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本汉对等韵的认识和运用之评价

高本汉建立的音韵研究范式其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整个研究过程都是在等韵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在等韵的框架内研究《切韵》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优势显而易见。但是,高本汉当时对韵图的认识和运用存在某些偏差,使得在等韵的基础上建立的《切韵》研究模式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内外转辨猜

“内转”和“外转”是等韵学上的一对概念,由于最早分内外转的韵图《韵镜》,也没对内外转的含义加以说明,于是后来的治等韵者,便有了各种解说。大致有以下两种意见:一种解释是说,“转”是指韵图中有没有真正二等韵,有者叫外转,无者叫内转,这是对“内外转”传统的解说,基本继承了《四声等子》和《切韵指掌图》中“辨内外转例”的观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内外转与唇之开合、舌之伸缩、主要元音之侈等发音方面的因素有关,被视为对“内外转”的异解。因缺乏有力的论据,内外转究竟指的是什么?古之韵图作者是根据什么分韵图为内外转的?音韵学界还没有能使人信服的定论,一般人也只好拘守传统,“内外转”也就成了音韵学上     

《集韵》见、溪、疑、影、晓反切上字的分用

《切韵》、《广韵》一系的韵书里，牙、喉音声纽的反切上字，有一、二、四等一类，三等为另一类的分用趋势。《集韵》除接等的分用不同外，还有按开、合口分用的趋势。《集韵》这些反切上字的分用，显然受到当时盛行的等韵学影响，反过来又影响了《礼部韵略人《古今韵会举要》等一些韵书的反切。因此，研究《集韵》牙、喉音切上字的分用，并把它与《切韵入矿韵》及万关等韵图加以比较，木仅对了解北宋时期的语音情况有益，而且对隋唐至宋的一些音变现象也可提供线索，同时还可为解决《切韵入《广韵》及的图中尚存的问题提供材料。由于只有见…     

孙吾与及其所著韵书考

孙吾与为江西丰城人,经历元末明初两朝。所著韵书有两种,均已亡佚。现存《永乐大典》保存其部分内容。经考证可知：《韵会定正》为韵书,《韵会定正字切》或《字切》为韵图或为具有韵图性质的韵书。《韵会定正字切》的作用是直观反映《韵会定正》反切拼读成音的情况。二者的关系应相当于《韵镜》与《广韵》。     

试论陈澧《切韵考》辨析“重纽”方法的得失

清代是音韵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古音学研究的成果令人瞩目,中古音研究也有长足的进展。在中古音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当首推陈澧。陈澧(1818—1882),广东番禺人,所著《切韵考》(附外篇)一书,创立了反切切语的系联法,从《广韵》的切语中推求《切韵》的声类和韵类,自成一家之说。后人普遍赞同他的科学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其书成为研究中古音学者的必读之书。然而,陈氏考订《广韵》后所得的声类和韵类,没有被后来学者采纳。周祖谟先生于本     

再论《切韵》所反映的读书音及其音系性质

关于《切韵》音系的性质,音韵学家历来看法不一,六十年代初曾有一批学者就此问题展开过一次大讨论,随后周祖漠的“读书音说”得到诸多学者的认同。根据《切韵》时代的相关记载及语音发展史实,《切韵》所反映的音系是读书音的观点是最有根据的,这个读书音音系首先是一个规定性的“纸上音系”,同时又是一个口耳相传的“纸上音系”,当时的洛阳音有成为其音系基础的可能,但是体现在实际语音中,并无真正的标准音,“南腔北调”是当时唯一的事实。     

《韵镜》版本述略

《韵镜》版本众多,且大多流传于东瀛日本。中国学者对此鲜有介绍。日本学者对此有介绍者,然所作皆为日文,不便中国学者了解。通过对目前所见《韵镜》各版本的考述,有助于提高学界对《韵镜》的认识,推动《韵镜》更深入的研究。     

《切韵》——金陵洛下读书音

《切韵》到底代表哪个语音系统,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切韵》编撰的宗旨、它的成书过程、当时实际的语音状况以及《切韵》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等等方面来推论《切韵》代表的是隋代活跃在金陵和洛阳两地的文人士族口中的读书音。 陆法言为何要撰写《切韵》?他在《切韵序》中明白地说是要“赏知音”。即为精通音理者而作。既要赏知音,就必须精细地审音、正音,做到“剖析毫厘,分别黍累。”王显     

高本汉以后汉语音韵学的进展

自从高本汉的划时代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和《汉文典》发表以后,汉语音韵学的面貌为之一新。数十年间修订、发展高氏学说的著作蔚成大观。把这些新的成就作一概要的回顾,目的是为了踵武前贤,开拓新路,迎接新的音韵学时代的到来。一、关于《切韵》性质的讨论从《切韵》音系出发,上可推周秦古音,下可推宋元音韵,此实为汉语音韵学研究之枢纽。所以,对《切韵》性质的认识,自然涉及到整个汉语音韵学赖以建立的基础。如果认为《切韵》音系是一个综合古今南北的“大杂脍”,根据《切韵》进行中古音构拟,自然毫无     

