭示小说深刻的主题。     

农民的土地观念与真实的土地过程——从调查看当前农地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30年来农地改革的表面繁荣不过是权力和学者的自娱自乐,作为土地主人的农民的土地愿望长期"被表达",农地改革成了被绑架的玩偶。农地改革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关系亿万农民身家性命和国家民族未来的现实问题,只有扎根田野,关注民生诉求的改革设计才是有生命力的。     

王跃文案的竞争法思考

王跃文案提出了作家是否属于＂经营者＂问题,虽然法院对个案已做了认定,但新型的不正当竞争却会不断出现,若一一对适用主体进行解释将增加司法成本。所以《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主体应从＂经营者＂扩展到＂凡影响市场竞争活动之人＂。另外,该案也反映了名人形象保护的必要性,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亦应增加一款专门规定予以保护,防止消费者对具备商业标识的名人形象产生混淆。     

与国家命运相依存共沉浮的金融家族——司南长篇小说《民国银号》中司马氏家族与中国政治变迁的关系分析

长篇小说《民国银号》从金融与贸易领域这一罕见独特的角度切入,叙写了清末民初乃至抗战胜利这一时期西安民间银号经营者的众生相,成功地创造了司马氏家族人物形象。司马氏家族崭新的经营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为陕西辛亥革命领袖等筹措资金而激发产生的,其后不同时期的所有经营活动都与“政治”和“革命”密不可分。这一方面显示了司马氏家族追求社会进步的品质,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中国历史上政治与金融、商贸具有天然关系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