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尔敏的论证域和论坛

图尔敏是逻辑学实践转向的重要理论先驱之一。他所倡导的论证逻辑理论或实质逻辑既从法律论辩实践中来,又到法律论辩实践中去。《论证的使用》(1958)虽然发起了对符号逻辑范式统治的挑战,但主要是从理论上论证逻辑(形式证明)和修辞学(不诚实的说服)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分析实质论证的中介方法。叙述了体现图尔敏逻辑思想的一般论证理论的论证域或论坛。     

图尔敏论证逻辑的意义及反思

在形式逻辑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图尔敏以法学为模型提出的论证模式为逻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并且,图尔敏论证模式还提供了在展示修辞论证的剖析和检验的过程中比传统逻辑方法更有用的一个结构模式,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图尔敏模式所具有的优点,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和赞扬。但是作为一个颇具革命性的理论,他的理论也遭致了来自各方面的批判和指责。     

图尔敏论证模式

图尔敏的论证模式包括主张、根据、保证、支援、可能的反证和模态限定词。主张是论证的起点,主张的类型决定根据。从根据到主张需要保证,保证一定程度上支持从根据到主张的步骤。当保证的可靠性和相关性遭到挑战时,我们需要为保证寻求不同类别的支援。考虑到例外,需要可能的反证。最终的陈述不可避免地需要模态限定词。     

法律逻辑的两个基本问题:论证结构和论证型式

当法律逻辑采用以论证为基础的方法进行构建时,法律论证的宏观结构分析以及证据推理、法律解释和适用的推理所使用的论证型式,就成为法律逻辑的两个基本问题。图解方法有助于诉讼双方理清各自的论证路线,也有助于裁决者整体把握诉讼双方的论证结构并进而评价其论证力量,更有助于裁决者在裁决书中向当事人和公众有力地证明判决的正当合理性。论证型式的使用,在适当的条件下,不仅丰富了证据推理的手段,而且赋予或增强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的正当合理性。     

法律论证的逻辑——试论法律逻辑的定位

法律逻辑作为法律实践中极其重要的法学方法论,我国的理论与实务界对其定位与研究方法都存在一定的争论。回顾了西方近现代法哲学界对法律与逻辑关系的探讨,这些探讨,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法哲学界所兴起的法律论证理论,为中国法律逻辑的定位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维度,中国的法律逻辑应定位为法律论证的逻辑;20世纪中后期在西方逻辑学界所兴起的非形式逻辑思想,为中国法律逻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新的方法与理论基础。     

《法律论证原理》再批评

对照《法律论证原理》的原文《Fundamentals》分析,又发现译文另一些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详细罗列和指出了《法律论证原理》主题索引中严重的术语翻译错误、正文中一些不恰当的译法,和一些不对称的翻译等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涉及到逻辑学和论辩理论的根本问题和基本原理。鉴于该书对法律论辩理论的重要性和对我国法律专业学者和学生的重大影响,译者、校者和出版者应该尽快组织修订版。     

论法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以法律论证理论的分析为例证

法律来源于现实生活,它服务于实践问题的解决方能彰显其应用性。问题意识确立后,才能进而采用一定的路径方法实现问题目标的解答。通过对罗伯特·阿列克西（Robert Alexy）的法律论证理论的考察,能在某种程度上印证实际问题意识对法学研究的建构性指引,而且可达到当事人接受裁决结论的法律方法应用效能。     

逻辑学论证实践中的法律逻辑

在学界对法律逻辑共识的基础上,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论证实践中的法律逻辑问题。主要探讨了论证实践的划分、论证实践的重点及法律逻辑在论证实践意义与有限性等问题。作为一门动态发展的工具,法律逻辑的根本旨要就在于对论证实践的贡献。     

法律论证评价所体现的批判性精神

论证评价中争议最多的因素就是论据能否为论题提供充分的支持,法律论证评价也不例外。法律论证评价的核心问题就是法律论据的评价标准。在这一评价过程中所体现的精神与批判性思维的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     

法律发现、证立的范围及其区分

法律论证是法律方法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法律论证中所包含的法律发现与证立则是运用法律方法论的重要手段。所以,如何在法哲学领域中给法律发现和证立以正确的定位,是我们正确运用法律方法论作为理论指导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再探析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民事诉讼法的一个基本问题,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了界定,明确提出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是证明任务,不是证明标准,介绍了证明标准的类型和作用范围,并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构建进行了初步设想.     

对公证的证据学思考

公证是国家授权的专门机构和人员依法定程序对有法律意义的行为、事件和文书进行居中证明、监督，并赋予其特定法律效力的活动，公证的效力通常包括证据效力、强制执行效力和法律行为成立要件效力三个方面。公证文书之所以比其他普通文书具有较高的效力，就在于公证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如果缺少调查取证，就会削弱公证的证据效力。实际中，存在着公证文书与一般书证的区别、公证事实与法律推定事实的区别、民事诉讼法中关于举证推翻公证证明的规定与举证责任倒置的区别的情况。公证立法过程中应明确公证处的调查取证权及调查取证程序，以增强立法的保障与规范性。     

质疑“证据之王”

证据证明力的大小是刑事诉讼中一个最敏感的话题。通过对几种所谓“证据之王”的比较分析,不难看出任何证据的证明力都是相对的,片面强调和相信所谓证据之王必将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并违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制总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试析刑事证明标准理论之法律真实说

我国学者们缘于对1996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所确立的“疑罪从无”原则的讨论,将“法律真实”引入刑事证明标准理论,法律真实说驳斥客观真实说曲解唯物主义认识论,对客观真实说的缺陷作了切中要害、准确而深入的分析,因而,在与客观真实说的论战中逐步获得来越多的支持。然而,法律真实说由于其理论上的不彻底性,也使其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倒置

刑事诉讼中一般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但是在某些物定情况下,控方只需证明初步事实的存在,其他与被指控犯罪相关的事实的证明责任则转由被告方承担,如果被告方不能证明相关事实,则要承担对其不利的推定,这就是证明责任的倒置,但并非所有被告人担证明责任的情形都属“证明责任倒置”,在一般情况下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实际上是“证明责任正置”。证明责任倒置在形式上是“有罪推定”,但它对某些刑事案例件实体真实的发现极具必要性,也符合正当的法律价值取向。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必须确立证明责任的倒置规则,但其适应范围须作出严格界定。     

论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公布,规定了《民事诉讼法》中关于举证时限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但仍然暴露了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过于严厉,举证时限制度配套制度不健全,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得不到保障这些立法缺陷。然而要不断修改和完善这些立法缺陷,就必须通过举证时限制度由法律来直接规定,设立与完善举证时限的配套制度,扩大当事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来改善这些现实问题。     

论民事检察中的调查取证权

调查取证权是检察机关依法进行民事检察监督的重要保障,但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理论和实务界也有许多不同的观点,这种不规范造成了实践中权利的缺失或滥用,正确认识和规制调查取证权,对保障民事检察的有效、公正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我国《合同法》中的违约金变更规则

合同当事人缔约地位的不平等而导致违约金条款被滥用的现实是违约金变更规则得以确立的客观原因,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对违约金的变更问题作出了规定。我国《合同法》第112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确立的违约金变更规则是处理违约金变更的重要法律依据,但在违约金变更标准以及举证责任等方面存在缺陷,需要通过立法加以进一步的完善。