喻四的上古来源及其从上古到中古的发展

陈澧《切韵考》指出,传统所谓守温三十六母中的喻母在《切韵》中分为以余馀予夷以羊弋翼与营移悦等十二个字为切上字和以于羽雨云雲王韦永有远荣为洧筠等十四字为切上字的两类。在唐宋等韵图中,前一类一般放在喻母四等的格子里,后人就习惯上称之为喻四。 喻四是个不易被认识的声母,从谐声、切语、异读等材料看,它与唇牙舌齿喉乃至半舌半齿都有关系。本文企图通过这些关系的分析,弄清喻四从什么来,如何向中古演变,并对它的复杂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     

章炳麟《成均图》的重新分析

章炳麟的《成均图》是其古音学研究的重要发明。梳理《成均图》韵转类别,对图中奔侈含义进行辨析;分析章氏建立韵转所依据的材料,并从同语异质视角考察大量韵转的语言经验事实依据。     

论尤韵与幽韵的关系及在韵图的排列——参照《慧琳一切经音义》

从《慧琳音义》的材料来看,尤韵与幽韵已经相混成一韵,形成重纽韵。但只有在牙喉音中有重纽两类的对立,而唇音中只有原来的幽韵字,为重纽B类,原尤韵唇音字按声母的语音条件已分化为侯韵与虞韵。由于韵图没有按照实际的语音情况将尤韵唇音字列到侯韵和虞韵中去,而是仍列在尤韵三等,为了节约一个图,幽韵唇音字虽为重纽B类,但在韵图中也被列在四等。     

近30年中国大陆口述史学发展述评

近30年来,中国大陆口述史学发展迅速,学者对口述史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关于口述史学性质的“学科/方法”之争还在持续,实践中学者们多从方法角度开展研究。文学叙事型书写/叙史方式是当下大陆史学家进行口述史书写的主要方式。口述史学应努力形成明显区别于人类学等学科的学术理论、方法体系和公认的书写范式,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严格规范、特色鲜明的中国历史学分支学科。     

"诗史"精神的确立--杜甫在唐末五代的接受探析

由于社会动乱的原因,相似的文人命运使唐末五代文人首先确立了杜诗“诗史”地位并效仿之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又由于文人大多得不到重用,各个政权的腐败,杜甫的讽谕手法及寓议论于叙事的艺术手法也被唐末五代文人继续发扬。尤其突出的是托古讽今的咏史诗和韦庄对杜甫的接受和仰慕。     

绿色作文教学初探

针对灰色污染对作文教学所产生的危害,绿色作文教学理念应运而生。绿色作文的特点在于：师生关系上的生态性、作品主题上的健康性、文章构思上的自然性、表达上的真实性和写作目的上的发展性。绿色作文教学应采取的策略是：以学生生活为源泉,拓展学生写作领域;以学生认知为基础,激发学生写作兴趣;以学生情感为核心,培养学生写作个性;以学生言语为平台,建构学生写作语言;以师生评改为抓手,提升学生写作素养。     

妙笔生花——试论中国古代文人的嗜笔情结

毛笔不仅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书写工具，更在他们的精神乐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古代文人通过咏笔、品笔、赠笔与梦笔，不断赋予毛笔以象征的意义，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嗜笔情结，并揭示产生这种情节的原因。     

后殖民语境下的流散写作

流散现象是近百年来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产物，这种现象的出现造就了流散写作的诞生。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流散写作已经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流散作家们往往具有双重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了解他们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心灵世界和文化身份的变迁，对我们认识全球文艺格局的新趋势、新规律有重要意义。     

中英议论文写作中的直接性的对比研究

自从美国语言学家Kaplan在他的《跨文化教育中的文化思维模式》一文中声称英语写作是直接的,汉语写作是间接的,许多中国学者就想当然的接受了这一观点,但却少有人作一些实证性研究对Kaplan的假设进行验证。本研究从英汉议论文中主题句和中心思想句的使用方面对Kaplan的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发现英汉议论文在写作的直接性方面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英语写作是直接的,汉语写作是间接的。     

梁武帝与梁代诗坛

在梁代诗坛上,梁武帝萧衍贡献卓著,为后世文史论家称道。他以自己的创作为表率,推动了梁代诗歌创作的兴盛。他还以帝王之尊广交文人学士,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他大力提倡诗歌创作,诗文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极大提高,实际上他已将诗才作为＂取士＂的一项重要参考标准,这些举措对当时诗歌创作的繁荣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对当时的文士聚会和诗文世家的创作也有正面的影响。他要求文士们讲究诗歌创作的声韵、用典等技巧及艺术形式,对提高诗歌形制的正面意义不可忽视,但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